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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美的信札，是可以欣赏的。这不仅因其情感动人，文辞优美，也在于其书法魅力。本版所刊四文，沃兴华阐述尺牍产生及其书法盛衰，具备史的眼光和深度；沈培方围绕启功先生的手札，回顾了与启功先生交往的感人往事；章祖安针对手札书法提出了许多有意思的问题，并叙述了姜亮夫先生手札背后的故事；安砥则从分析季羡林先生书法入手，提出“学者字的本色”话题，同时谈了对弘扬书法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思考。四文有呼应，也有意见不一致处，这样读来更有趣味，读者可以细品之。
无意于佳乃佳 ■章秋农
夫人无古今，状貌各异，极易辨认，此天授也。惟字迹人各不同，庶几近之，不看署名，而面目自显，见人之书，如见其面。因之，古人对手札（尺牍）甚宝爱之。《颜氏家训》所谓“尺牍书疏，千里面目”，张怀瓘《书议》说得更为详细：“四海尺牍，千里相闻，迹乃含情，言惟叙事，披封不觉欣然而笑，虽则不面，其若面焉。”或者如杜甫在战乱中所作“家书抵万金”诗句，其心理之急切与痛楚，又是何等地震撼人心。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说，“无意于佳乃佳”，乃是书法家以天分、工力最后造就之最高境界。古代手札神品多出自彪炳史册的大师之手，如书圣王羲之的手札尽管是摹本，仍是手札书艺的最高代表。与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相较，虽后者字字笔笔精到，但笔者还是偏爱王氏手札，以其势能与空间感即布白之美，更具有生命气象，引人入胜。根本原因，窃以为手札之实用性与随意性使主体少了希冀大众欣赏的“为人”的心理状态，即完全是“为己”之作，庶能合乎“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书谱》语）的书写境界。
当代展厅书作，是为万众来看而设，现已成为进身之阶梯。搞得参展者诚惶诚恐，评审者不亦乐乎，议论蜂起。物极而反，遂有人提倡手札书法的自然可亲可爱。一二年间，书坛竟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手札运动”，手札展览遍地开花，甚至出现“创作手札”的滑稽提法。原来私密性的书信摇身一变而聚于“大家都来看”的叫卖声下。书坛与商业运作互为表里，历史上的名人手札自不待言，即现代的名人手札身价也百千倍增，好不热闹煞人。殊不知古代手札由于其历史与书艺之双重高度，令人动“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之思，与作假、做作了不相干。
我总觉得尚健在者的手札以不公开为好，不管是展览还是上报刊。至于有意创作的手札，则是“伪手札”，与人尚在世就公布自己的日记一样，无足齿论。
笔者于1956年暑期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受业于一流学者陆维钊、夏承焘、王焕镳、胡士莹、姜亮夫、任铭善、蒋礼鸿。诸师于书法均出色当行，当下之所谓大名家鲜有能望其项背者。笔者保有诸师手札不下数十通，兹举先师姜亮夫（1902-1995）手札一通(见上图)与读者共享：
祖安兄：
专题周易报告，无论如何请你讲完。为了孩子们，非为吾辈计也。特此，即问近佳
亮夫顿首 十一月十六日
此书札作于1984年。时姜先生任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聘我为该所古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班《周易》课程主讲。此专题报告形式每周二次，每次一上午，共八次，约定用小车接送。后我闻传言，谓章祖安杭大毕业生，何必用小车，叫他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来便是。第一周课结束后，果向我宣布不再用车接送。我即告具体负责的王荣初先生，下周不再继续上课。王先生大窘（由鄙人臭架子造成，至今深以为愧），因用小车接送是姜先生之命。当时古籍所教师虽与中文系不分家，惟古籍所不隶属于中文系，而中文系才备有公用小汽车。姜先生知此后亦不快，即修书一封如上。于弟子言，此不啻一道圣旨，自然应命。我已从信中读出先生对不能调动小车之不快，又有想礼遇我而无奈的心态。先生的敬业，更反映出我的狭隘与傲慢。
姜先生书于颜真卿用力最多，尤得《争座位帖》神髓，随手写来，章法妥帖，筋骨强健而韵味无穷，信为杰作。
所谓每个手札，都有一个小故事，惟局外人不知，亦于此可见。
走笔至此，还有些余兴，想起《书谱》所载一则故事：
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
骄傲的王献之比之谢太傅，还是显得嫩了点，谢也许有意要杀杀他的骄气。后人可因之想象魏晋风度中某种颇为微妙的心理状态。无论怎么说，仍属于高级智力游戏的范畴，耐得细品。忆去年某次活动中，我讲到这个故事，某爱收藏的企业家云：谢安假如持王之尺牍去拍卖，更得把他气死。真是一代人有一代的风度，此公的话，也很耐品味呀。
心画心声思故人
■沈培方
在我有缘追随的前辈中，启功先生是我过从最密、印象最深也是受益最多的一位。明年将是先生的百年冥寿，在绵延不尽的思念中，我时常会检出先生亲笔签送的各种著述、老少訚訚晤对的留影、留存着墨香的法书，尤其是珍藏的几封先生的信札，每令我睹物思人，如亲闻謦欬。
这封用木版水印陈老莲秋菊的笺纸书写的信札，是启功先生1986年6月13日惠赐的。
那年初夏去北京组稿，行前闻先生有恙，颇为牵念。公干之馀的头等大事是探望启功先生。
是时启功先生已身兼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等多项职务，纷至沓来的崇拜者、求书者令谦和好客的启功先生实在不克应对，只得连年东“躲”西“藏”，过着几近地下工作者的生活。即使这样，众多不约自请者也总能神出鬼没般地循迹而来，鱼贯而入。家人无奈，只能在大门贴上“谢绝参观，启功冬眠。敲门推户，罚一元钱”的字条（据所见某报文），奈何依然招架不住。
令我欣慰的是，当我拨通了只有为数不多的亲友知道的“内线”时，电话那头传来了熟悉的略带沙哑却沉稳响亮的标准北京音，“欢迎！”再简短不过却异常亲切的两个字，使我如坐春风般地来到了我魂牵梦绕的“浮光掠影楼”。
那天一同前往的是后来任浙江省书协主席的朱关田兄。记得关田兄捎去了沙孟海先生托带的绍兴陈酿。先生欣然接受后，双手作揖，再三叨念“惭愧、谢谢！”又再三仔细询问沙先生的情况并请转致他对沙老的问候。记不清坐了多久，也说不全谈了多少事，惟流淌在心头的温暖至今依然。
感铭先生的这封信札(见右图)，留住了美好的记忆，随着思绪的时空链接，有些原先可能遗忘的懿范雅事被历史定格。
信札确切地记载了当年启功先生在百忙之暇将《论书绝句》《论书札记》两部代表作杀青，在正式结集出版前，应上海《书法》杂志之请发表“绝句四首”及“代序”。笔者即因此事，往京组稿。
信札字里行间传递了老一辈学者特有的谦逊美德。尤其是那段:“又前谈排列名次，绝非怕把别人排于贱名之前。实因协会头衔关系，常见许多位年高之前辈次于鄙人之后，最为不安耳！倘申明以笔画为序，则可免此病。只是建议，但供参考耳。”现在想来，那次发表先生的文字，其实并未关涉“排列名次”的问题。然而在后来与启功先生的交往中，他几乎每次都会慎重提及“尊卑长幼”这个中华古老文明的恒久话题。这使我想起当年某出版社欲请先生题写《陈垣全集》封签，先生坚辞不允的佳话。先生曰，援庵师恩重如山，学生不忍心直呼其名题耑于恩师大著之前。后在众人以师生之谊为由力请后，先生才恭恭敬敬地题写了《陈垣先生全集》的扉页。联想到信札中“最为不安”、“倘申明”、“建议”、“但供参考”等措辞，其谦逊、诚恳、尊重他人的品德便浮现脑海。
信札还记录了一件现在想来小得不能再小的往事。那天与关田兄一起打车往访时有些仓促，事后发现自己曾经写过几本字帖的钢笔遗失了。年轻如我不懂事，竟然驰书询问先生有无发现，以至劳累启功先生为之“遍寻不见”，又提醒“或是遗落他处”。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先生深察笔对于“习用顺手”的人来说“失之可惜”，并询问钢笔“是何颜色，仍愿闻之”，长者善解人意的舐犊之情，令我没齿难忘。
先生的信札是珍贵的文献资料。今天，当我捧读先生一版再版的《论书绝句》的序言和《论书札记》末篇时，可知先生亲书的《论书绝句》曾悉心誊写过多稿，定稿于1985年岁暮。《论书札记》末篇则记载道：“1986年夏日，心肺胆血，一一有病。闭户待之，居然无恙。中夜失眠，随笔拈此。检其略整齐者，集为小册，留示同病，以代医方。坚净翁启功时年周七十四岁矣。”启功先生惠我之信札，即在是年初夏，从中足见先生有陆放翁遗风，以书法为“特健药”，失眠吟诗，作字养疴，来者若为先生和当代书法史作传，此札可资佐证。
启功先生的书法，世人共推。生前趋者若鲫，身后价如拱璧。扬雄谓“书为心画”，先生遗墨，殊难胜计。不论鸿篇巨制抑或文稿尺牍，不论闲暇日课还是命题急就，无不温文尔雅，从容淡定，一如其人。纵览其生平书迹，即便是在暮年几近失明，借助放大镜书写的手迹（笔者有幸藏有先生谢世前九个月惠赐的信札二纸，或为绝笔，弥足珍贵），皆从未见有浮躁轻狂之笔。
笔者识荆先生二十余年，有幸亲睹先生染翰。先生作书前，必正襟危坐，如对至尊。蘸墨甫定，每先侧首掩口，轻咳数声，并解释曰，书法乃敬事，先咳净而后书，为免书时震颤也。审视此件信札，神定气闲，言为心声，一气呵成，无一懈笔，足可视为当世浮躁书坛之警铎与表率。
信札历经26年，已渐显陈旧，其略呈黄色之斑斑点点，想必即是古人所谓之“手泽”（按：泽，汗渍也，古以先人遗物为手泽，详见《礼记·玉藻》及孔颖达疏）。昔王梦楼咏蔡襄书法云：“君谟落笔带春韶，玉润兰馨意欲销。心画心声原不假，《党人》争及《万安桥》。”摩挲先生手泽，似可移为先生写照，姑以“心画心声思故人”为题，缅怀我敬重的启功先生。
尺牍书疏，千里面目——尺牍与尺牍书法
■沃兴华
什么是尺牍
在纸张流行之前，文字的书写材料除了金石缯帛之外，最便利因而最流行的是竹简和木牍。竹简一枚一行，然后用线串联，编成典册，《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册的篇幅比较长，如果要写简短的内容，不仅麻烦，而且阅读效果和视觉效果都不好，因此就用牍。
牍比简宽，宽度视内容而定，王充《论衡·效力篇》说：“书五行之牍。”班固《汉书·循吏传》说光武帝为了示民以俭，“以其手迹赐方国，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牍的行数越多，形制越宽，接近方形，因此又称作方或方版，孔颖达疏《春秋序》云：“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贾公彦疏《仪礼·聘礼》云：“方若今之祝版，不假连编之策，一板书尽，故言方版也。”牍是单片的，它的宽度不等，但是高度大致相同，23厘米左右，为秦汉时代的一尺，因此又称为尺牍。
魏晋书家最爱尺牍
作为书信内容的尺牍，从汉到晋，开始以木质为主，少量用缯帛，后来逐渐被纸张所取代。东晋时，桓玄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可以看作是废止竹简木牍的标志。晋以后的书信虽然用纸，但是实质内容没有改变，所以仍然沿袭旧名，称作尺牍。
尺牍字数不多，写在一个版面上，形式完整，与只能写一行字的简相比，可以将上下左右字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提高了书法艺术的表现性。而且，尺牍的文字内容“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片言只语，真情罄露。尺牍的书法字体都是行草书，“随便适宜，亦有弛张”，也最能抒情写意。正因为如此，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说：“故诸帖十九为草书，乃字体中之简笔速写，而其词句省缩减削，又正文体中之简笔速写耳。”文体与字体相契，使尺牍书法的创作容易心手双畅，出性情出效果。张怀瓘《书断》说：“史游制草，始务急就，婉若回鸾，撄如舞袖，迟回缣简，势欲飞透，敷华垂实，尺牍尤奇。”一般书法家在兼擅多种幅式时，最拿手的往往是尺牍。因此尺牍也成为汉魏六朝时期书法家最喜爱的作品形式。
王献之为自己叫好
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但是利用尺牍进行书法创作、欣赏和研究却蔚然成风。王僧虔《论书》云：“辱告并五纸，举体精隽灵奥，执玩反复，不能释手……”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前奉神笺三纸，今并为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画画抽心，日觉劲媚，转不可说。”虞和《论书表》记庾翼《与王羲之》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亡矣，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全晋文》卷二十二载王羲之尺牍云：“顷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迹者，事事皆然。”
古籍中类似记载不胜枚举，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王献之。《论书表》云：“子敬笺与简文十许纸，题最后云：'此书最合，愿存之。’”王献之写尺牍很投入，极认真，特别强调书法的表现，写到满意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叫好，并且希望收信人能好好收藏。孙过庭《书谱》云：“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王献之因为谢安不喜欢他的书法，就专门写了一封“佳书”去逞能，以为谢安一定会欣赏并且收藏的，没想到谢安竟随随便便地“题后答之”，在信的空白处，就信的内容回答几句就退回来了，让王献之很郁闷。这也说明，当时书法家很重视书法批评，也非常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大家所接受。《诗经》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种鸣求需要一定的交流方式，它在今天是办展览会和出作品集，在汉魏六朝，就是鱼雁往来的尺牍。
尺牍也是当时文人学士的“名片”。《后汉书·窦融传》注引马融云：“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见于面也。”蔡邕《正交论》云：“唯是书疏，可以当面。”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教育其子弟说：“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
重价求名迹
汉魏六朝，尺牍书法不仅受帝王青睐，而且得文人欢心，上上下下都写都欣赏都收藏，自然而然，它就有了价格，成为市场的宠儿。《文选》卷五十六潘岳《杨荆州诔》云：“草隶兼善，尺牍并珍。”《论书表》云：“卢循素善尺牍，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风，人无长幼，翕然尚之，家赢金币，竞相远求。”这种购藏风气不仅流行国内，而且还远播海外。《南史》卷四十二《齐高帝诸子传》云：“（萧子云）出为东阳太守，百济国使人至建邺求书，逢子云为郡，维舟将发。使人于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许步，行拜行前。子云遣问之，答曰：'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唯有名迹。’子云乃停船三日，书三十纸与之，获金货数百万。”三日才写三十纸，可见创作之艰难；同时亦可见当时书法价格之昂。
魏晋南朝是尺牍书法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代表书法就是尺牍。
数码时代——云中谁寄锦书来
隋唐以后，尤其是宋以后，读书人越来越多，求学，赶考，到各地去做官，背井离乡，要通音讯，就靠尺牍，“鸿雁在云鱼在水”，晏殊词云“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李清照词云“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尺牍书疏空前流行。然而，“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这样的尺牍已经不是寥寥数句的通情愫和叙事实，往往是洋洋洒洒。书写这种长篇累牍，根本就不可能像六朝人那样，有精力去每一笔推求，每一字斟酌，做到王羲之所说的：“字字新奇，点点圆转，美不可再。”六朝尺牍中文字内容与书写字体的一致性被破坏了，结果尺牍盛而尺牍书法衰。宋以后，在大量尺牍中，虽然不乏精品力作，但是比起晋唐时代的名迹，如王羲之的《平安帖》《丧乱帖》《奉橘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王珣的《伯远帖》，怀素的《苦笋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甚至比起五代杨凝式的《韭花帖》等等，整体水平真是望尘莫及了。宋代开始，书法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逐渐从尺牍转变为挂轴，尺牍书法的衰落已经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今天，随着科技的发达，人们之间需要什么沟通，只要打个手机电话即可，如果非要写信，也只须在电脑上敲敲键盘，根本用不着毛笔，尺牍和尺牍书法已经远离了当代大多数人的生活。“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古人的闲适和优雅，还是很值得怀恋的。
学者字的本色
■安砥
季羡林先生晚年德望日隆，时有求字请题者。四年前，笔者在供职的出版社，曾见季先生为该社某丛书的题签原件，四行横写着十数个字，书名用真书写，偶带行意，用笔、结体时出人意想，字势或正或欹，线条挺劲瘦硬(这也许和季先生写过柳体有关)，形状大小参差。落款三字则改用行草，“羡林”二字相连，如牵朋引伴，载行载舞，可以想见老先生在用心写完正题后，轻松“一挥”的神态。整个题签看得出书法颇有根柢，但又不是那种寝馈其中，在技法上千锤百炼的书家字，少了圆熟，多了生拙，用笔上或有瑕疵，格调上清迥不俗。或许，这就是学者字的本色？
季羡林的钢笔字亦有可观。虽然，一般说来，硬笔书法因受书写工具的限制，其表现力和艺术内涵的丰富性，与因“笔软则奇怪生焉”的毛笔书法不可同日而语，但好的书写者却能较好吸收毛笔书法的优长，比如结体的特点，章法的安排，用笔的起伏提按(当然硬笔的提按是比较细微的)等，用硬笔书法抒写自己的性情与趣味。季羡林先生的钢笔字就有其特点。笔者尝见其一九九六年三月致周汝昌先生信札一通（见下图），虽与老友通问亦不失端谨，字迹涓净，用笔不苟，而笔致妥帖自然，不见鼓努使气处，有一股洁雅清和的气息。结体上时见稚拙处，和他的毛笔字很有相近的地方。不敢说这封信的书法就是硬笔书法的高超境界，但它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书写者的气质风神。
与书写上的雅淡平和成对比的，是这通手札内容的严肃。此札先回应周汝昌来信中所说“第二次文学革命”话题——从季的信札内容揣测，这“第二次文学革命”当是周对白话文运动的某种反拨，希望能有这么一次“革命”来接续或回归古典文化传统。但季羡林比较客观，觉得难“挽狂澜于既倒”。但他也看到与古典传统断裂的严重性，故深为忧虑地指出：
今之“文”人，多有不通“文”者，在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不讲平仄，不通韵律，不明典故，不解对仗者实繁有徒。如此而言“艺术性”，实如水中捉月、南辕北辙也。
此批评说是“振聋发聩”当不过分吧。十五年过去了，这种情形可有改变？是否仍能见到有些做古典学问的，洋理论一套一套，但旧学门径却生疏得很？
为解决某些“古典文学教授”不通诗词格律的问题，季羡林信中还建议，应“在大学中文系中开中国古典诗词入门课”。可惜的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季羡林晚年一直热心弘扬包括古典诗词、书法在内的传统文化。他喜欢书法，曾说：“弘扬中国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弘扬我们书法文化。中国书法，是世界上独特的。”只是在书写工具和载体发生巨变，传播资讯手段日新月异，书法实用功能下降的今天，它作为艺术的和怡养性情的功能，能否逆势上扬？这只能有待于大家一起努力探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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