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至夏代的歌谣和神话传说都是口耳相传，属于口头文学，被保存在后世的著述之中。虽然在流传的过程中多有篡改，或加上了流传时代的烙印，但就其内容的本质而言，与原始社会的其他文化艺术有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是中国文学的萌芽。正如许多动物的坯胎和植物的萌芽从外表上难以分辨种类一样，文学的坯胎和萌芽也还没有独立成形。
一百余年前殷墟甲骨卜辞的出土，揭示了中国最早的文字之谜。数以万计刻有成形汉字的龟甲兽骨片为研究殷商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确凿的文献资料，其中不乏文学的坯胎萌芽，有些卜辞文学特征相当明显。甲骨卜辞是商王盘庚迁都至殷到商纣王覆亡共273年之间的遗物，甲骨文字已有成熟的系统，说明盘庚迁殷之前已有文字，中国古代的书面文学肇始于殷商时代。
稍晚于甲骨卜辞的文字是钟鼎铭文。钟鼎铭文发现很早，西汉就有出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宋代记载古器物刻辞的著述中已有不少“三代古器”。殷商时代的钟鼎铭文字数极少，西周的钟鼎铭文字数渐多，最长的接近500字，并形成一定的结构模式，形成了名符其实的“文章”。
西周至春秋文献增多，最重要的是儒家的原始经典“六艺”。《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这些著述被视为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治国方略。其中《礼经》除《仪礼》外还包括《周礼》和《礼记》，实际成书于战国以后。《乐经》不传，一般认为它就是《诗经》的曲谱。产生最早的当推《尚书》和《周易》。《周易》托古的说法是伏羲画卦，文王作辞，《易经》的萌芽期可能在殷、周之际，《易传》旧传为孔子所作，近人认为系战国秦汉儒者所托。《周易》卦爻辞或韵或散，保存有不少古代的原始歌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在原始文学中据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尚书》是一部跨时代的档案文件汇编，撇开今古文辨伪不论，仅从文字产生的时代来看，其中虞书、夏书显然出于后世的补作，而商书和周书才有可信的起码条件。《尚书》虽然号称难读，却开辟了散文创作的先河，讲究章法结构，条理清晰，并出现不少成熟的辞格，为历代散文家所重视。《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简史，相传是孔子根据春秋鲁国的史料记载编撰而成，文字简练似流水账簿，未能构成散文篇章，但其微言大义，暗寓褒贬，直接导致了《左传》的产生。
先秦文学主要是周代文学，尤其是东周即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诗经》、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楚辞是周代文学的主体。
《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诗经》以外的古逸诗散见于后世的著述，真伪难辨，因而《诗经》也是西周至春秋时代唯一的诗歌总集。西周以前的歌谣都非常简短，只是具备诗歌的雏形。到了周代，诗歌在原有的基础上繁荣起来，这些诗歌许多被收入《诗经》。《诗经》属于集体创作，有庙堂乐歌、民族史诗和政治讽刺诗，也有大量的民歌。《诗经》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开创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源头，在中国文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代的散文主要有史传和诸子两大类别。史传散文也就是历史散文，先秦两汉时代史书的概念还不够明确，《汉书？艺文志》中尚未设立“史部”，史书只是作为儒家经典或经典的附庸而存在。《春秋》本来是一部编年体简史，但人们并未将它看作史书，而是确定为儒家经典。《左传》与《春秋》有经传关系，用史实解释经文，解经的文字就是传，故称为史传散文。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中所列举的书例除《左传》之外，都与“经”没有必然的联系。
《左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叙事文学名著，一般认为是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作。其体例编次与《春秋》相同，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解释《春秋》经文，内容自成系统，思想也与《春秋》有所区别，可以脱离《春秋》而独立。《左传》全面反映了春秋时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进程，并通过时人的讲述，记载了西周以前的古史和传说。《左传》长于叙事，尤其善于描写战争；语言凝炼传神，温文尔雅，含蓄委婉，幽默生动；作品通过叙事、描写战争和记录人物语言，客观上刻画出大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是中国叙事写人文学的良好开端。
《国语》被认为是左丘明的另一部著作，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与《春秋》没有必然的联系，由于全书的主要史实与《春秋》、《左传》相合，所以又被称为《春秋外传》。其中极少数篇章的记事起于西周穆王时期，比《左传》早二百多年，绝大多数篇章与《左传》相表里。《国语》长于记言，朴实平易，含义深永。或幽默生动，情景毕现；或寓庄于谐，妙趣横生；或纯朴自然，富于哲理；更有不少长篇宏论说古道今，具备论说文的基本格局。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书，成书于西汉晚期。其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秦、齐、楚、赵、魏、韩、燕七雄并立，东周、西周、宋、卫、中山仅可立国。秦国与崤山以东某强国联合起来对付其他国家称为“连横”；崤山以东诸侯各国联合抗秦则称为“合纵”，从事连横或合纵的政治家就是纵横家。《战国策》是一部纵横家书，反映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战国策》的语言铺张扬厉，夸饰渲染，富于雄辩的气概。描写人物注重外貌肖像和行动细节的刻画，采用欲扬先抑等多种手法，人物刻画成为作者的主观写作动机。
战国时代人才辈出，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统称为诸子。诸子为谋求解决社会矛盾，提出种种治国方略，游说辩论，著书立说，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百家并非实数，只是极言学术流派之多。《汉书？艺文志》载九流十家，依次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师承嬗传，各成流派，故又称九流。小说家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不成流派而充为十家，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是儒、墨、道、法四家。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促使诸子散文蓬勃兴盛，主要有战国初期的《论语》和《墨子》，战国中期的《孟子》和《庄子》，战国末期的《荀子》和《韩非子》等。就学术派别而言，《论语》、《孟子》、《荀子》属于儒家，《墨子》属于墨家，《庄子》属于道家，《韩非子》属于法家。就文章体例而言，《论语》是典型的语录体。《孟子》和《庄子》属于论辩文，但《孟子》尚未脱尽语录体，《庄子》已接近专题论文。《墨子》、《荀子》和《韩非子》都是以题概篇的专题论文。
先秦诸子散文都是政治或哲理内容，属于论说文的范畴。然而这些著述的议论说理都注重具象化、形象化，不同程度地采用寓言、比喻、夸张、拟人等文学手法，大多重文采，激越酣畅，宏丽恣肆，想象奇特，辞采华茂，甚至还刻画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因而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寓言尤为特色，先秦诸子既大量运用民间寓言，也自行创作寓言，内容丰富，故事生动，手法多种多样，充满智慧和风趣，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战国时代的文学成就首推楚辞，楚辞是战国晚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在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和民间文艺的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有别于《诗经》的新诗体。《诗经》之后约300年左右的时间，散文勃兴而诗坛消沉。屈原和楚辞的出现打破诗坛的消沉，突破《诗经》的格局，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将诗歌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屈原既是中国诗歌由集体创作走向个人创作的第一人，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同时又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诗人雄伟的诗篇，两千多年来一直放射着无穷的光辉，“沾溉后人，非一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