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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易》为什么是儒家的群经之首？ 举凡一提到《周易》，几乎所有了解一点《周易》的人都会联想到这样一句评语：“《周易》是群经之首”。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明白，这个“群经之首”指的乃是儒家一家的“群经之首”而不是诸子百家的“群经之首”！ 譬如，道家的群经之首是《道德经》，佛家的群经之首青竹不是很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决不是《周易》。 自秦以降，人们也很少注意到，《周易》这样一部对于中华文化影响至深至广的经典，被儒家一家当作独家的经典，而且是至高无上的经典，诸子百家竟然都默认了，没有哪一家站出来说一声反对的意见。 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 答案既简单也复杂。 说简单，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传世本《周易》的本经是孔子一人的作品，而《易传》则是孔子门徒的手笔。唯其如此，《周易》的著作权是属于儒家一家的，儒家自家想把《周易》的地位抬高到什么地位都与诸子百家无涉。 说复杂，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包括众多的儒生）对于孔子对《易》做了些什么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以致于像班固这样的史家都弄不太清楚。 班氏曰：“孔氏为之《彖(tuàn)》、《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这代表了很多人的模糊认识。即，后世的很多人都认为孔子的贡献是作了《十翼》亦即《易传》。 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 《易传》的易学价值固然很高，但古今不少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那绝不是孔子的作品。原因很简单，《易传》中出现了三处“子曰”，如果是孔子自己写的，他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吗？再有，《易传》各篇的行文风格、用词习惯和思想境界很不一致，那也绝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之作。 既然《易传》不是孔子所作，那么，孔子唯一可做的就是创作《周易》本经了。 二、 孔子是如何创作《周易》本经的？ 一提到孔子创作，可能很多儒生就很反感，因为孔子自己曾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这些儒生所不理解的是，孔子这里说的是，他在传授古人的思想、主张和学术观点等的时候，力求尊重古人，不趁机加入或夹带自己的东东，尽可能原汁原味地把古人的思想、主张和学术观点客观、如实地陈述出来。因此，“述而不作”并不是孔子给自己带上一个只做传声筒而不自行创作的套子。 关于孔子创作《周易》本经，太史公在其《史记》中有一段简短的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太史公的话读成了：“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 按这种主流的读法，“序”是动词作谓语，而“彖、系、象、说卦、文言”则是名词作宾语。于是，孔子对于《易》的贡献就只能是为《彖》、《系》、《象》、《说卦》、《文言》写序言，或者是代为整理《彖》、《系》、《象》、《说卦》、《文言》这些我们今天所说的《十翼》。 如果孔子是为《彖》、《系》、《象》、《说卦》、《文言》写序言，那他所写的序言在哪呢？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篇都没见到？ 如果是为他的弟子门徒们写的《彖》、《系》、《象》、《说卦》、《文言》整理、优化一下，那孔子于易学的贡献还不如他的弟子门徒呢，何以当得“人更三圣”中的一圣？ 所以，太史公的话，正确的读法应该是：“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 即，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中的序、彖、系、说、文都是动词，它们的主语是孔子，共同的宾语是《易》。 也就是说，孔子在晚年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对《易》的序、彖、系、说、文上面，以致于“韦编三绝”。 三、 孔子是如何对《易》进行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的？ 话说到这里，青竹觉得有必要明晰两个概念，那就是《易》与《周易》。 青竹认为，在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之前的《易》就叫做《易》，而被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之后的《易》则叫《周易》。 当然，《周易》这个名称不是孔子自己起的，而是他的徒子徒孙们起的。 道理很简单。如果在孔子“喜《易》”之前，《易》就叫《周易》，那么，凭着孔子对于周朝特别是周公的无比崇拜，他是不可能简称《易》的。而事实上，孔子却一直称《易》为《易》，如：“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子曰：‘《易》之义谁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刚’”（帛书《易•易之义》）。 至于孔子的门徒们为什么把孔子的作品称之为《周易》，稍后再予解释。 前面说到，司马迁记载说孔子对《易》进行了“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等项创作，司马迁的这些话在帛书《易》出土之前，我们是很难理解的。如今，我们见到了汉代皇室收藏的帛书《易》，真象可以说基本大白了。 青竹认为，帛书《易》之所以不流传于世，是因为它是专供卜筮用的《易》书，不是给一般人看的。也正因为不流传于世，所以它就很好地保留了卜筮《易》的原貌。 而孔子编写的《易》也就是今天的《周易》，是为了施行教化用的，所以会因自汉武帝以降历代王朝的“独尊儒术”国策而广行于世。 因此，对比一下《周易》与帛书《易》，我们便不难发现孔子对《易》是如何进行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的。 1、 序——重排卦序 帛书《易》的六十四卦，分八宫排列，每宫八卦，按八卦相重的原则排列。八宫之顺序为：键宫、根宫、习赣宫、辰宫、巛(chuān)宫、夺宫、罗宫、筭宫。每宫上卦不变，下卦从本宫卦列首开始，以下的次序为：键、、根、夺、习赣、罗、辰、筭。《帛书易经》六十四卦卦序，仅仅四卦（键、恒、筭、中复）与王本相同。其余六十卦的卦序都不相同。 帛书《易》也分上、下经，但每经四宫共32卦，非常齐整。这样做的好处，青竹认为是便于装订成册，利于巫祝们检索。 相比之下，《周易》虽然也分上、下经，但六十四卦却有34卦分配在下经，而上经只有30卦。 从《周易》卦序——乾、坤、屯、蒙……颐、大过、坎、离||咸、恒、遯、大壮……中孚、小过、既济、未济来看，孔子显然是想通过对《易》卦序的重排，载入他想赋予《周易》的“德义”——先有天道，后有人伦，人伦当顺从天道。孔子对于卦序的这一刻意安排，按他的门徒们的理解则是：“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稺也。……”“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序卦传》） 2、 彖——给每一卦写彖语 《易》原本为卜筮之书，孔子在改写《易》之前也曾用《易》做了预测试验。据帛书《易•易之要》载：“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虽然孔子的预测准确率高达70％，但孔子觉得这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于是孔子决定：“《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帛书《易•易之要》）即，孔子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可能清除《易》中的祝卜成分，进而发挥出其道德教化功能来。 为了做到这一点，如前所述，孔子通过反复琢磨和精心安排，将原有的八宫卦序打乱，完全按照自己的道德教化需要进行编排。 但孔子觉得，仅仅如此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重新编写的《易》流传于世之后，很多人未必会领会他的意图，于是他又决定于每一卦的卦辞下，重新写一段彖语，借以进一步冲淡祝卜的元素。 如，键卦的卦辞为：“元亨。利贞。”这是卜筮《易》原有的、祝卜意味很浓郁的卦辞，如果不加引导，一般人见到这样的卦辞很可能又会受到“误导”，于是孔子紧跟其下写下了：“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样的彖语，将原先的两组断语一分为四，变成：“元、亨、利、贞”这四种德性，然后通过《文言》进一步解释这四德。 如此一来，人们根据孔子的彖语，就很难进行预测了，因为彖语跟预测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3、 系象——给出每一卦、每一爻的象征意义 完成了彖语后，孔子意犹未尽，于是打算在每一卦、每一爻下给出其象征意义，这就叫做系象。如：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象曰：云上於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终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系象的目的，也是为了把读者把往道德修养方面引导，避免其“陷入”卜筮的“误区”。 4、 说卦——口授心传 孔子的说卦这一工作，是对他的学生们口授的，而《说卦传》则是他的后世徒子徒孙们根据各自的师传记载和发挥的。所以，司马迁说的孔子的“说卦”与见载于传世本《周易》的《说卦传》并不是一回事。 孔子在编写新《易》的过程中，常常会把自己的研易心得说给身边的弟子听。孔子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他的弟子们能领会他编写新《易》的良苦用心，深刻理解他所做的一切修改，以便能更好地把自己的这一创举传播于世。 孔子给弟子解说卦辞、爻辞的言论，目前可见的主要载于帛书《易》之“二三子问”及“易之义”中。如： “二三子问曰：《易》屡称于龙，龙之德何如？孔子曰：龙大矣。龙刑■，叚宾于帝，伣神圣之德也。高尚行虖星辰日月而不眺，能阳也；下纶穷深■之■而不沫，能阴也。上则风雨奉之，下纶则有天［神护之］。 ［游］乎深■，则鱼蛟先后之，水流之物莫不隋从。陵处，则雷神养之，风雨辟乡，鸟兽弗干。曰：龙大矣。” ——帛书《易•二三子问•第一章》 PS：■为不能在IE中显示的汉字。欲知原字，请参阅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 5、 文言——更有力地向德义引导 孔子对于《易》的所谓文言，主要指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修改卜筮《易》的卦名及卦、爻辞用字，使之更文雅，意义更宽泛；二是准备给每一卦、每一爻撰写一段类似于其所系之“象”一般的言论，以更直接、有力地引导人们向“德义”方面解读《易》。 然而，孔子的这项工作很不成功，这可能是他最后进行的工作，而那时的精力已经非常有限之故吧。 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孔子给卦、爻写的“文言”，只写成了乾、坤两卦的“文言”，其他各卦的及各爻的“文言”都还来不及写。 文字的“文雅”化方面孔子倒是做了一些工作，但也是很有限。 据湘潭大学帛书周易研究所邓球柏统计：“《帛书易经》共四千九百三十四字，与传世的王（弼）本不同的字为九百五十七个，约占百分之十九点三九。如：“孚”作“复”，“谦”作“嗛”，“征”作“正”。《帛书易经》与王本《易经》有三十五个卦名不同。如：“乾”作“键”，“坤”作“川”，“否”作“妇”，“离”作“罗”。” 但即便如此，孔子对于《易》的文字改动对于后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以帛书《易》的“键”、“巛”（青竹按：“巛”，大部分释文隶为“川”，不妥）二卦为例，键，本义是插门的金属棍子；门闩。《周礼•地官•司门》：“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贾公彦疏：“謂用管籥以啓門，用鍵牡以閉門。”《急就篇》卷三：“釭鐧鍵鉆冶錮鐈。”颜师古注：“鍵以鐵，有所豎關，若門牡之屬也。”《淮南子•主术训》：“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宋陈傅良《历代兵制》卷三：“轅門之設，實施啟閉，無鍵而關，視之孔易。””而“巛”则是套住“键”的孔或环，也叫“牝”《《礼记•月令》“﹝孟冬之月﹞脩鍵閉”汉郑玄注》：“鍵，牡；閉，牝也。”孔颖达疏：“凡鏁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 而孔子觉得这两个卦名太土了，意义也不宽泛，于是分别将此二卦重新命名为乾和坤。如此一来，卦名“文雅”了，人们看到卦名之后的想象空间也大多了。 再如，帛书《易》中的“浸龙”，本意是浸泡在水里的龙，孔子也觉得这一说法太“没内涵”，于是最终将之“文言”为“潜龙”。潜龙指的是暂时潜伏于水中或深渊中的龙，孔子“感觉”这比“浸龙”有韵味多了。 四、 《周易》名称的含义和由来 尽管孔子把晚年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改写《易》的工作中，以致于：“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且“韦编三绝”，但岁月无情，上天并没有给予孔子足够的时间来完美完成这项壮举。 为此，孔子多次发出哀叹道：“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 显然，在孔子再也写不动的时候，孔子对于自己的工作在不是很不满意，他觉得，目下的成果离他的预期目标还是远了一些，还未“彬彬”。 一句话，孔子认为自己所能做的工作，只能算是半拉子工程，距离“完备”、“完美”的目标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而要走完这段距离，实现其“完备”、“完美”的目标，至少还需要数年的工夫。 我们现在按孔子的初衷——弘扬德义——来审视《周易》，也就是孔子费尽晚年心血撰写的新《易》，的确还真的是不够完美，这足见孔子是一个很实诚的人，一生都没有说过虚言。 首先，上经30卦、下经34卦这种不对称的结构就令孔子很不满意，这是他认为不“彬彬”的地方之一。 其次，按现有的卦序，用上经阐释天道，用下经阐释人伦，的确还有不少牵强之处。 其三，彖语、系象、文言还不能做到每卦每爻都有，特别是文言缺口最大。 其四，对于新《易》的卦爻解说（即说卦），恐怕孔子还有许多的心得和要领要对弟子们说，因为从帛书《易》后面所记载的孔子言论来看，还不能做到每卦每爻都解释到。 尽管如此，孔子的弟子们还是认为自己老师的创举很伟大，也基本完备、比较完美了，所以，最后也还是把孔子未竟的大作命名为《周易》。 这里的“周”，取的是周全、完备、完美的意思。这就是传世本《周易》名称的含义和由来。 五、 孔子对《易》学发展的功与过 孔子完成了《春秋》之后，曾感慨道：“‘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所以预想到后世之人会以《春秋》知其品格，也会有人因为《春秋》而怪罪于他，是因为他知道，他表面上虽然使用了“曲笔”为尊者讳，但他同时也相信一定会有人识得其笔下之深意。 果然，司马迁作《史记》时便借“董生”的话“揭露”孔子的良苦用心：“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 当孔子在编写后人所谓的《周易》时也曾叹道：“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帛书《易•要》）。孔子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担心，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帛书《易•要》） 事实上，孔子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这两千多年来，人们非但没有怀疑他当初作《周易》的动机和后果，反而随着他成为“圣人”而把《周易》奉为儒家的群经之首。 确实，如果不是孔子创作《周易》，后世几乎没有几个人能见识到《易》。因为，《易》乃是巫祝们的专用书，而巫祝们出于职业习惯，是不会把《易》传播于世的。 须知，在孔子之前，典籍、典章、诗歌等的整理和传承基本上没人去做，大体上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自然状态。巫祝和史官虽然是文化人，但他们是不会去管这些事的。 巫祝只管利用他们口口相传的技术为皇家获取天机提供技术服务，并把卜筮的结果记录在案，给皇家的决策提供依据，至于这些卜筮结果的整理和传承他（她）们是不去管的。也就是说，每一次卜筮，只要结果出来并记录下来，他（她）们的工作就算完成、结束了。这就象我们现在的医生（不包括医学院的教师），他们只管看病和写医案，每一次看完病写好医案他们的事就算完了，至于医案他们是不会去整理的，整理医案那是搞医学的人的事。 史官与巫祝也差不多，他们只负责忠实地记录历史事件，同时，把事件录下来之后，他们也不会花时间去将他们记录的档案整理成书的。 所以，包括《周易》在内的五经能最终传播于世，孔子及弟子乃至后世的儒家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对于五经，不管孔子及其弟子是修也好，订也好，删、作也罢，能够有部分传承下来总比被历史长河淹没好。 因此，能使《易》以《周易》的形式流播于世，这应该是孔子于易学发展的首要功劳。 此外，在孔子之前，《易》不但掌握的人很少，其功用也非常有限，除了用于卜筮之外，几乎不再起着任何效用。而经孔子改写之后，《易》终于走出“闺阁”，为士人乃至寻常百姓所知悉、研读，特别是《易传》诞生之后，《周易》更是如虎添翼，很快成为了“三玄”之首，与《老子》、《庄子》一起，共同摧生了极具东方特色的“玄学”文化。这，则是孔子于易学发展的第二大功劳。 孔子在晚年潜心研《易》及撰写《周易》的过程中，其自身的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很大的升华。我们注意到，在孔子所作的序、彖语、系象、文言里，已不再重提“复礼”之事，甚至在所有的彖语、系象、文言只提到了两个礼字。 在《周易》里，孔子不但不再提复礼这种倒行逆施之事，而且多次呼吁人们“与时偕行”，同时还大呼“革”、“豫”、“随”、“解”等十三卦“之时义大矣哉！”此时的孔子，与“知天命”之前的孔子已经判若两人，此时的孔子才是真正地进入了圣人的修行行列。或许正因为如此，孟子才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章句下》） 认识到事物当“与时偕行”，这，应该是孔子于易学发展的第三功劳吧。虽然他的后世徒孙们一再反其道而行之，但这却丝毫诋毁不了孔子的进步及其给后人的启迪。 虽然孔子于《易学》的发展功劳巨大，但他对《易》的系象与文言却让蕴藏于《易》中的许多中华文明的重要信息差点消失于历史长河。 比如，孔子对于“龙”的解释，孔子改“浸龙”为“潜龙”、改“键”为“乾”、改“巛”为“坤”……这都几乎让远古积存下来的、记载于《易》的许多比现在科学也并不逊色的科技文明信息消逝。这，可以算是孔子于中华易学发展的无心之过吧。 关于蕴藏于古《易》中的易学文明，青竹将另文阐释，此文就先到此结束吧。 孔子看到这种状况后，觉得太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实在不该这样自生自灭地流失，于是就在工作和教学之余默默地承担起了整理、研究巫祝和史官们留下的档案及皇家的典章制度、文化遗存并将它们疏理、编撰成册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从来。所以就有了如汉朝人所说的孔子修《诗》《书》、定《礼》《乐》、序《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作《春秋》的功绩，更有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礼赞。的确，如果没有孔子带头做这种事，先秦的文明将会流失大半。（孔安国《尚书序》云：“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 出于对各种原始档案的尊重、自身的权力所限及儒家自身的思想和职业道德约束，孔子（可能还包括他的部分学生）在整理、研究这些档案时可以删减、去重和重新编排，但不可擅自增加和篡改，故孔子说他的工作是“述而不作”，这里的“作”指的是就是不增、不改。需要注意的是，孔子作《春秋》是把当时皇家的史官忠实记录的国家私密历史档案公之于众，出于合礼的需要而使用的“曲笔”是不属于改的范畴的。 这些琐碎而繁重的工作花去了孔子大半生的时光，虽然他觉得很值得，但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同时也想自己让自己的思想更加完美。晚年的孔子在检视他大半生所努力弘扬的思想观念时，忽然发现他的思想观念似乎缺少一个“根”，即他所弘扬的仁义道德虽然上承周公，但这毕竟是源自于人，久而久之就会有人发现其中的瑕疵，于是孔子决定要利用自己的晚年时光给自己的理论体系打一个重要的补丁——寻根。孔子以其无人可比的丰富见识和锐利的眼光，最终选定了能窥测天机的《易》作为他的理论基础。 《易》是巫祝们的饭碗，孔子虽然也会，但却不会去夺巫祝们的饭碗，因为他的目的是为自己的理论体系打补丁。孔子所做的工作，是把原来并不成章法或不符合他的思想卦符及其卦名重新按照他的意图排序（“序”），然后从巫祝们历年积累的大量的占卜记录中，精心挑选出与他所要表达的意思相近的卜辞（“彖”），先翻译成大众能理解的语言并稍加润色（“文言”），之后再把这些“新”卜辞系在每一卦、每一爻下（“系辞”），借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样每一个干巴巴、冷冰冰的卦、爻就有了活生生的象征意义（“象”），最后再每一个卦或爻配为简要的解说（“说卦”），就可以构成一个浑然一体的“易学”体系了，而这个“易学”体系则作为孔子所有思想观念的根。 《易》在孔子整理之前的确是包括了巫祝们使用的预测之术，孔子也曾利用《易》中的预测之术进行过试验，帛书《周易•要》载：“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即孔子利用《易》之预测术进行占卜，其准确率高达70％。但孔子接着说：“《易》，我复（覆）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有）仁德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这就清楚表明了孔子整理并重新编撰《易》的立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他与掌握《易》之预测术的巫祝是“同途而殊归”，即巫祝是利用《易》之术来盗取天机，而孔子则是借助《易》所蕴含的道德仁义来实施教化。因此，经孔子之手整理过的《易》——《周易》自然不会再保留巫祝所用的预测术了。 六、 《易》与《周易》的区别 最后再说说《易》与《周易》的区别，这也是很多人都不大分得清楚的。 《易》是在孔子整理之前包括了象、数（术）、理、义的一部典籍，而《周易》则是经孔子整理过的高度淡化了象、数并竭力突显了理、义的“新书”。《周易》中的“周”字，并不是指的“周朝”，因为以孔子对周朝的极端崇拜，也从来没见他称《易》为《周易》，这里的“周”指的是“彬彬”即周全、完美的意思。《周易》这个名称，是孔子的弟子门人们为了赞颂孔子对《易》重新整理的功德和成果而起的。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虽然孔子晚年几乎把所有的时光都用在对《易》的“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上，而且“读《易》，韦编三绝。”，但孔子还是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完美：“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虽然孔子自认为还不够“彬彬”，但他的弟子们却认为已经很“彬彬”了，于是就把他们老师重新编撰过的《易》称为《周易》。 综上可知： 1、未经孔子整理过的《易》是包含有预测的方法和具体操作步骤的，其核心是“术”。 2、经过孔子整理和重新编撰过的《易》——《周易》已经剔除了其中的预测的方法和具体操作步骤，其核心是德义之“学”。所以，根据《周易》是没法进行预测的。 3、《易》的六十四卦排列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周易》中的排列，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周易》卦序是孔子按照从“天道”（上经：自乾至离）到“人伦”（下经：自《咸》至《未济》）的秩序重新排列过的。孔子之所以这样排列，是为了弘扬他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德义”。 4、尽管孔子经过了“韦编三绝”的努力，但最终还是出现了上经30卦、下经34卦这种天道与人伦不对称的瑕疵，而且经过了多次筛选出来的彖语（卦、爻辞），系在各卦后也与他所想要表达的“德义”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孔子很希望老天能再借他“数年”，以让他把《易》编撰得更加完美。 （作者：青竹大哥 原题：孔子对《易》学发展的功与过 本文由国学复兴文化论坛供稿 刊载本文只为传播信息，不代表本站认同其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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