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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花鸟画的萌芽始自于原始社会。由于鸟图腾崇拜遍及华夏各部落联盟。故在原始社会的彩陶、玉器、岩画乃至夏商青铜器上都存在着大量的禽鸟形象。战国至两汉时代的缯帛、砖石、镜鉴等器物沿袭商用传统，出现大量寓有巫教涵义的花鸟纹饰与绘画。鸟图腾观念日趋淡...
花鸟画的萌芽始自于原始社会。由于鸟图腾崇拜遍及华夏各部落联盟。故在原始社会的彩陶、玉器、岩画乃至夏商青铜器上都存在着大量的禽鸟形象。战国至两汉时代的缯帛、砖石、镜鉴等器物沿袭商用传统，出现大量寓有巫教涵义的花鸟纹饰与绘画。鸟图腾观念日趋淡化，但鸟崇拜作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现象，却一直渗透到唐以来日益成熟的花鸟画中。
虽然在汉代已出现过单独的花鸟画，也出现了以兼长花鸟画著称的画家，但花鸟画的分科独立应是在唐代。据《唐朝名画录》载，时擅长花鸟画的画家就有二十多人［１］。且此时花鸟画的重要形式就是屏风。初唐花鸟画家薛稷曾创“屏风六扇鹤样”，“时号一绝”。同时许多诗人都作过非常多的题画，从侧面也可以看出花鸟画的繁荣。
五代是中国绘画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山水花鸟由边缘状态中形成了自己的追求和传统。以“徐黄异体”为标识，花鸟画臻于成熟。也就为日后的花鸟画发展提供了两条路径。归功于皇家画院的设立和提倡，花鸟画至宋代得到了得天独厚的黄金时代。黄筌父子的“勾勒填彩、旨趣浓艳”的作风绘奇花怪石、珍禽异鸟，适应了宫廷贵族的审美趣味，左右了北宋宫廷花鸟画风达百年之久［２］。与此同时，徐熙的“落墨为格、杂彩副之”的水墨法写“汀花野竹、水鸟渊鱼”，开始了另一种为后来为宋元文人画家孜孜以求并加以发展、升华的“野逸之趣”。然而，由于一度的不合时尚，以至徐熙的后入徐崇嗣不得已折衷徐黄而另创纯以色彩点染，不施勾勒的没骨画法。
宋人对花鸟画创作表现了巨大的热情，对于花鸟画给予高度重视。在社会普遍重视花鸟画的时代背景下，花鸟画得到了极大的繁荣，艺术水平大大超过前代。此时的花鸟画在表现对象的生理结构、色泽变化的同时，更加重视传达对象的生命本质。
“视觉真实”的写实花鸟在宋代达到了鼎峰时期，随着中国画自律进程的发展，文人对绘画注入了极大的热情，水墨花鸟至元代终于蔚然成风。这也与宋元易代，文人士大夫藉书画遣怀的内心需求有关。“四君子”之类寄托遗逸情结的题材也为明清文人画家树立了标举民族气节的大家风范。正是到了此时，花鸟画成为了像诗歌那样缘物寄情、托物言志，像书法一样淋漓尽致抒怀的心画。另一重要的是赵孟頫提出“书画同源”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使得以书入画成为可能，也成为文人画通向自由境地的命脉。尔后花鸟画的重大变革，皆离不开书法的演绎、解构、丰富画法这一主流趋势。花鸟画从此渐入佳境，开始通向“游于艺”的终极追求。
晚明文化史的重大变革，也使得绘画有了巨大变化，士大夫身份的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论引导了尔后三百年的山水画发展历程，而坎坷潦倒终身的艺术奇才徐谓，以泼墨大写意花鸟画风也左右了嗣后文人花鸟画的审美追求。他以草书乃至狂草入画，挥洒个性情感的雄肆笔墨，一扫正统士大夫文人画家中和之美的审美规范。而清初怀亡国之恨的明遗民朱耷，更是以奇肆的画风及独特的造型，创造了画史上独标异格的冷傲图式。扬州画派的崛起，宣告了野逸画派与正统派的平分秋色。恽南田托古已失传的北宋徐崇嗣画法而别辟蹊径，创造了墨华色润的没骨花鸟画的新形式。
直至乾嘉金石学的兴起，花鸟画进入了另一番天地，海上画派以金石笔法入画，又一次冲击了传统士大夫文人的中和之美，高古拙朴的碑版金石笔意糅合俗极而雅的民间亮丽色彩，大俗大雅，在中国花鸟画史上重开了一篇新章。尤其是吴昌硕苍浑拙重的笔墨、相反相成的色彩、气势雄强的章法，加以独特的书风、印风，开辟了花鸟画的现代转型。
明清以后的文人大写意画风影响具有“现代意识”的近代艺术家。继吴昌硕后，齐白石开创了红花墨叶的作风，这种由晚明文人那里继承的审美趣味的价值判断一直影响了当代花鸟画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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