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化教育的初创及其成果（1936-1949年）

{电化教育研究2011年第五期（110—119页）}
                                                                  电化教育的初创及其成果（1936-1949年）
       1936年7月，教育部先后设立电影教育委员会和播音教育委员会，并借调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副主任潘澄侯教授到教育部。梁委员会在教育部内归“社会教育司”分管，司长陈礼江为管理的便利和行文的简洁，将“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两委员会”简称为“电化教育委员会”，更进一步简化成“电教会”，潘澄侯的职务也就随之成为“电教会”秘书。正当学员毕业后回到各省开展工作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从此，电化教育首先承担起动员民众、唤起全民族“抗战救亡”的重任，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工作并得到了发展。
       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提出“要使每一张影片成为抗战的有力武器，使它深入到军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要建立一个新的电影的战场，集中我们的人才，一方面以学习的精神来提高自身的教育，又一面以集体的行动来服务抗战宣传。对准敌人的无耻的说教，我们愿以电影的话语向我们的同胞和我们的国际间的友人陈述新中国的现实！”这一宣言体现了非常时期对电影功能新的时代要求，强调了电影作为战时宣传工具的教育性和服务性。
      抗战开始后，内陆大学纷纷西迁，在重庆、四川、云南等地重组开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各个学校不仅坚持上课，而且还用电影、幻灯、播音等手段辅助教学，其中以金陵大学最具有代表性。如上所述，金陵大学理学院为了促进各学科教学，从1930年开始就与柯达公司合作，陆续译制教学电影65部，为各个院系的教学提供服务。西迁成都后，在困难的条件下，不仅为本校的教学提供了支持，还为其他高校和中小学、民众教育、社会各部门提供了电化教育服务。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电化教育对学校的教育作用重新得到重视，体现在高校对学科教学和对中小学教育的关注上。从1936年到1949年，我国电化教育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生产了大量教育电影，建立了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站，为动员民众、提高民众素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解放区广播和电影机构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为新中国广播事业和电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