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玉角形杯
汉／玉角形杯
玉杯的质地为青白色的闪玉，杂有褐色斑。杯身似兽角，而横断面则呈圆角的长方形。器的正面饰一龙纹，从左上方起首，躯体呈s形向下延伸至器底，接着尾部大幅度扭转到器的背面后再向上攀升，约在杯身的三分之二处回向，继而沿杯外侧的弧度徐缓下降，于杯的右下方盘卷成一圆后终结。首、身、尾采取不同的表现方式，首、尾为高浮雕，身则为浅浮雕。器的背面浅浮雕一凤鸟，身躯亦呈S形。超过比例的长尾一直延续至杯底与龙尾相接，而顶部的凤冠也出乎意料的高耸华丽。纹饰的处理虚实相间，布局四方呼应，具有律动感，且十分平衡和谐。
考古数据中，取兽角为器形者，数量不在少数，其质地包括陶、铜及玉，而时代则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汉、唐。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一件西汉的玉角形杯，形式与本器接近。若从技艺的角度评比，则院藏的玉杯所呈现的技巧较为成熟老练，但也较为制式化。依此推测，本件玉杯的年代略晚于南越王墓出土者。
院藏的玉杯附一精致的紫檀木座。木座外壁缕雕成层层起伏汹涌的波涛，波涛中一面有背载着“河图”的龙马；一面则驮负着“洛书”的灵龟。座内阴刻泥金“商山吴俟侯式”六字，尚不明其意。
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带齿动物面纹玉饰
(约公元前4000至前3000年)
长19.9cm
宽6.88cm
厚0.27cm
青缘玉，
尚称温润莹透，器表因久埋于土中，略显粗涩。雕一抽象的面纹；一对圆睁的大漩涡眼，镂雕眉毛与瞳孔部份；额际两侧各凸出一长片，漩涡眼的下方又琢一排方扁形，两两成双的牙齿。
近年来，在分布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三件带齿动物面纹玉饰。综合出土器、流散品等资料可知，这类玉饰的「牙齿」多作尖锥形，只有在较晚期的墓葬中，才出土方扁形牙齿的面纹玉雕。本院所藏着，不但牙齿完全扁薄方平。且大眼两侧的横出部份，也发展的比较方平，肯定出自有意识的经营设计，才能创造出如此协调而有整体感的造形，应是红山文化晚期的作品。
带齿动物面纹玉饰与勾云玉佩都带内厚而边薄的弯勾，是典型的红山文化玉器。它们多出土于极高等级的墓葬中，应象征身份，祭祀神祖的礼器。
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玉琮
（Ca.3300～2200 B.C.）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玉琮是一种非常重要礼器。它的基本造形为方柱体，内有贯穿的大圆孔。方形，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地方」的宇宙观；而贯通的圆洞，可能是象征生民与神祇世界间的「沟通」。
华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琮上，则常琢有特殊的「面纹」，代表着神祇、祖先及神灵动物。「面纹」的表现方式有繁有简。本院所藏的这件琮，外壁共分十七节，每一节以四个近90度转角的边棱为「面纹」的中轴，向左右两侧各铺展最简化的「面纹」─以两道饰有平行弦纹的长横棱表示「冠」，一道短横棱表示「鼻子」，两个浅圆圈表示「眼睛」，但因年代久远，表示眼睛的小圆圈已模糊不清。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琮上，直槽的顶端均隐藏着一个图像。从表现方式可知，这个图像并不是为了装饰，因为它的线条又浅又细，并且断断续续，如果不仔细观看，是不易察觉的，因此我们推测，此图像可能是一种「密码」，人与神沟通的密码。由于年代久远，四个中的两个已漫漶不清。
宋／真宗／禅地玉册及玉嵌片
简长：29.5~29.8cm
简宽：2cm
「封禅」，
在中国政治制度中，可说是最盛大，但也争议最多的一项典礼。所谓「封」就是天子登上泰山筑坛祭天；而「禅」则是在泰山下的小丘除地祭地，向天地宣告人间太平。民初疑古派的史家认为，这纯粹是战国至秦汉间，齐儒凭空杜撰，并为好大喜功的君主利用来巩固政权、夸侈政绩的活动。但从近年考古资料看来，其起源或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先民筑坛祭祀的习俗，是非常幽远的。
「封禅」最令人质疑的，还是祭典中的祝祷文，在唐玄宗以前的历代史书内，均未见记载。唐代名臣贺之章将此现象解释为，封禅帝王所求不外为长生登仙等私欲，故外人莫知之。民国二十年，马鸿逵将军率领军队驻扎于山东泰安，无意间发现一座五色土坛，并从其中得到两套玉册。玉册上分别镌刻着唐玄宗及宋真宗禅地之祝祷文。两套玉册的出土，正可以补足刊正史籍的阙如与错植，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宋真宗禅地玉册的质地为青白色闪玉。册分十六简，简与简间以金线串联。册文以楷体书写后刻划，并涂以金漆，与唐册相比，字迹显得松散。近日发现，其中两简的背面有磨去原刻字的情形，根据残余笔划推测，似乎是宋太祖、太宗谥号的部份。对照《宋史》发现，二帝的谥号在册与史的记载中确有繁简之别，而修改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禅地前的两个月，才为二先帝新进谥号的缘故。
除了玉册，还有一些正方、长方或梯形的玉片共五十二件同时出土。这些玉片上主要装饰着龙、凤及云气纹。根据史书记载，盛装玉册的容器是所谓玉匮，推测这些玉片便是玉匮上的组件。
元─明／大雁玉带饰
长11.2cm
宽6.2cm
器近椭圆形。白玉质，
光泽温润莹秀。正面采多层次镂空技法，呈现大雁穿窜于荷塘苇丛间的景况。背面，中央有一长方形框，面上浅浮雕如意云纹，框的两侧嵌有铜质带扣，以供穿系革带之用。
此件玉带饰的纹样与鲜卑、女真族的生活习俗有关。据辽、金史书的记载，每年春季，皇帝均率臣子至河岸以「海东青」猎雁鹅，所谓「春捺」，远泊鸣鼓，鹅惊腾起，...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海东青，鹰的一种，主要产于女真人的故乡─黑龙江流域，体型甚小但擅捕雁、鹅等大形的鸟类，常迫之窜躲于荷叶、芦苇之中。辽、金的服饰，常见以鹰擒鹅坠的剎那为装饰纹样。﹝金史?舆服志﹞中载，「其从春水之服，多鹘捕鹅杂花卉饰」，故而这类纹饰题材我们称之为「春水」。
元代仍可见以「春水」为题材的服饰。而到明代，因为民族的差异性，「春水」中游牧民族的狩猎特质淡化，所以常常有仅见雁而不见鹰的情形。这件玉饰还保留着元朝带饰的椭圆造型，而风格上也比较接近元代：层次杂而不乱、线条圆鼓而滑顺，只是仅留大雁在荷莲中穿行，而不见鹘鹰巡狩的画面，使我们估量，它或许是制作于一个交替过渡的时期。
清／玉罗汉山子
长22.0cm
高18.3cm
清代苏州、扬州等商业大城中的达官贵人，
喜好收购玉器。究其缘由，固然有个人喜好或附庸风雅的因素存在，但也常常是为了要入贡，以讨好爱玉的皇帝。因此，虽然「新样」玉器的盛行，是受到苏、扬玉市的导向，但是乾隆皇帝表露排斥的态度后，当地玉工还是会受到影响而改弦更张。由乾隆晚期的御制诗可知，当时民间玉作坊的「新样」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玉图」的盛行。姑且不论「新样」风潮是否真的消褪，但从清高宗评论玉图「有雅趣可玩」看来，他颇能接受这个新的转变。
所谓「玉图」，从字面上就可以了解它和绘画有所关联。这类玉器大多是插屏、笔筒或山子的形式，通常选择山水名胜或文人掌故为主题，呈现一种较为清静雅致的韵味。由于「玉图」获得皇帝的认同，以致几件大形玉山子制作时，皆有宫廷画家特别参与绘制蓝图。玉在当时成为一种统合性的艺术媒介。
本件作品为青色闪玉质。形如山壁洞窟，洞口边立一老树，十六罗汉中的租查巴纳塔嘎尊者倚树而坐，寿眉，长耳，食、中二指并出，面露微笑，似有所悟，形貌生动。山子的布局和岩面上所刻清高宗御制文〈收录于﹝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文初集二九卷二页〉，皆与浙江「圣因寺」所藏，传为贯休所绘之罗汉画轴相同。这件玉山子是研究清中期玉器与绘画关系，极具意义的一件作品。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前期／玉鹰纹圭
（Ca.2500～1600B.C.）
这件玉「圭」是一个由工具、武器的型态，
转化为礼制用器的例子。器呈窄长方形，有平直刀刃，原本为铲的形式。但在器身中段的两面，均琢碾了精致的纹饰。一面的上节浮雕向上冲飞的鹰鸟，表现了威猛的神力。而另面则浮雕一抽象的面纹，正中央为高耸的「介」字形冠顶，而两侧插有华丽蓬松的凤羽，线条极为流畅。由许多文献可知，鸟是东夷族群的重要宗教象征：上古时期，华东地区的夷人，相信其始祖为自然界诸神的主宰「帝」所生，而「玄鸟」则是引渡生命力的使者、媒介，即所谓「鸟生神话」。此件玉圭上，出现写实的鹰纹及抽象的凤鸟纹，似乎批露了某些重要而值得探索的讯息。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在圭的一个侧面，约1平方公分的面积上，琢有一侧面人首，戴船形帽、留卷翘的长发，眼耳鼻口等细节无一省略，非常精致。
器身的上下段，则在清乾隆皇帝时加琢御制诗和玺文。有趣的是，后加的文字与原有的纹饰走向颠倒，因而常常引起观赏者的误解。
战国／龙形佩(一对)
各长20.5cm
宽7.8cm
厚0.75cm
青绿玉，
局部灰黑斑；器表多薄沁一层灰白斑。雕作一对盘旋绕转，气势矫健的大龙。虽然体积甚大，但以丝线穿系之，仍十分平衡。两面花纹相同。卷鼻与长鬣分别向前后伸展，下颏作圆弧形，龙口上下颚以分，腮边刻饰雕有斜格纹的盾形图案；似蛇的体躯，又附加各式卷勾；龙体上满雕谷纹，谷粒多排列成行，卷勾上常雕有毛束纹。为典型的战国风格。
考古出土以及流散或传世的，成对战国玉龙形佩为数甚丰，但鲜有尺寸如此长大，而品相端庄，雕工精致的佳品。这应为当时最高级的贵族，始能拥有的，象征身份的玉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