|
不是咬文嚼字，再谈‘公’与‘共’的差别 表面看来，‘公’与‘共’的字义似乎是相同相通的，所以‘公’与‘共’经常被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合称‘公共’。好像‘公’就是‘共’，‘共’就是‘公’， ‘公共’经常合用，如公共交通、公共事业、公共财产、公共汽车、公共厕所等等。但实质上‘公’与‘共’却有重大的区别。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这种重大区别，常常是以‘公’代‘共’，因而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失误。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实践中，‘公’往往和‘官’联系在一起。公家就是官家，公事就是官事，公产就是官产，公款就是官款，公费就是官费，公车就是官车，公堂就是衙门，公文就是官文，公告就是官府的告示。公差就是官差，在宋代就把官府差人称为‘公人’。官宦子弟则通称为‘公子’，婚后被称为‘官人’或‘大官人’，即使不做官也必是和官府瓜葛密切的人了。在当代有时也把官员称为‘公仆’，不过这是官府的仆人而不是人民的仆人。‘办公的’就是当官的。没收充公，就是没收归官。‘办公室’就是当官办公的所在，公房就是官房，在日文中则很实在地把‘办公室’称为‘官房’，而办公室主任就是‘官房长官’。而‘共’则意味着是黎民百姓共同的，共有的，共用的，共通的。如共识、共事、共勉、共患难、荣辱与共，共存共荣······好像是人人均摊，个个有份的意思。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环境中，‘公’和‘共’具有本质区别。如果说‘公’意味着是国家的，政府的，‘共’则意味着是百姓的，人民的。因此所谓‘公有’就是‘官有’而不是百姓‘共有’。所谓‘公有制’理所当然地就是国家所有制，就是政府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社会所有制。而所谓‘共产’就就其本意来讲应该是人民共同拥有的产业或财产，而不应该是官家可以垄断独占的财产。所谓‘同甘苦’‘共患难’，应该是从官到民人人有份的‘共同富裕’绝不是只有官员及其后代才有份的‘先富起来’。因此，共产党就应该以‘共有制’为基本原则而不是以‘公有制’为基本原则。 把‘公’和‘共’联系在一起，有些重大问题就不好解决。如公共财产或公共资源（山、海、江、湖、森林、土地、矿藏等等），这些是属于大家共同拥有的，还是官家以国家名义拥有的?这些公共财产或资源到底是姓‘公’属于国家的，政府的，还是姓‘共’属于大家的，百姓的！作为‘公共财产’‘公共资源’是属于‘公产’还是‘共产’？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以‘共有制为基础’却要以‘公有制为基础’呢？ 看来，把‘公’与‘共’区别开来，绝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关系党和国家的性质问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