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家养生--- 周易、道、儒、佛、中医

生命是具有生长、发育活力，并按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过程。“生、长、壮、老、死”，是人类生命的自然规律。探索生命的规律，对于中医养生学来说，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内经》认为，生命在天、地、日、月、水、火相互作用下，由无生命的物质演变化生出来的。天地之间所以有品类无限多样的物种，都是物质自己的运动和变化，在时间进行中形成的。“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就是这个意思。人是最高等的动物，但也不过是“物之一种”，是从万物群生中分化出来的。所以《素问》又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以天地之气生”，是说人类生命的起源，源于天地日月，其中主要源于太阳的火和地球的水。太阳是生命能量的源泉，地球的水（凡其所溶解的各种营养物质）是生命形质的原料。有生命的万物必须依靠天上的太阳和地上的水才能生存，人类当然也不例外。“天年”，是我国古代对人的寿命提出的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天年，就是天赋的年寿，即自然寿命。下面从五家（周易、道、儒、佛、医）养生法中，学习天地人养生之道，一知人的天年。

《周易》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万物之情，穷天人之际，探讨宇宙、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机理，进而阐明人生知变、应变、适变的大法则。这种学术巴想，也直接影响着祖国医学理论。诸如：阴阳学说，天人相应学说等等，即源于易理。养生学中，顺应自然、调和阴阳，未病先防等原则，亦源于易理。故自古以来，即有医易则通之说。《周易》立论的目的在于掌握自然变化规律，着眼于自身的安危，强调审时度势，顺应自然，力求主观与客观的协调统一，以防患于未然。恰如《易·系辞下》所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循易之道也”。这种居安思危，未变先防的思想，正是中医养生思想的理论渊源。

道、儒、佛、医思想的汇通，孙思邈精通道，佛之学，广集医、道、儒、佛诸家养生之说，给合自己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著成养生专论。不仅在《千金要方》中有大量养生论述，在《千金要方 养性序》中反复强调“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是以圣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他说；“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

融道、佛、儒、医于一体，收集、整理、推广养生功法。由于孙思邈用于道、佛之学，对其养生之理论及养生之术皆有精研，故在他的《千金要方》中，既有“道林养性”、“房中补益”、“食养”等道家养生之说，也有“天竺国按摩法”等佛家养生功法。不仅丰富了养生内容，也使得诸家传统养生法得以流传于世，是我国养生发展史上有价值的医学文献。

道教养生术，重视清静无为的黄老哲学，即指托名黄帝，渊源于老子的新道家学派，这时的道家思想，已经将阴阳、儒、墨、法等各家思想批判地吸收进来。如司马迁在《史记》中云：“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可以看出，这是承袭了先秦道家贵生、养神的思想。由于道教注重养生，崇信神仙，故而将诸子之说，兵、农诸家之书及占星、阴阳、五行医经医方等数术方技诸家之书广为收集而为道教经籍。因而，道教经书之中，内容广泛而丰富，有关养生的书籍多收其内。

葛洪对炼丹之术也进行了研究，他在《仙药》中论及的植物的如灵芝、茯苓、地黄、麦冬、巨胜子、楮实子、黄精、槐实、菊花等，经现代研究分析证实，确有抗衰防老、益寿延年的作用，但长生之论在养生方面并不足取。

南朝的著名养生家陶弘景，精于医学，通晓佛、道，书中论述的养生法则和方术甚多，概括起来，大致有：顾四时、调情志、节饮食、宜小劳、慎房事、行气吐纳等几个方面。

《养性延命录》收集了先秦及两汉时期的养生文献，也反映了陶弘景的养生学思想，这本养生专集对于推动养生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佛家养生思想，佛学本身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彻悟成佛”，然而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进行修炼，所以佛学中也含有与佛教教义结合在一起的有关养生健身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养生家们既取其养生作用之长，纳入中医养生思想之中。佛学中有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此法是将心专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参究，故称参禅。在修习禅定的过程中，有调身、调气、息心静坐的方法，静坐气功，只是修禅的形式或基础，并非修禅目的，但初学静坐的人必须懂得这些调身调气的方法，使身心保持健康状态，以保证修禅的顺利进行。这种方法是有强健身体，却病延年作用的。养生家则将此融入吐纳导引健身功之内，成为以静坐为特点的健身功法。

佛学认为人体也是由自然界构成物质的四大元素——地、水、火、风和合而成。地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人之体温、热量，风为呼吸。一般说来，“四大调和”，人方可使田，一大不和，生一百一病，四大不调，生四百四病。所以，佛家也强调身体的和谐统一，这一思想与中医理论近似。孙思邈将其收入《千金要方》之中。

佛学讲求调理人与自然、社会的“互存关系”，因而十分重视环境调养，植树造林，行医施药等公益事业。特别是植树造林，犹为突出。而寺院地址的选择，也是十分讲究的，多为环山傍水，山清水秀之处，环境清幽，景色宜人，既是佛教修行之处，又是养性怡人之环境，以宁静、空气清新、环境幽美为特点，为养生调摄增添了不少内容。

佛家有很多戒律，如五戒、十戒、普萨戒等。这些戒律多是对佛教信徒修行时的纪律约束，具体地说是对酒、色、食、财等诸方面欲念的节制和约束，以使人专心修禅，提高道德品质的修养。这种思想被吸收而融入养生学中，充实了养生学中“养神”、“固精、“节欲”等方面内容。

儒家一个“仁”字道出了自家的养生之法，“少时戒色，中年戒斗。”

《内经》奠定了养生学理论基础，《内经》总结了道家、儒家、杂家的养生思想为《内经》养生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内经》则是集先秦诸子理论及医药学实践之大成，为中医养生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内经》认为生命与自然界息息相关，《素问》指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认为自然界的阴阳精气是生命之源，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内经》详细论述了衰老的变化过程及衰老表现，并指出情志、起居、饮食，纵欲、过劳等一方面调节失当，是导致早衰的重要原因，并提出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等等。

《内经》指出：“四时之法”，是说人类还要适应四时阴阳变化的规律才能发育成长。人之所以有生命，在于构成人体的“气”具有生命力。人体生命力的强弱，生命的寿夭，就在于元气的盛衰存在；新陈代谢的生化过程，称之谓气化生理；生命的现象，本源于气机的升降出入等等，这都反映出气既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又是人体的生命动力。正因为气是生命活动的根本和动力。

有人认为“万物壮老，由气盛衰”观点，并认为“人之有是形也，因气而荣，因气而病”。张景岳则反复强调气在防病延年中的重大意义，指出气是人体盛衰寿夭的根本。他说；“盖以大地万物皆由气化；气存数亦存，气尽数亦尽，所以生者由乎此，所以死者亦由乎此，此气不可不宝，能宝其气，则延年之道也”。同样，精、血、津液亦是构成人体及促进人体生长发育的基本物质，如《灵枢·经脉》篇说：“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十、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这就说明人体的产生必先从精始，由精而后生成身形五脏，皮肉筋骨脉等。不仅如此，人出生之后，犹赖阴精的充盈，从而维持人体的正常的生命活动，故《素问·金匮真言论》说：“精者，身之本也”。若阴精充盈，则生命活动旺盛，身健少病；若阴精衰虚，则生命活动减退，早衰多病。人体之三宝精、气、神，作为养生保健的核心，都是以“天人相应”、“形神合一”的整体观念为出发点，去认识人体生命活动及其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和谐适度。使体内阴阳平衡，守其中正，保其冲和，则可健康长寿。情绪保健要求不卑不亢，“不偏不倚”，中和适度。又如，节制饮食、节欲保精、睡眠适度、形劳而不倦等，都体现了这种思想。晋代养生家葛洪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的观点，不伤的关键即在于遵循自然及生命过程的变化规律，掌握适度，注意调节。人在未病之时，患病之际，病愈之后，都有养生的必要。

《内经》不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养生原则和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如调和阴阳，濡养脏腑、疏通气血、形神兼养、顺应自然等原则，以及调情志、慎起居、适寒温、和五味、节房事、针灸等多种养生方法。而且特别强调“治未病”这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将养生和预防疾病密切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医养生学继承了传统中医学的理论和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以“天人相应”和“形神合一”的整体观为出发点．主张从综合分析的角度去看待生命和生命活动。养生方法以保持生命活动的动静互涵、平衡协调为基本准则。主张“正气为本”，提倡“预防为主”，强调辨证思想。要求人们用持之以恒的精神，自觉地、正确地运用养生保健的知识和方法，通过自养自疗，提高身体素质和抗衰防病的能力，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