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前苏联肖洛霍夫著,全书共4部,分别在1928、1929、1933、1940出版，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2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国内战争这一动荡历史时期为背景，通过顿河地域哥萨克在战争和革命过程中的遭遇，反映出由于革命和战争的结果，人们在风尚、生活和心理状态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动。主人公葛利高里体现了中农阶层在革命进程中摇摆不定的特点，也体现了哥萨克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传统观念，他的悲剧命运与这些特点和他所处的历史潮流息息相关。在小说中个人传记和个人感情波动相结合。小说具有史诗与悲剧相结合的艺术风格。风景描写洋溢着顿河草原的气息，衬托着人物的心境。
小说作者因这布巨著或者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
美学追求
苏联20年代以国内战争与革命为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但大多是以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为主人公，歌颂他们高尚的品质、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英雄事迹。这样一批文学，多有“应命”文学的痕迹，塑造人物上有“高、大、全”式的弊病，虽然自称“革命现实主义”，但都具有粉饰和拔高的不“现实”的通病。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却是一个例外，这是“一部使世界为之惊异的书”，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肖洛霍夫从另外一个美学视角展现了战争与革命，伟大之处在于－－如他自己所言，他是写“白军对红军的斗争，而不是红军对白军的斗争”，也就是说，是从“人”的角度来审视革命，而不是从革命的角度来批评“人”。在这里，他的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肖洛霍夫继承并发展了托尔斯泰那种把道德意识与审美意识相结合的美学传统，以一个艺术家全部的良知，直面现实，怀着深厚的人道主义同情，谱写了一曲悲剧主题的伟大史诗。为了实践这种人道主义追求，在《静静的顿河》中，作者运用了一种不同于“革命现实主义”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原则，即：不粉饰现实、不拔高人物、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几点说起来虽然简单，但在当时万马齐喑的苏联文坛却是非常勇敢和难能可贵的。
肖洛霍夫一贯坚持艺术真实要遵循生活真实的原则，他曾告诫年轻的作家：“作家在小事情上违背真实，便会引起读者的怀疑，读者会想，在大的问题上可能他也会撒谎。”敢于面对现实，敢于秉笔直书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这是肖洛霍夫艺术的良知，也是他在现实主义美学上的独创性。
主题：
相对于波澜壮阔的革命而言，个人不过是旋涡中的一滴水。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在行进的路上，不可避免地要碾碎许多个人的美梦。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正是以悲悯的情怀，通过描写主人公葛利高里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从普通人的角度反观大时代里的大变动，从而唱出了一首人道主义的悲歌。
《静静的顿河》全书四部八卷，140余万字，据统计共写了434人。而在这样宏大的篇幅中，主人公葛利高里的命运始终处于小说的中心位置。
葛利高里有两大追求，一是爱情与婚姻，二是作为哥萨克的名誉。而在这两个方面，葛利高里的结局都是悲惨的。在个人生活中，他动摇于妻子娜塔莉亚与情人婀克西妮亚之间，两次回到妻子身边，三次投入情人怀抱，使这两个都深爱他的女人为他死得异常悲惨－－娜塔莉亚痛恨丈夫的不忠，私自堕胎身亡；婀克西妮亚在与葛利高里逃亡途中，被枪打死。在哥萨克视为天职的战士生涯中，葛利高里徘徊于白军与红军之间，两次参加红军，三次加入白军，最后成了身处绝境的散兵游勇，年纪不到30却已鬓发斑白。穷途末路之际，他把武器丢进顿河的冰水之中，回到家破人亡的故居，此时，他与巨大的、冰冷的世界的唯一联系只是他幸存的儿子了。
造成葛利高里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他的哥萨克身份。哥萨克是俄国历史上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哥萨克”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自由人”。原指从中亚突厥国家逃到黑海北部从事游牧的人，后来泛指15-17世纪俄国从农奴制压迫下逃亡出来，迁移到边远各地的农奴、仆从和市民。南方顿河两岸的大草原是这些“自由人”聚居的地方之一。从16世纪开始，哥萨克因替沙皇政府镇守边疆，被免除劳役和赋税，并获得一定的奉禄和土地，同时哥萨克形成了带有相对自治性质的组织，他们是沙皇兵力的主要来源，18世纪开始成为特殊的军人阶层。特殊的历史一方面使哥萨克保留了许多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又使他们酷爱自由，粗犷善战。可以说，哥萨克最大的矛盾是：内心向往自由，身份上又是沙皇镇压自由的工具。葛利高里就是在矛盾的哥萨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个青年哥萨克的代表，他有责任感、有良心，有哥萨克特有的群体归属意识，也有自己桀骜不驯的性格。哥萨克自身的矛盾性决定了葛利高里的迷惘：是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许诺给受压迫者以自由；还是选择哥萨克，因为自己世世代代身为哥萨克。就这样，葛利高里是千百万在红军和白军犹豫不决的哥萨克的缩影。正如葛利高里所属的那个白军师的师参谋长考佩洛夫所说：“一方面你是一个拥护旧时代的战士，另一方面－－请原谅我说话尖刻，又有点象个布尔什维克。”
造成葛利高里的悲剧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又不仅仅是个哥萨克，而是一个善良的、有良知的人。与他那些甘心被白军挟裹的亲戚朋友不同，葛利高里除了哥萨克效忠沙皇的原则之外，还有自己的原则－－良心，还有自己的独立意志－－珍惜人类生命。所以，当他第一次看白军滥杀俘虏，就勃然大怒，几乎杀了凶手“锅圈儿”。此后的战役中，葛利高里目睹了双方的残酷行径，虽然为了生存，自己也要不断地杀人，并且获得过白军颁发的四个乔治勋章和四个奖章，升为白军师长，但在他的内心世界，他一直痛恨杀人、特别是无缘无故地滥杀俘虏－－无论是对红军还是对白军。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战争渐生厌倦，几次想放下武器。但是社会与时代的具体环境又迫使他一次次重新拿起武器。于是，葛利高里的心灵运动始终建立在内心的矛盾与斗争之中：他厌恶白军的腐朽反动，又对红军的过激行为不能容忍。而在具体行动中又始终处于无可奈何、无法选择的状态：在克里摩甫斯基战役中，他勇猛地挥刀砍杀，之后又趴在地上大哭起来：“我杀死的是什么人呀？为了上帝，砍死我吧。”在1920年他回到家乡，却因为遭到红军政权的怀疑而再次当上了叛军。－－一个独立、渴望自由与真理的人生活在一个无法找到独立和孤傲的世界里，这便是葛利高里的悲剧之所在。
肖洛霍夫对葛利高里的毁灭表示了无限惋惜和同情，也对导致葛利高里毁灭的红军的错误政策和过激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葛利高里的悲剧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革命的悲剧和历史的悲剧。
叙事特征
《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史诗性小说。所谓史诗，是指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具有结构复杂、画面广阔、内容丰富、意义深刻等特征的优秀长篇叙事作品。这部作品所涵盖的时间从1912年延续到1922年，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等重大历史时期，所触及的空间从平静的顿河的农庄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从混乱的白军司令部到小村子里的革命委员会，从列强伺机侵入的边疆到中心地带的城市。而这种广阔的时空性质又不同于其他的史诗性作品。
专家指出：“同样是规模宏伟、气象万千的长篇巨著，与〈战争与和平〉的开放性结构不同，〈静静的顿河〉具有的是一种纺锤性的网络结构，其纺锤的中轴乃是支配作品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历史潮流。历史与人物命运的勾连处则是战火纷飞、狼烟遍地的国内战争，其主要网络体系乃是主人公葛利高里驰骋疆场的足迹。”简单而言，作者没有如托尔斯泰一样，高屋建瓴地给历史的来龙去脉以高度理智的分析；也不象一般的史诗性作品，把故事放在大事年表上，犹如在写什么历史的编年体讲义。肖洛霍夫本人隐退在叙事之后，隐退在主人公之中，这样一来，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命运、共呼吸，就象实际生活中一样，每个人都置身历史之中，而又未必理解历史的走向、原因与意义。比如在作品中，对于俄国人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划时代的十月革命，作者“令人惊讶地”并没有正面描述，而仅仅是用一个段落中的寥寥数语，从哥萨克所听到的“传闻”这一侧面来略作说明。关于这个时代的著名伟人列宁，全书也只有两处一笔带过。
作者的视角与主人公的视角一致，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艺术视角，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视角。因为从真实的角度来衡量，人活在历史之中，但历史事件只有与个人命运相交织，方才显现出历史对于个人的真实面貌。简而言之，《静静的顿河》之所以是现实主义杰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史诗性与独特个人视角相结合的艺术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