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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江西的书院文化，首先就得弄明白书院是什麽？学界的一般说法是：书院是有别于传统官学体系的教育形式，在教育职能之外，同时还是学术文化原创、传衍的基地。它起于唐，兴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著名的书院，往往既是学术派别的活动中心，又是地方文化教育的重镇。 作为书院重要内涵的私人聚徒讲学，实际可以追溯到孔老夫子的时代。两汉时期，先秦私学传统遭秦代焚书的打击之后，也并没有中断，而是在民间得到艰难的恢复。两汉私学兴盛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那时的印刷技术不发达，读书人家中没有书，只能跟着老师，有人这样分析：汉人讲学，必从师者，以家无书籍，传写不易，非专家之师授以章句，无由得而成学也。讲学授课所需要的固定场所，被称为讲堂，或者精舍，精庐，名称不一，但都是为讲经授徒所设。 “书院”之名最早见于唐玄宗时的丽正书院与集贤殿书院，不过性质只相当于官方的图书事业机构，而非聚徒讲学的场所。在中古时期，由精舍，讲堂向书院的发展过程中，士人隐逸山林讲读的风气和佛门丛林制度起到了重要的诱导和启示作用。从书院主持者的称呼就可以看出山林讲读的遗风，那时我们不管校长叫校长，而是称之为洞主或山长。佛门丛林制度主要在组织规约层面影响书院制度的确立，这里我就不再展开了。 江西最早的书院是创办于公元814年的桂岩书院，它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而且是唐代办学时间最长的书院，长达55年。唐代江西的书院除了桂岩书院，有据可查的还有6所，其中由陈氏族人创办的东佳书院制定了教学、藏书、学田规制，是唐代最为典型的置田、聚书、授徒的书院。陈氏家法中有一条这样的规定：陈氏子弟七岁入宅西的书屋肄习，由东佳书堂派学生前来执教。至十五岁选其俊秀者赴离宅三十里的东佳书堂深造。这里就体现了古代教育的特点，古代的世俗教育体系不像现在一样有初中，高中，它只有大学和小学两个层次。朱熹曾经就有过明确的定义：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十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所以忠信、孝弟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小学教的是你该怎么做，而大学教的是你为什麽要这样做。 历史的车轮慢慢前进到了宋代，这是被李约瑟称为中国自然科学黄金时代的朝代，这是被陈寅恪（ke）称为有着“华夏民族文化最高成就”的朝代。同样，宋代也是书院正式确立并得以制度化、规模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书院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讲宋朝的书院文化，就不能不提到理学，理学是指宋朝以后的新儒学，又称道学。它由周敦颐所创，大家还记得初中时背过的《爱莲说》吗，就是此人所作的。他晚年居住在庐山北麓，建濂溪书院于江州（就是现在的九江），所以后来人们也称他为濂溪先生。从他开始，书院与理学建立了不解之缘。理学成为书院教育的理论指导，书院成为理学家的活动基地。通过书院教育这种社会实践，理学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发展、推广，而书院教育本身的内容也得到了充实、发展。书院这种学校模式的经验亦进一步成熟、完善。 庐山之北有濂溪，庐山之南有白鹿。濂溪标志着书院与理学结合的开始，是书院这种模式走向成熟的起点；白鹿洞意味着结合的完成，是书院模式的成熟标志。白鹿洞始于北宋初年，是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它的人文历史可以从李渤于唐贞元年间（785-804）隐居算起，至今已有一千二百来年，这个李渤养了一头颇通人性的白鹿，因此以鹿名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以鹿名地，称此处为白鹿洞。我想，还好李渤喜欢养白鹿，如果像现在的人一样养阿猫阿狗的，那这名字就没这般高雅了。南唐李氏朝廷在此处“建学置田”建立了“庐山国学”。北宋灭南唐后，江州地方上的有识之士在这里建立了白鹿洞书院。事实上在此之后白鹿洞书院经历了三起三落，到朱熹兴复之时，已经荒废了一百二十五年。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荒凉废坏，无复栋宇；赐額、官书皆已烧毁、散失，无复存者。真正让白鹿洞书院名扬千古的正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朱熹。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知今星子县），见此儒家旧馆荒凉景象十分感慨，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是这样写的：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此儒者旧馆只此一处。他说什么？他说的是：和尚庙上百家，坏了马上就得到修复，而这么重要的学校却如此破败。可是朝廷没有搭理我们的朱熹，相反历史上记载道：朝野喧传以为怪事。得不到朝廷的支持，朱熹只能依靠自己和当地士民的力量来重加修复。这是一所不受官府拘牵的自行设置，自筹资金，自主管理，自聘师长，自设课程，自选生徒的乡党之学————书院。为了修复白鹿洞，朱熹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他为这次修复写了《白鹿洞书院记》，另一方面他又邀请了另一位著名的理学家陆九渊来讲学，陆九渊讲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效果果然很好，史书记载：听者莫不悚然动心。这篇讲义也成了书院史上最经典的讲义。 朱熹在总结前人和自己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的规条。在《揭示》中他提倡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此五教作为基本的教学内容，以学、问、思、辨而穷理，以修身、处事、接物而笃行为教学途径的教学模式。后来《揭示》成为了书院精神的象征，是天下共遵的学规。而随着中国书院制度的推广，它又东传朝鲜、日本，不仅在当年被奉为学规，至今在日本还有将其作为校训的书院，可见其影响既深且广。其课程设置，其教学规条，其教学形式，其读书方法，都成为了后世书院教学的样板。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标志着中国书院教育模式的成熟。回顾书院发展的历史，大致可以归纳出她至少有下列特点： 1.书院的教学往往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它是一些学者既从事人事教学，又从事研究著述的场所。 2.鉴于书院为民间所创，故能体现自主办学的精神。 3.书院与官学不同，为民间集资兴建，或由个人出资，或由家族筹建。 4.书院往往聘请名师任教。事实上，这些书院不是官学，不能给学生一张文凭，一只铁饭碗。那为什么书院能吸引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学子呢？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因为学生确是来读书求学的而不是为了求功名的，二是教师本身的素质确能使士子闻风慕道而来。 5.书院的教学形式多样化。有教师的升堂讲说，有生徒的潜心读书，有师生之间的质疑问难，有生徒之间的相互切磋，有祭祀先圣、先贤的祭礼，也有处事应对的仪礼，有闲暇复率生徒优游与山石林泉之中，并有讲会的学习组织。 经由多代南宋理学家的努力，书院逐渐发展拥有了研究、讲学、藏书、刻书、祭祀、学田六大事业。我想着重讲一下学田，学田是书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学田的经营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达到了“书院不可无田，无田是无书院也”的地步。学田来源于各界的捐助，书院有了这些田，就有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即便是改朝换代，货币贬值，也不怕了。学田租给人家种，有田租可收，一时用不了的，可投入典商生息，让死钱变成活钱。余秋雨曾这样深情地歌颂学田：一样是黑色的泥土，一样是春种秋收，但千百年来却是为中国文化、为华夏英才提供着滋养，这与它们近旁的其他土地有多么的不同啊。 前面提到了朱熹和陆九渊，事实上，虽然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周敦颐和二程（程颢、程颐），但是他们学术思想上存在很大的分歧，说到底是“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分歧，作为他们师辈的另一位理学家吕祖谦怀着“会归于一”的愿望组织了一次学术会议，因为会议的地址选在了铅山县的鹅湖，所以历史上就把它称之为鹅湖之会。通过这次鹅湖之会，不仅朱陆之间，而且整个学术界都明朗了“尊德性”和“道问学”的根本分歧所在。鹅湖之会不久，大约在南宋的嘉定年间，人们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会晤，就在鹅湖边建立了四贤祠，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鹅湖书院。其实历史上还有一次鹅湖之会，那发生在13年后也就是公元1188年的冬天。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中有《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一词，里面写道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我想大家还没忘吧，对了，这一次的鹅湖之会的主人公就是辛弃疾和陈同甫，陈同甫就是陈亮，同甫是他的字。他和辛弃疾一样也是主战派，也郁郁不得志，也都是文学大家。1188年秋天，陈亮写信给辛弃疾和朱熹，相约到铅山紫溪商讨统一大计。但后来，朱熹因故推辞了这次铅山之会。史书记载辛弃疾本来卧病在床，看到陈亮骑着大红马到来，病痛全消。辛弃疾和陈亮这次会晤，瓢泉共酌，鹅湖同游，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乃别，成为文坛佳话。除了前面提到的《破阵子》，辛弃疾在与陈亮别后还写了几首《贺新郎》，有一句写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这不正是他们豪情壮志的写照吗？ 如果我们提到南宋末年，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蒙古铁骑和偏安的朝廷。但却有这么一个人用他那书生柔弱的肩膀肩负起民族大义，不用我提醒了吧，你们应该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了，对，他就是文天祥。从他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开始，文天祥就注定逃脱不了在每个中国学生的笔下死去活来无数次的命运。可他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又有什麽关系呢？事实上文天祥就是毕业于咱们江西庐陵县白鹭洲书院，并在公元1256年以当年全国高考总分第一的名次被钦点为状元的。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领的中央政权，其治下的广大汉族读书人，却秉持“春秋大义”，以传统的“夷夏之辩”和新政权长期对抗。统治者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政策，因势利导，不仅成功地化解了蒙汉矛盾，而且使汉族士人的书院成为蒙古、色目人的保护对象。江西元代书院有162所，其中兴复前代的有68所，而这68所中有40所是官修的，这就表明了旧书院的兴复受到了官府的重视。但是，书院的官学化趋势却加重了，书院的官学化，就是书院朝着官学变化，失去了独立性。元代政府通过一些重要的措施来逐步实现书院的官学化，如严格报批手续，以申报制度控制书院的创建与兴办；委派山长，并将其纳入学官体制；拨置学田，设官管理钱粮，控制书院的经济命脉等等。有时之士无不感慨：书院之设日加多，其弊日加甚。为什麽会这样呢？这就在于书院的建设者“徒知假宠于有司，不知为教之大，图徇其名，不求其实然耳”。唉，读到这句话，我想历史真的是惊人的相似，当代的教育问题和元朝本质又有什麽区别呢？我们现在呼吁的“去行政化”600多年前的元朝就有人喊了，只不过那时不叫做“去行政化”，那时叫“去官学化”罢了，而事实上当时民间还是存在一部分“不隶与有司”的书院的，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又能找到几所这样的学校呢，我再想呀，元朝相比于宋朝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倒退，可我们现在和元朝都不能比，真不明白在这中间的700多年中国人到底干什么去了？ 在书院的发展史上，明代可以说是承前启后，地位十分重要。明初，书院因为朝廷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有过将近百年的沉寂，当随着王守仁为代表的学术大家从批判官方哲学入手，以冲决长久压抑的力量造就了一场倾动朝野的思想解放运动。王守仁是何许人也？王守仁，号阳明，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王守仁在镇压统治阶级内部宁王集团叛乱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和农民起义即所谓“破山中贼”的实践中，感到了程朱理学的繁琐，不顶用。因此他提出了“破心中贼”的目标和惟在心中“自得”圣人之道的治学方法，并最终创造了其“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学说。自此以后，为了宣扬学说，王阳明先后去了濂溪书院讲学，“四方学者辐辏”，集门人于白鹿洞，“揭良知之教”，欲同门人共明此学。心学”迅速传播，形成众多的分支，门徒遍布全国，还有比如关中之学、江门心学、泰州学派等各学派都以书院作为传播自己学说的主要渠道，直接导致了书院的兴盛。明朝江西的书院达到了210家，继续保持着全国第一的地位。到这个阶段，书院已经发展了数百年，在数量、规模、和内部建置都有相当的积累的基础上，还是有新的发展和建树，特别是完善的讲学制度和考课制度，深深地影响了清代书院制度的建立。 清代初期，政府一度对新建书院加以限制，雍正之后，政治形势稳定，才开始放宽政策，书院得到了迅速发展，据统计有清一代总数达到了4365所，江西有392所，而全国只有四个省拥有350所以上的书院。可是在这四千余所书院中，半数以上均具有官府背景，官学化的程度远远超过元明两代。弊端突出；书院的重要职能转向训练时文帖括，定期组织考课，书院成为了科举考试链条的重要环节；明显缺乏自由度和学术特色。但是，在清代书院貌似僵化的外表下，实际随着学风的变化也在不断挖掘传统资源，进行自身调适，并最终在经世路线的导引下，改制成了现代学校。事实上，书院改为学堂还是有一番曲折的，光绪二十四年，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运动中通令全国，书院一律改为学堂，但是变法失败后，慈禧废除了新政，令“各省照旧办理，停罢学堂”，书院改学堂虽被中止，但书院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于公元1901年，朝廷终于宣布：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存在了千余年的古代书院终于为新式学堂所代替。关于书院的废除，胡适曾痛心地说到：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江西的书院文化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江西人，为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今天教育的发展也有很好的启示作用，是我们应该好好珍惜的宝贵财富。 参考书目?： 乐炳照：《中国古代书院》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胡适：《书院制史略》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 李才栋：《中国书院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版 余秋雨：《千年庭院》 刘玉才：《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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