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记忆是历史的基础，历史则通过记忆，把已经消失的过去永远保存下来。历史叙述讲述过去的故事，而且和文学叙述一样，运用一些修辞手段，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当代西方的文学理论强调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的类似，但走向极端，则会抹杀历史与文学、事实与虚构的区别。最近西方已经出现了重新审视20世纪文学理论的趋向，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现实、历史、再现、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等重要的观念，逐步由极端走向新的、更合理的平衡。 关键词：记忆 文学 历史叙述 现实 再现 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从一个犹太人和汉学家的角度，对历史和文化记忆问题做过一些很有意义的思考。她认为中国人和犹太人都特别注重记忆，而正是这种对历史和记忆的高度重视，使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历经许许多多的劫难和痛苦而长存。当然，并不是只有中国人和犹太人才注重记忆，在西方语言里，历史这个字的词根istor毕竟来自于希腊文，有“见证人”或者“知情者”的含义，而记忆或回忆这个字的词根memor，也来自希腊文，就是“记忆”的意思。舒衡哲说得很对，尽管中国和犹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都很不相同，但他们都特别注重记忆，不忘过去，于是“个人的回忆就变成记忆链条的环节，而这记忆的链条使中国人和犹太人的传统得以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在”。（Schwarcz：4） 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必然是重视记忆的民族，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记忆，无论是愉快或者痛苦的记忆，也无论是积极开放的或受到压抑而隐秘的记忆，都是记忆链条的环节，而历史就有赖于这记忆的链条。记忆的链条断裂，历史也就断裂了。要恢复历史，就必须修复而且保存那记忆的链条。舒衡哲在她的书一开头就引用了《旧约·诗篇》第137首里令人印象深刻的诗句：“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作为研究中国的学者，她又引用了唐代诗人孟郊《秋怀》诗十五首之十四里的几个句子：“忍古不失古，失古志易摧；失古剑亦折，失古琴亦哀。”把孟郊这几句诗和《旧约·诗篇》里那几句放在一起，读起来真好像暗中契合、遥相呼应。古代犹太诗人和中国诗人都用诗句，都通过文学的手段告诫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失去历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记忆、历史和文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成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意思是历史的教训，后来人应该永远记取。这句成语早在《战国策·赵策》里就出现了。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贾谊在《过秦论》下篇里说：“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是从政治家治理国家的角度强调记忆或历史教训之重要。把记忆写成文字，永远留存于后世，当然是历史家的使命。司马迁《太史公自述》说：“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这是从历史家的任务出发，从反面去说明记忆和历史之重要，如果不记载前人的丰功伟业，“堕先人所言”，那就是历史家最大的过失。无论是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还是他们的名言隽语，都会随生随灭，消失在时间的深渊里。只有著于青史，载之典籍，才可能流传于后世而逃脱湮没无闻的厄运，所以历史是抵抗遗忘最有力的武器，而抹杀历史、歪曲历史，忘却集体的经验和记忆，也就等于谋杀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古代希腊历史家希洛多德说起他撰写《历史》，与司马迁的话竟然十分相近，因为他说他之所以记叙历史，也是为了保存记忆，抗拒遗忘。有历史的叙述，“时间才不至使人们创造的一切失色暗淡，希腊人和野蛮人都有的那些壮烈伟大的事功，才不至无人传述。”（Herodotus：33）所以无论是希腊人、中国人还是犹太人，可以说人类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记忆，都有自己历史的叙述。 历史的叙述能够保存记忆，抵抗遗忘，其前提是历史的叙述能够再现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能够给后人以真实可靠的记叙。当然，历史家和其他人一样，也会受他们所处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局限，他们所写的历史和他们的思想意识密切相关，可能有独到的见解和洞识，但也可能有他们的偏见。不过历史有历史事实为依据，人们也就可以根据事实和器物来验证历史叙述的可靠性。历史和历史叙述之间的差距，可以说总是存在的，而一般说来，人们既不会把历史叙述当成完全真实可靠的历史事实之再现，也不会完全否认历史叙述的真实可靠性质。不过在20世纪西方的文学理论以及文化批评理论中，却有推翻过去各种理论观念的趋向，对再现、事实、历史等等基本观念，都抱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 记忆、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在20世纪西方有很多理论探讨，其中尤其以海登·怀特的论述最有影响。怀特强调历史家撰写历史和小说家创作小说，使用的是同样的修辞手段，有同样的叙事结构，所以历史家自以为所记述的都是真实可靠的“事实”，有别于小说家的想象和虚构，那其实只是“历史家的虚构”。怀特说，撰写历史从头到尾都“无可避免是诗性的建构，因而有赖于比喻性语言的模式，而只有这种比喻性的语言，才可能使这一建构显得圆满一致，有条有理”。（White：98）于是怀特认为，历史和小说实在是大同小异，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对于盲目相信历史都是实录、文学只是虚构那种简单的看法，怀特这个观念当然有批判的作用。不过这也算不得什么新奇的理论，在中国传统中，像《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历史著作，从来就以刻画人物和事件栩栩如生、传神感人而著名，读者对其文学价值，从来就有很高的评价。不过中国传统上，却并没有把历史和文学混为一谈。《尚书》武成篇描述武王伐纣，战争之残酷使“血流漂杵”。可是周武王既然率领仁义之师去讨伐暴君殷纣王，那么战争再怎么残酷，也哪里至于让交战双方的将士们血流成河，可以把木棒都漂起来呢？孟子读到这明显夸张的描写，就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这说明孟子对历史的记载，要求诚信而反对夸张。可是《诗经》里有一首《云汉》之诗，其中说：“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意思是说大旱之后，周朝的老百姓没有一个活下来。这显然是夸张的说法，可是这一回孟子却没有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反而主张去体会诗人的用意，不要死板理解诗中字句。他要求“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这说明中国古人明确认识到，诗或者文学语言可以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段，不必字字求实，但历史叙述则不能言过其实，而必须真实可信。 怀特强调历史叙述的文学性，这本来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当代西方批评理论中，这个观念却往往走到另一个极端，好像历史和文学毫无区别，都是受某种意识形态所控制的虚构。这就抹杀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区别、甚至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差异，也就否定了历史作为人生经历和实践经验的意义。正是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新强调记忆的重要。记忆是事实和人生经历在我们头脑和心灵上留下的印记。记忆是追叙历史的依据，无论个人的历史还是整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都有赖于我们个人或集体的记忆，有赖于把记忆固定下来的文献记载以及各种器具实物。历史叙述的确像文学叙述那样，使用类似的修辞手段，甚至免不了设身处地的想象；也的确像文学叙述那样，需要选取材料，布局谋篇，但这并不就使历史等同于小说。历史必须凭借记忆，依靠事实，而不能凭空虚构。否认历史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就抹杀了记忆和事实，瓦解了历史的基础，使我们没有任何依据去反对捏造事实、篡改和歪曲历史的做法。过去和现在都有人出于各种动机，歪曲和篡改历史。例如有人否认纳粹德国曾经对犹太人有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也有人否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曾经犯下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不承认有事实、真理和可靠的历史叙述之可能性，好像谁掌握了所谓话语霸权，谁就可以讲述历史，似乎世间没有事实和真理，一切不过是成王败寇的权术，那算得什么高明的历史哲学呢？如果我们听从这种成王败寇的理论，我们就无法驳斥纳粹分子或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历史的歪曲。不仅如此，认为历史只是一种文学想象式的虚构，就完全忽略了历史家的道德责任，也就是中国传统中所谓历史家的“史德”。许许多多在历史中没有机会和力量说话的人，历史中许多无言的牺牲者，历史家有为他们代言的责任。历史家不能歪曲史实，窜改史实，也不能掩盖史实，这就是“史德”。讨论历史叙述，不应该忽略了史德，即历史家道德责任的问题。 历史的确常常被歪曲，被抹煞。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有一部小说叫《笑与遗忘之书》，一开头有一段十分精彩而让人忍俊不禁的描述，可以做一个极好的例证。那是1948年二月某日，时值严冬，大雪飞扬，捷共领袖哥特瓦尔德站在布拉格一个宫殿的露台上，对聚在下面的百姓们讲话。他光着头，没有戴帽子，他的战友弗拉基米尔·克勒门替斯正站在他近旁。昆德拉写道：“克勒门替斯满怀关切，急忙摘下自己的皮帽，把它戴在哥特瓦尔德头上。”官方摄影师抓住了那个珍贵的镜头，表现出捷共领导人亲密无间、团结一致，宣传部门也立即印制了成千上万的照片，务必使这一光辉形象在捷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昆德拉描述说：“每个儿童都熟知那幅照片，在宣传画上，在教科书里，在博物馆里，到处都看见过那幅照片。”可是当时的捷克政坛却风云变幻，阴晴无定，政治人物的命运说变就变，没有一个准。在这种情形下，历史记叙的稳定性——或者一幅著名照片的稳定性，反倒成了一种令人难堪的记录和把柄，一个恨不得藏起来不让人知道的秘密。昆德拉也许忍住笑，用平铺直叙的语调写道：四年之后，克勒门替斯被控叛国罪并处以绞刑。宣传部门立即使他从历史上，当然也从所有的照片中消失。从此以后，哥特瓦尔德就独自一人在露台上。曾经是克勒门替斯所站那处地方，只见得空白一片宫墙。除了哥特瓦尔德头上那顶皮帽，克勒门替斯整个儿消失得没有剩下一丝踪影。（Kundera：3—4） 读到这里，我们大概会忍不住笑，我们笑那些政坛要员在宦海中沉浮，笑宣传部门出尔反尔，但无法真正抹去哪怕一刹那的历史。我们之所以笑，是因为昆德拉尖刻的政治讽刺揭露出社会现实中那种荒唐得让人不可能忘却的荒唐，而过去的历史时刻正是在人们所见所知的记忆里，通过小说的叙述存留下来。昆德拉的小说固然是文学的叙述，但又有历史事实杂入其中，得到现实记忆的支持，所以他的作品回忆过去，也帮助人们回忆过去。《笑与遗忘之书》这书名于是具有反讽的意味，为我们指出记忆、历史与文学的关联与混合。 从上面对昆德拉作品简单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文学叙述，小说，并非纯粹向壁虚构。哪怕充满想象的虚构，也仍然有现实和历史为基础。19世纪的写实主义小说，像巴尔扎克、狄更斯、乔治·爱略特、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具体入微地描绘了19世纪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文学虚构虽然不是历史事实，但文学可以给人以现实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比一般档案记录更贴近历史的总体和本质特征。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一封信里曾经赞扬巴尔扎克，说在《人间喜剧》的一系列小说里，巴尔扎克几乎年复一年地详细描述了从1816到1848年这段时期法国社会的历史，揭示出新兴资产者对贵族社会日益增大的压力。他甚至说，巴尔扎克创造了“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史”，他从巴尔扎克小说里了解到的法国社会，“比那一时期专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合在一起还要多”。（Engels：43）巴尔扎克的小说不是历史，但《人间喜剧》揭示的19世纪法国社会形形色色的发展变化，又是一般具体记实的历史档案所不能充分显示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比较诗和历史，早说过“历史讲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诗讲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由于这个原因，诗比历史更带哲学性，更严肃；诗所说的是普遍的事物，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物”。（Aristotle：12）亚里士多德认为诗，即后来所谓文学，不局限于个别事物的特殊性，所以比历史更能表现带普遍意义的事物的本质。不过历史的意义也并不在过去事物的本身，而在于过去对于现在甚至未来的意义。因此，历史和文学都可以通过具体事物的叙述表现一种超出具体事物的普遍性，我们从历史的叙述和文学的叙述，都可以得到启迪，有益于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西方文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批评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包括海登·怀特强调历史叙述之修辞比喻性质的理论。不过进入21世纪，理论热逐渐在消退，学者们越来越不满于过度强调理论而忽略文学本身，也越来越质疑某些走向极端的理论观念。否认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的差别，模糊历史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就是这样一种极端的理论观念。研究历史理论的荷兰学者安凯斯密特在讨论历史再现的一本近著里，就批评文学理论不重视真实性和意义这类在历史中十分重要的观念，批评文学理论基于一种与社会历史和社会现实完全脱节的语言哲学。安凯斯密特说：在文学理论的语言哲学里，核实和意义都不幸只是一些无足轻重、遭人鄙弃的次要东西。这对于文学理论主要在于阐明文学的目的说来，并没有什么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真理和核实在那里本来就不会起什么特别重要的作用。可是历史写作的情形显然与此不同，在历史写作中，作为语言哲学的文学理论就可能变成一种严重的障碍，令史学理论家完全割断历史叙述及其所关切的历史之间的联系。（Ankersmit：21） 在文学研究中，一些批评家重新审视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中的写实主义传统。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一本讨论18至19世纪写实主义文学的近著里，就说那时对文学的理解中，“最核心的观念莫过于作品与‘真实世界’的互相关联。大家坦然认为文学，尤其是小说，写的是我们在文学之外所经验的生活，是我们的社会生活、情感生活、物质生活，是某个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感觉。”（Dickstein：1）他批评近二十年来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瓦解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认为我们现在应该重新认识文学对于人生的意义。另一位批评家彼得·布鲁克斯也说，20世纪文学理论贬低了文学再现生活的意义，常常把巴尔扎克式的写实主义小说当成批评的靶子，以为那代表了对文学再现一种幼稚的认识，完全缺乏当代理论对语言符号系统性质的复杂认识。但布鲁克斯认为，这种自以为高深的理论只不过是“对巴尔扎克以至整个写实主义传统盲目的观点”。（Brooks：7）布鲁克斯认为文学满足人一个最基本的欲望，那就是通过游戏来控制现实环境，体验我们自己创造、自己可以掌握的一个世界，但那又是“一个可以栩栩如生的、‘真实’的世界，虽然同时我们也可以感觉到，那只是一个假装出来的世界”。（Brooks：2）文学的确可以是一种虚构，但那种虚构往往有现实和现实经验作为基础，和我们的生活体验和记忆相关，也可以帮助我们记忆个人和集体的历史。现在的确是我们重新审视20世纪文学理论的时候了，也是我们重新认识记忆、历史与文学之间相辅相成之关系的时候了。以为文学像镜子那样反映生活，当然是一种简单幼稚的看法，但‘以为文学纯粹是语言符号的游戏，与现实和历史记忆毫不相干，没有任何见证或再现人生的价值，那也是错误的观点。 【参考文献】 [1]Ankersmit, F. R.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1. [2]Aristotle. Poetics. Trans. Richard Janko. Indianapo 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87. [3] [4]Dickstein, Morris. A Mirror in the Roadway: Literature and the Real World. Princeton: [5]Engels, Friedrich.“Letter to Margaret Harkness, April, 1888.”Literature and Art:Selections from Their Writings. By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6]Herodotus. The History. Trans. David Green. [7]Kundera, [8] chwarcz, Vera. Bridge Across Broken Time: Chinese and Jewish Cultural Memory. [9]White Hayden. Tropics of Discourse :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作者简介】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转自《外国文学》(京)2008年1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