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尹默书法浅谈 戴家妙 刚才有很多老师都讲到沈尹默先生生前、身后的事情，其中有一点，我很纳闷，沈尹默先生生前，从20年代开始，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书法第一。于右任是民国时期的一位大家，他认为沈尹默是科班，自己是“票友”。沈尹默先生北大任教时，北大三院的招牌也都是出自他之手。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古籍类图书的书名都请沈老题签。可到了80年代后，对沈尹默先生的非议就多起来了，转而对白蕉先生推崇备至。殊不知白蕉先生生前对沈老是非常尊敬，甚至他那一手飘洒的字也有沈老的引导之功。白蕉之外，当时受沈老影响的还有潘伯鹰、许伯建等人。白蕉先生做梦也想不到他身后居然成了沈老评价书法的“对立面”。所以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我们当代书坛的评价脱序了呢还是民国那代人的眼光不行？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晚清以来，碑学运动的兴起，带来的结果是书法正统价值观的崩溃，书法艺术的评价体系有些颠倒错乱，结果许多人在碑学的旗帜下把字写差了。80年代以来，书法热的兴起，大量西方文艺思想的倒灌，结果造成书法本体的崩溃，把字写坏了。在这样的双重冲击下，对沈尹默书法的认识越来越混乱，认为“其俗在骨”。事实上，“其俗在骨”是陈独秀在杭州看到25岁时沈尹默的诗稿，认为：“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沈尹默在《学书自述》中也承认： “这话初听到，实在有点刺耳。但仔细想一想，确实不差，应该痛改前非，重新学起。于是想起了师愚的话，把安吾的《艺舟双楫》论书部分，仔仔细细地看一番，能懂的地方，就照着去做。首从指实掌虚，掌竖腕平，执笔做起，每日取一刀尺八纸，用大羊毫蘸着淡墨，临写汉碑，一纸一字，等它干透，再和墨使稍浓，一张写四字，再等干后，翻转来随便不拘大小，写满为止。如是不间断者两三年，然后悬腕作字，字画也稍能平正。这时已经是29岁了。” 其实，大家忽略了陈独秀说的是29岁之前的沈尹默的书法“其俗在骨”。沈尹默自己也谦虚接受批评，决心“重新学起”。但这个“重新学起”指的是之前的书法，沈氏29岁之前的学书经历是： “十五岁以后，已能为人书扇，父亲又教我学篆书，用邓石如所写西铭为模范，但没能够写成功。二十岁后，在西安，与蔡师愚相识，他大事宣传包安吾学说；又遇王愚生（指王世鏜），他以一本《爨龙颜碑》相赠，没好好去学；又遇到仇涞之先生，爱其字流利生动，往往用长颖羊毫仿为之，二十五岁以前皆作此体。” 而且那时沈尹默那时已经在写碑了，先取法邓石如，再师包世臣法去摸索书法。写得不好原因，尚难定论。但至少“其俗在骨”指的是早期的沈氏书法。那后来怎么样呢？他到北大指教后，“改写北碑，遍临各种，力求画平竖直，一直不断写到1930年”。另外在《自习的回忆》里则有更加详尽的记述： “1913年到了北京，始一意临学北碑，从《龙门二十品》入手，而《爨宝子》、《爨龙颜》、《郑文公》、《刁遵》、《崔敬邕》等，尤其爱写《张猛龙碑》，但着意于画平竖直，遂取《大代华岳庙碑》，刻意临摹，每作一横，辄屏气为之，横成始敢畅意呼吸，继续行之，几达三四年之久。嗣后得元魏新出土碑碣，如《元显隽》、《元彦》诸志，都所爱临。《敬使君》、《苏孝慈》则在陕南时即临写过，但不专耳。在这期间，除写信外，不常以行书应人请求，多半是写正书，这是为得要彻底刷干净以前行草所沾染上的俗气的缘故。” 这段话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明确指出“其俗在骨”是“以前行草所沾染上的俗气的缘故”；二是为了医“其俗在骨”，花了十七八年时间专攻北碑，觉得自己“腕下有力”，再开始写行草；三是他在陕南老家已开始写北碑，“但不专”。这些自述，告诉后人沈尹默学书伊始，也是受时代影响，由北碑入手。学不专，得俗气，再用北碑救治。时间长达十数年，毅力超人。后来，沈尹默的书法转到“二王”上，“从米南宫经过智永、虞世南、褚遂良、怀仁等，上溯二王”，“遍临褚遂良各碑，始识得唐代规模。这是重新改学后，获得第一步的成绩”。是什么原因让沈尹默在中年后转到二王上来，他自己没有明确说明。但从中年以后的行迹来看，随着学书的深入，理解到二王是书法的正宗。再有的可能就是他发现长期写碑而带来的弊端，想用二王正统来规避之。所以他40年代后发表的有关书法的文章，都是围绕着“二王”而进行的研究成果。 沈尹默先生最大的贡献是对书法笔法的梳理。沈尹默先生一辈子为梳理笔法在努力。为什么呢？1940年11月18日，他在《张廉卿草稿跋》中指出：“昔人有言：古之善书者，鲜有得笔法者”。正是他这样的立场，他一辈子就是在为做一个真正的书家而努力，为了笔法而花了他终生的精力。所以，他自四十年代开始就致力于笔法要旨的研究。1943年仲冬于成都写成《执笔五字法》，辨明“五字执笔”与“四字拨镫法”的区别。1952年撰成《谈书法》，1957年在《学术月刊》发表《书法论》，进一步系统论述笔法、笔势与笔意的关系。1962年撰成《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1963年撰成《二王法书管窥》，都是不断探索笔法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沈尹默的一生都在致力于笔法传承与诠释的工作。 凭着沈尹默先生这样的文化形象，完全可以做到巅峰的地位。为什么晚年他会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笔法？是因为他真正意识到书法笔法的失传是非常严重了。还花了很多精力去做一些普及的工作，其实他有民族的责任感是使命感在里面。因为当时的老先生们都感到书法后继乏人，再不培养的话，就没法跟日本交流。潘天寿先生在浙江美院开办首个书法篆刻专业也是这个目的。两位老一辈教育家的出发点是一致的。这是我们研究沈尹默以及那一代教育家中，要花很多力气去认知的。没有他们的筚路蓝缕，就没有后来书法事业的大繁荣。 沈尹默先生对书法的强烈使命感，还可以从他自20年代在北大成立“北大书法研究会”开展书法活动，在任河北省教育厅长期间致力推广书法普及教育，1943年4月2日他和于右任、商承祚、沈子善等人在重庆中央图书馆成立“中国书学研究会”，1961年在沈尹默的奔走下，上海成立“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等举动中看到他情系传统命脉的心迹。他的夫人褚保权在《沈尹默二三事》一文中记述： “解放以后，为了推动和发展我国的书法艺术，尹默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不少工作。他还写信给毛主席，谈了自己对这方面的设想和计划。1959年，我和尹默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会见老年委员时，夸奖尹默‘工作得好’”，尹默回答说：‘我贡献很少’。会议闭幕，周总理设茶款待。之后，陈毅同志设宴招待我们。席间，尹默就如何发展我国的书法艺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陈毅同志说：‘陈老总：新中国成立了这么多年，国际威望越来越高，围棋你倒很重视，有了组织，书法为什么不抓一抓呀？日本现在学书法的人很多，我们再不抓紧，今后怎么与人家交流？” 此外，理解沈尹默先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即是他一生要做的真正的书家而非一般的善书者。与他同时代的学者马叙伦对自己的书法颇为自负的，在其所著《石屋余沈》中一文《沈尹默书》里有这样一段话：“与智影访沈尹默，尹默出示其近年所书，有屏四幅，尹默自许为可存者，余亦仅许此四幅，以为伯仲米虎儿……尹默又示其所临褚河南《孟法师》、《房梁公》两碑，以此见尹默于书，正清代所谓三考出身。于右任尝比之为梨园之科班，而自比于客串，亦非轻之也。余则若清之大科耳。盖余抱不临之旨，偶事临摹，终页即止也，况终篇三复耶？……尹默作书无论巨细皆悬腕肘，然指未运，故变化少……余终以为指亦运转，而副毫环转铺张，笔心在中，蔡伯喈所谓奇怪生焉者，必由此出也，此则止能各由其道矣。”马叙伦把自己比喻为“大科”，也就是在殿试中由皇帝钦点的状元，把既是浙江同乡又是北大同事的沈尹默认定为三考出身的进士，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书法认定为业余客串，足以见出他以书法状元自居的极端自负。《石屋续沈》中，马叙伦另有一篇《王福广沈尹默书优劣》中说：“上海有《活报》者，谓：‘王福广篆隶等描花，沈尹默富商撑腰脊。’……尹默书功夫不差，相当知笔法，惟以深于临摹，入而不出，故灵变不足，然无匠气，究非今日其他书家可望其肩背也……尹默年必展览其书一次，收入巨万，谓之‘富商撑腰’亦不诬。” 不论两人之间的是非，单就马叙伦所论，沈尹默是不甘心的。他在《马叙伦法书选集序》中说马：“博览群书，著述不辍，临池弄翰，特其余事耳。三十年前见其笔札，已极清劲之致，为时所推，称为善书。居恒与余戏言，谓余书为三科出身，而以大科自命。盖以余鲁拙庸谨，必依名贤矩，刻意临写，自运殆少，遂无复字外之奇。而君则恣情水墨，超逸绳检，但求尽意……石屋与余，实亦各尽其一己之性分，非故为异同也”。他特意指出马是“善书者”而非“书家”。这在沈尹默先生心目中是相当重要的概念。 晚清以来，碑学弥漫，笔法不明、书法黯淡。沈尹默是有针对性的研究，可以说是出于维护传统的命脉而在昼夜独行，孤诣追求。绝非一时意气，耐人思考！ 沈尹默身前身后，大家都一致认为他在书法上工力深厚，无人能及。所薄议处皆在“字外之奇”上。苏轼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第一句说得很清楚，新意要从法度中来。沈尹默先生一生坚持不断临帖，天天规定日课，与同时代的文人大相径庭，也是寓有深意的。书法工力来源于实践，书法的实践有两种途径：自运挥洒与刻意临写。从人性抒发角度来看，自运挥洒当然是自娱娱人的乐事。但沈尹默先生一方面意识到书法笔法传承失序，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不是豪放狂狷之人，所以，想通过全面的修炼而臻炉火纯青境界。加上他不是做一位以书法为“余事”的“善书者”为目标的人，而是做一个真正懂书法、能传千古笔法的“书家”，因此，他就倾一生之力，不断吸收各家长处来充实自己。他在1933年个人首展的检讨就这样决心的： “从此以后，规定每次写成一幅，必逐字逐画，详细地检查一过，点画笔势有不合法处，就牢牢记住，下次写时，必须改正。一次改不了，二次必须改，如此做了十余年，没有放手。” 他在《马叙伦先生法书选集序》中其实写的很清晰了，说：“盖以余鲁拙庸谨，必依名贤矩，刻意临写，自运殆少，遂无复字外之奇。而君则恣情水墨，超逸绳检，但求尽意。……石屋与余，实亦各尽其一己之性分，非故为异同也”。后人反而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薄议沈尹默的书法没有“字外之奇”，是没有看到沈先生的一生用意之所在。 加之沈尹默先生一生宗法二王。二王之书，学之者众，本身难以出奇。孙过庭《书谱》中说：“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达，志气平和，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沈氏追求就是这种境界，他晚年的书法有没有达到这一理想，无法得知。但他的坚持对后人无疑是很有警示的作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