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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距今约4500-35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或稍后的山东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以及石家河文化等五支玉文化所出玉器虽然多种多样，但其新兴玉器只是圭、璋、刀等工具或兵器性玉器。另一个非常鲜明的情况是，除了齐家文化区仍然盛行琮、璧之外，这两种玉神器在另外4个玉文化区内明显的减少了，而且形制也变化了，加工上粗糙了。这种变化不是偶然，而是反映出玉器的主体占有者发生了变化。琮、璧的减少和退化标志着玉神器的衰落和消亡，间接地反映了巫权的削弱和旁落。圭、璋、刀等器是政治、军事权力的象征和载体，掌握这些玉器的人物都是部落的政治首脑和军事指挥者，他们获取了统治权力，取巫而代之，并将巫变为专门的神职人员，神权也随之落入他们手中并加以改造，巫事神的玉神器也就随之消失了。由此我们可以说，此时由史前社会巫统治的神权时代已转入由“帝”统治的王权时代。
玉文化发展时期 中国在夏商时期进入奴隶制社会，青铜器的发明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时原来具有权力象征的玉器如圭、璋、钺、戈等变成祭祀礼器和仪仗器。 夏的玉器极少，在这里主要说的是商代。商代早期至中期的玉器主要有玉刀、玉钺、玉戈、玉圭、玉琮、玉璜、玉斧、玉铲、玉柄形器、玉筒形器等，这主要是从兵器转化而来的仪仗器或者祭祀用的礼器。商代晚期的玉器已经较为丰富，根据1976年发掘的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统计，可分为礼器、仪仗器、实用工具、装饰品等。其中出土的礼器较全，有大琮、组琮、圭、璧、环、玦、璜和簋等。这为西周时期礼制的健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从妇好墓出土玉器可以看出：商代的玉雕工艺在选料、造型和制作技巧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选料上，已经开始使用质纯色美的和阗软玉，特别是商代晚期，和阗玉已占有相当比例。在制作技术上，当时已经出现独立的手工制玉作坊，不仅掌握了勾撤、钻、管钻、抛光等技法，并能熟练地将线刻、浮雕、圆雕、透雕融合在一起，大大增强了玉器的视觉立体感。商代玉器还继承了立体圆雕人像个各种动物形象，是我国古代玉器从平面走向立体，由简单装饰走向复杂陈设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西周时，周公制礼作乐，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琥、玉璜就是六种礼器，即“六器”，也称“六瑞”。除六器外，周礼还规定了天子与诸侯的服饰制度，建立严格的等级制度。如皇帝冕冠前后备有“十二旖”，用玉288颗，玉珠使用白玉。又如“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缁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 佩瓀玫而缊组绶。古者君子必佩玉。”至此，中华玉文化完全步入礼器玉时代。 商周时期，青铜器工具的出现，提高了制玉水平，使切割、研磨、勾线、碾轧、勾撤等工艺流程变得容易起来。商代王室有庞大的百工作坊，其中就有专门攻玉的作坊，如河南安阳殷墟曾发现了商代制玉作坊遗址。在作坊里，玉工不断改善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技术，为宫廷生产了各式各样的玉器，形成了制玉繁荣昌盛的局面。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很多大型玉兵器，有玉戈、玉刀等，大者在半米以上，薄片玉器在当时大量出现，是铜切片工具使用的结果。 青铜工具的使用是先进技术，对复杂形状的玉器制作很有利，但是，铜硬度不高，在切磨玉石的同时，也在快速地磨损本身，这不能不影响到玉石的细加工和深顶撞。在商周玉器中多是勾轧的纹饰，称之为双勾碾轧，这种纹饰有阳纹的效果，也是铜工具所达到的最好效果。 东周时期，诸侯混战，礼崩乐坏，西周初期制定的礼玉制度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对玉器的价值和功能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讨论。当时代表平民的墨子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不生”，他反对掠夺战争，主张节约，把是否有利于解决人们的温饱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他指出：“和氏之璧，随侯之珠，三棘六异，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可以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意思是“和氏之璧”等天下公认的宝物，既不能使国家富裕，也不能使人丁兴旺，对社会安定起不了作用，所以不是什么宝物，只是少数统治者的奢侈品而已，认为用玉“费财费力，不加利”，对奢侈的用玉活动给予全面否定。代表新型地主阶级的韩非子则极力主张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结合的功力主力思想，忽视玉器带给人的精神享受，把玉器等同于纯粹的物质用品，认为“有实用价值的玉器才有价值”。儒家创始人孔子则采取比较实际的态度，不仅宝爱玉礼器，而且呼吁重建礼制，将玉器人格化，提出“君子比德于玉”，从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等11个方面对玉的道德内涵作出详尽的描述。他的描述最终形成了儒家用玉体系，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东周时期玉器盛行，上起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无不以玉为贵，视玉为宝，玉器被广泛应用祭祀、装饰和丧葬等处。伴随着尊神敬天思想的动摇和青铜器礼器的盛行，此时的玉礼器装饰味渐浓，主要用于朝觐、盟誓、婚聘、敛葬等。东周最为显著的特色就是玉佩饰的盛行，这标志着古代玉器有神到人的转变，儒家用玉思想的形成标志着玉器人格化的正式确立。 战国以后，铁器工具大量使用，锻铁有良好的锻造性能，可以打制各种形状的工具，比青铜工具在形制上和耐磨性上前进了一大步。尤其锻造小工具更有有利条件，琢制纹饰要求有掖、撞、勾、撤等小工具，勾面纹要求勾砣刃口薄，打长孔要求细长铤，搜尖角孔要求细金属丝，这些工具用铁打造既耐用，又没有脆性。锻铁加碳成钢后硬度增大，能制成细而长又硬的钢铤，用于打长细孔，解决了大、小眼孔的打眼问题。所以东周玉器的比起以前，琢玉工艺更加突飞猛进，线条遒劲有力，钻孔匀称光滑。而且金银铜嵌玉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除普遍使用在剑、带钩、车马器等小件器物上外，在鼎、壶、尊等大型铜器上也开始使用，透雕、镂空等高难度的作品此时亦屡见不鲜。
西汉时期，玉器的礼仪性质已经大大弱化，除璧、圭可能还有一定的礼仪功能外，璜、琥也仅具有装饰功能，而琮和璋几乎找不到了。但是出现一类极富特色的用玉方式——为祈求尸体不朽而制造的葬玉，主要包括玉衣、玉塞、玉琀、玉握四种。 第四节 玉文化成熟时期 秦汉时期，中国统一，采运玉石原料更为便利，新疆和阗玉大量进入中原地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礼器、装饰为主的儒家用玉体系得到了很大的扶持。这时装饰玉器已经占了很大比例，主要有纯装饰意义的和具有一定实用性质的玉佩，前者如龙形佩、虎形佩及串饰、组佩等，后者则是指带钩、发笄及心形佩等饰物。但价值最高的应是圆雕和浮雕的陈设玉，这类作品发现较多，玉质优良，琢磨精细，造型新颖，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汉代玉器以雄浑豪放、清逸脱俗的特有魅力令世人倾倒。 隋唐时期，人们对玉器已不再觉得神秘，大量的玉器变成王宫贵族的私家收藏，这促使当时的玉雕制品出现以珍玩、装饰为主的格局。唐代装饰玉器中较为多见的是玉步摇，这是一种金属嵌玉组合饰物，“步摇”所嵌玉片极薄，竟然还雕有精致的花鸟纹饰。另外一类是玉带，为官袍上礼仪腰带所用的玉饰，唐代有严格的用玉制度，只有皇帝、亲王和三品衣上的官员才能佩带，佩带的数量从7到13不等。等级愈高，数量也愈多。雕刻工艺在继承传统玉雕的基础上融合同时代金银细工、雕塑绘画的表现手法，并吸收中亚、西亚等地艺术，兼收并蓄，融汇贯通，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唐代玉器开始呈世俗化倾向，具体表现就是生活气息的逐渐渗入，写实性强，不掺杂有夸张色彩，这与汉代自由奔放的浪漫主义有了明显区别。 宋代玉器呈现出强烈的世俗化倾向和浓厚的生活气息，造型选取日常生活中的题材进行现实主义创作，迎合社会消费心理，这是由于城镇的繁荣，商业的发展，使得市民阶层不断扩大，玉器为普通市民服务的倾向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宋代文人书画的兴盛，许多文房用具如笔筒、笔架、砚台、镇纸等也成了玉匠们精心雕琢的对象。宋代玉器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大量仿古玉器的出现，宋代厚古之风盛行，出现一股尊崇古玉质朴、典雅风格的风气，这类仿古玉器多为宫廷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明代学者高濂盛赞“宋工制玉，发古之巧，行后之拙，无奈宋人焉”。宋代的镂雕法被广泛应用，在形制和纹饰上讲究对称均衡，在图案化的形体上透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达到了生活和艺术的高度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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