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兼济与独善之间求潇洒

苏轼：在兼济与独善之间求潇洒

佚名

从文化人格的铸造发展来说，先秦是草创期，秦汉至两宋是发展期，元、明至清代前期是定型、重复期，近代是蜕变期。所谓草创期，就是各种人格雏形基本具备，只是有欠丰满，有待完善而已。在此后的发展期，治世与乱世，昏君与明君，一统与分裂，各种类型的社会历史环境都出现过了，先秦时期形成的各种人格模式也都被尝试、修正、丰富、补充，并且衍生出更多的亚类或次级人格范式。对于元、明、清人来说，已不大可能创造出全新的人格模式，留给他们的，只是选择、取舍与重构的问题了。他们可能由于配方的杂与多而进一步展示人格世界的斑斓色调，实际却不可能越出前代的人格范畴。至于近代，由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传统人格亦随之产生痛苦的蜕变，那已经属于另一种文化发展周期了。

　　宋代是中国文化的成熟期，也是在清代的大结穴之前的中国文化的一次集大成式的总结之预演，而元、明、清文化则是在这次总结之后又走了一个小圆场，呈示部、展开部早已结束，后来的800年不过是加花变奏而已。今天有所谓新儒学之说，实际宋代的程朱理学早已全面修正了孔孟学说，在当时堪称新儒学。而由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所创立的士大夫生活方式、文化规范等等，更对后代文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方面，苏轼显然是一个最具范式意义的人物。

每种人格范式都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产物。陶渊明的独善型人格产生在政治混乱的中古，杜甫的兼济型人格形成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偶然之中皆有必然。而苏轼的兼容协调型人格，只有在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代才可能具有普遍意义。这里把宋代以来的社会称之为后封建社会，而苏轼就是后封建社会的文化心理氛围下的产物。只有相对于这种特定的土壤气候，他才可能获得后人的广泛认可而形成人格范式。

苏轼的人格亦具有集大成的性质。从大的文化系统来说，他的人格内涵中有着儒、道、佛三大文化源流的积淀。就人格范式而言，他是把兼济型与独善型两种人格系统合为一体，然而又不等于二者的简单相加。这使他的思想以及人格结构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他继承了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尊主泽民的人生理想，而扬弃了孔子等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迂执作风；他吸取了庄子独立不倚的人格精神，而抛弃了他否定社会厌弃人生的悲剧性偏见。他力求在红尘十丈中保持自我的人格，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为国为民做点贡献，并且努力使自己在白衣苍狗般变幻的政权角逐中，在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的悲剧时代，活得轻松一些，洒脱一些。他要在出处辞受之际，在兼济与独善之间，寻得一条合情合理的中庸之道。这是一条相当艰难的道路。偏左则为狂猖，必遭灭顶之灾；偏右则为乡愿，沦为芸芸众生。而苏轼以其一生的丰富实践，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人格典范。

“身行万里半天下”

和前代文人相比，苏轼的一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丰富的人情味。他一生“历典八州”，“身行万里半天下”，辉煌的时候当过翰林院大学士、知制诰，地位仅次于宰相，失意的时候几番沦为待罪谪居之人，他有机会接触到人世间各个层次的群体人物，其生性无町畦，故自称“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而且多次的流放赋闲，也为他提供了充分的反思机会，所以他对于人生的体验与自我人格的塑造，比其他人更为从容、深刻、细腻、完整。幸亏他是个天才的作家，是一个真诚坦率的诗人，他留下的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800多封书信，以及数以百计的各体文章，为我们认识这个中国文化的宁馨儿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

“知命者必尽人事，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

苏轼的人格，是在士大夫传统人格的基础上选择重构的。要而言之，他所景仰师法的人格标本，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庄周。苏辙说他少年时初读《庄子》，即一见倾心，感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墓志铭》）庄子那种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和同万物的辩证思维方式，苏轼可谓终生受用不尽。他诗文中的成语典故，出于《庄子》的极多，这不仅是以故为新的创作手段，也反映了他思维取向与材料的渊源所自。如《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身。山头只作婴儿看，人间无限失箸人。”也是在发挥庄子所推崇的雷震不惊的至人人格。

同样是追步庄子，苏轼并不像魏晋文人那样言行诡谲，有意走偏至过火一路。他从庄子勾勒的人格原型中，吸取了个性舒张、蔑弃庸俗等积极内涵，而扬弃了那些狂怪放荡、乖违人情之处。在这一方面，陶渊明给他很多有益的启示。苏轼一生，最为推崇、反复称道而从无间言的就是陶渊明。当然，陶渊明影响的扩大与深入，与苏轼的鼓吹也有很大关系。苏轼在黄州时即“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与王巩定国》）。《江城子》词更云：“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及至南迁之后，他对陶渊明的人格更为服膺。他把《归去来兮辞》隐括为《哨遍》反复吟诵，又尽和陶诗120余首。这当然不仅是出于诗风的向慕，而是人格上的心悦诚服。他反复说：“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又说“渊明形神似我”（《王直方诗话》）；“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书陶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就人格精神的主导方面来说，苏轼与陶渊明确实多有相似乃至叠合之处，只是苏轼的人格内涵更为丰富，故非陶所可取代。

除了庄周、陶渊明之外，他还从白居易那里接受了一些影响。因为庄周、陶渊明一生很少在官场，他们面对的主要是物质生活的困难和理想事业的失落感，他们在人格方面的典范意义，是如何在穷困失意中自我解脱。而苏轼则有所不同，君恩未报、家庭拖累等现实问题，决定了他不可能弃官归隐，而他主观上又不肯随俗俯仰，所以他很容易从出处大略相似的白居易那里寻得借鉴。谪居黄州时自号东坡，显然从白居易忠州时期所作《东坡种花》、《步东坡》、《别东坡花树》等诗而来。他在矛盾激化时总是求调外任，也是在实践白居易的“中隐”理论。又白诗云：“穷通不由己，欢戚不由天。命即无奈何，心可使泰然。且务由己者，省躬谅非难。勿问由天者，天高难与言。”（《法藏碎金录》卷四）苏轼则云：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堂记》）

主张积极进取而不绝退路，虽留退路而不轻易抛弃社会责任，两者亦有明显的相通之处。比起张载《西铭》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壮语来，苏轼的气魄似乎要小多了。

然而正所谓屠龙之术不如杀猪之技，张载的话说来好听，事实上却是难以做到的。苏轼的话平实深切，按之而行，不失为良臣循吏。

与陶渊明、杜甫等人不同的是，苏轼既不偏主独善，亦非单向进取，而是力求兼济与独善的协调统一。一般说来，兼济与独善本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价值取向，苏轼是如何把这二者统一起来的呢？理论范畴其实还是老的，一曰“时”，二曰“权”。“时”是条件，可以大别为顺境与逆境，“权”是应变策略，处于顺境即积极进取，尽可能地为国为民做些好事，处于逆境则乐天安命，以旷达的态度对待种种厄难的打击。尽管“时”与“权”的概念早在先秦就提出来了，苏轼仍有其不可及处。关键不在于理论范畴的更张，而在于他出色的人生实践。

苏轼初入仕途时，原本“奋历有当世志”（《墓志铭》）。《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词中回忆说：“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语气中一派昂扬乐观的情调。二陆原指西晋诗人陆机、陆云兄弟，他们入洛阳时以文章为时人所推，时年仅二十余，苏轼此处用指自己和弟弟苏辙。“致君尧舜”句，使人想到《孟子》中的“使是君为尧舜之君”，想到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那时苏轼所想的还只是“达则兼济天下”，至于“穷则独善其身”，对于胸罗万卷。才富五车的他来说，似乎是不必考虑的。早期诗如《和子由苦寒见寄》云：“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屈原塔》云：“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丈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也都体现了他迈往直前的进取精神。

苏轼与他人不同的是，他不是前期进取，中岁消沉、晚节颓唐那样一种呈抛物线形的人生模式，更不是前期积极进取、后期消极颓唐的两半截人生格局。

除了黄州时期短暂的彷徨消沉之外，他一生的精神气象都是明朗乐观的。他得意时即勇于作为，为国为民兴利除弊，失意时即旷达自适，随遇而安。而此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他人生态度或价值取向的变化，而只是顺应情势的理性自我调节的结果。譬如他贬居黄州时学佛学道，自号东坡，又往往自称幽人，诗如《东坡八首》，词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文如前后《赤壁赋》，读之皆有萧蓼逸世、不食人间烟火之意。然而，自移汝州到应诏回朝，政治气候的变化既属显然，赋闲多年的苏轼亦有意于为国效力，他很快又自我调整，恢复到兼济天下的主旋律上来了：愿为穿云鹘，莫作将雏鸭。（《歧亭五首》其五）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

读这些诗句，觉真气内充，精光外射，虽不言志而其志可见，与黄州时的诗文格调相比，直是两副笔墨。及至元佑之后，苏轼一贬再贬，直到天涯海角。然而他既不因生活困苦而沮丧，也不因功业难成而苦闷，他能够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活到北归，原因就在于他善于调整自我。

苏轼单纯直率，与王安石相比，政治上近乎幼稚，然而他也懂得把握分寸。要想在兼济与独善之间走平衡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把握好分寸。有的人是既求兼济，便有进无退，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结果或不免杀身之祸，虽得清名，却于事无补。又有的人是一想独善，便思求田问舍，或于世事不闻不问，自我放逐，如此则丧失了临民的热情，不成隐士即成庸人。苏轼并不如此，他执著而不失变通之道，退处而不泯救世之心，故无论在朝在野，其人格自我固未尝有变。

自我解脱方法：调整视点、目标、思路

对于后期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们来说，人们最欣赏的不是苏轼的兼济之功，而是其独善之方。苏轼一生三起三落，历尽升沉。昨日还是五马使君，今日忽成乌台案犯；今日尚为东坡野人，明日则为翰林学士，后日又复成为天涯罪人，造化如此捉弄人，似乎存心要考验苏轼定力如何。一般来说，由穷而达，人皆乐之，难在由达而穷，胸无滞闷。这不是靠说大话或强自压抑所能奏效的，既靠个人的心理素质、文化修养，同时也和心理——思维方法的训练有关。苏轼所采用的自我解脱方法，主要有三种形式。

其一曰调整视点。或以大观小，或以后视今，以时间的永恒和空间的无限，来反衬眼前的痛苦与挫折，以见其短暂微末，不足为虑。

《东坡志林》中有一则小品《儋耳夜书》，可以视为此种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焉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这一则小品中间嵌入一个庄周式的寓言，它从意象到思维方式，都明显带有庄子哲学的意味。蚁的视点是微观的，苏轼的视点是宏观的，欲求自我解脱，就要实现由微观到宏观的视点转换。处于暂时祸患中的人，即如遇水之蚁，目光短浅则生忧患，若能超然达观，“少焉”即可度过厄难。苏轼这里所谓“念此可以一笑”，不是笑他人，而是笑当初之自我，他是在反省玩味自己如何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的。他把历时性的心理过程化为共时性的双重透视，是为了突出这两种视点的差异。

苏轼的此种思维方式，好像是分身尘外，把自己同时作为人生舞台的演员与观众，以尘外之超我，笑世中之本我，从而达到超然忘忧的效果。

至于以光阴之永恒与人生之短暂相对照，或以时光之流逝与苦难之暂驻相对照，则以贬居黄州时所作《定风波》一词为典型体现。词前小序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其词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枝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也就是苏轼贬居黄州的第三个年头。苦闷彷徨时期早已过去，词人已经把往日的痛苦升华成哲理与诗情了。这首词和小品文《儋耳夜书》有相通之处，都是以眼前景物为凭借，表达对人生忧乐的深层体验。不同的是，《儋耳夜书》是以大观小，沙湖遇雨则是以后视今，一为空间之变化，一为时间之迁延，其超脱效果则是一样的。试想出游途中突然遇雨，身边又未有雨具，故或张皇失措，或抱头鼠窜，淋湿了衣服又不免气恼，“狼狈”之状种种，是皆生活中所常见。然而作者别有会心处，不在眼前景，而在心中事。人生漫漫长途中，难免遭受挫折打击，初无思想准备，或怨天尤人，或陷入悲苦不能自拔，此亦人世间所常见，苏轼自己也曾经如此“狼狈”过。然而天有阴晴，人有否泰，衣服淋湿可以复干，暂时的厄难必将过去。张皇失措，怨天尤人，无益于己；泰然处之，吟啸徐行，不增其害。当时觉得厄运当头，苦难无期，“已而”时过境迁，恍然一梦，“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了。由大观小或由后视今，都是“淡出”现实摆脱束缚之一法。苏轼又有《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诗云：“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郁纡”，也表现了同样的思维模式。

其二曰调整目标。人在少壮之时，无不欲取法乎上；处于顺境之时，无不欲兼济天下。然而遭时不偶，命运多蹇，保命不暇，遑论兼济？所谓调整目标，就是降格以求，就是退而求其次，就是到哪一步说哪一步。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都有根据形势调整目标的意味。陶渊明《杂诗》中云：“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是犹未能忘情于兼济之初心。后来以“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为满足，也是调整人生价值目标的结果。当然，说调整目标不等于放弃理想，放弃追求，不等于随波逐流，不问是非以与世俗处，个中区别，真是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矣。

关于此种思维方法，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是苏轼的随笔小品《记游松风亭》：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士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此文即事兴感，还保留着带露折花的鲜活气息。大凡人生在世，总有自己的既定目标。既有目标，便不免时时瞻望，算计如何得到。人之所以感到活得很累，便是为此。原以为到得某地步，便不枉活一世；为臣为子，为夫为父，面子粗了，即可自慰，意谓挣到此地步便撒手不干，从此过痛快日子。又谁知人心无尽，得陇望蜀，中了举人还想考进士，于是一生辛苦，总无宁日，及老方侮，为时已晚。苏轼这篇小文就告诉人们，目标全是自家定的，解铃系铃，一在于己。若是体健足捷，至亭上休息固可，若是足力疲乏，便可随处歇息。这一段文字看似浅显，实际却如佛祖说法，就近取譬，把前人故作玄虚或辞费而不达的解脱之道，说得亲切有味。苏轼文风的洒脱，来源于思维的飘逸，若认作技巧问题便落第二义。

三曰调整思路。前面理会的是看什么，这一条说的是怎么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凡事多看好的一面，苦中求乐，平中求奇，凡中求美，总之是叫人越想越开心，而不是越想越沮丧。苏轼此种思维方式，很早就形成了。如密州时期所作《望江南·超然台作》词曰：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体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寒食节是一个令人伤感的节日，古来咏寒食节的诗词，往往脱不开凄凉伤感的抒情氛围。尤其是在梦回酒醒。“烟雨暗千家”的情况下，词人又是家在西南，人在东北，更容易勾起伤感情调。但苏轼在伤感的意绪刚刚袭来时，便理智地悬崖勒马，把流落他乡、亲旧零落之类的念头抛开，努力去想些让人高兴的事。“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三句，尤其是“休”、“且”二字，明显地体现了苏轼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是他理性地调整思路、导引情绪的思维策略。苏词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的质疑问难之后，突然思路一转，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圆融观照，恢复了通达和悦的心境，也是东坡式思维的成功范例。这就是达观，俗语谓之想得开；刘熙载说东坡善于打通后壁说话，恐怕主要是指此种思维方式而言。

苏轼的这种思维方式，对他两次贬官之后的心理调节，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总是从贬居之地的自然山水，当地百姓的淳朴风情，以及无官一身轻的闲散逍遥等各个方面，来搜寻发掘现实（大命）对自己的恩惠，以见得上苍不仅不是对他苛刻虐待，简直是对他特殊眷顾。他在诗中总是对贬居之地的好处津津乐道。如《寓居定惠院之东》：“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赠昙秀》：“人间胜迹略已遍，匡庐南岭并西湖。”《食荔支》：“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纵笔》：“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据说当时宰相章敦看到《纵笔》一诗，心怀伎刻地说：“苏子瞻复如此快活耶？”于是复贬儋耳。然而对于苏轼来说，即使投放于天涯海角，他也仍然活得那么开心。他自己动手筑起三间茅屋，名之为“桄榔庵”，继续作他的“和陶诗”，负大瓢行歌田间，闲时教当地年轻人写文章。诗中且云：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被酒独行……》）及至受诏北归时还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总之在苏轼笔下，他是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当地百姓全都与他相亲相爱，连飞禽走兽也都与他一见如故。他看了那么多殊乡景色，听了那么多奇闻趣事，吃到那么多时鲜水果，又写了那么多好诗好词，简直让没有被贬的人嫉妒得要命，而刻意迫害他的人也终于得不到看他痛苦乞怜的快意。

达观如是，命奈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