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YS

为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85周年暨紫禁城建成590周年，故宫博物院于2010年9月26日至28日隆重召开了故宫学研讨会。故宫学研讨会系由关于故宫学的主题会议和三个分会组成。由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主办的“宋代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其中的分会之一。 　　2010年9月27日至28日，“宋代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康铭大厦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41人，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英国等。列席代表有20人，来自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和清华大学等。大会共收到论文43篇，研讨会上，共有30位与会代表宣讲了各自的论文。 　　26日上午全体与会代表参加了在故宫博物院报告厅举行的“故宫学研讨会”，下午先是前往故宫博物院延禧宫西配殿一层参观了特为本次会议而举办的“宋代官窑瓷器展”，接着又出席了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内举行的“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开幕式并参观了该展览。晚上出席了在故宫博物院太和门广场举办的“太和邀月”中秋晚会。 　　27日上午，“宋代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康铭大厦2层会议室拉开帷幕。会议开幕式由古陶瓷研究中心秘书长吕成龙主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陈丽华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在开幕式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接着进行了大会发言。 　　27日下午，全体与会代表乘车前往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参观了观摩室和古陶瓷研究中心下属的检测研究实验室，上手观摩了部分文物资料，并再次参观了“宋代官窑瓷器展”。28日全天与会代表继续在康铭大厦2层会议室参加大会发言及讨论。 　　在本次会议研讨中，与会代表们畅所欲言，针对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诸如官窑的定义、何为北宋官窑、北宋朝廷是否在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设置过官窑、北宋官窑是否就是汝窑、在河南省汝州市发现的张公巷窑是否就是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称谓是否准确、南宋官窑是否只有杭州郊坛下官窑一处、杭州老虎洞窑是否就是修内司官窑以及其他问题等，从传世品、考古发掘品、文献资料、美学、科技检测等多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关于宋代官窑瓷器的美学风范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叶喆民先生在所作题为《“官窑”试论》的演讲中，从南宋官窑的釉质、胎质特征两个方面阐述了南宋老虎洞窑和郊坛下官窑的总体特点。认为尤其是容易被人忽略的宋代官窑瓷器上的斜状透明片纹、米黄釉色，值得我们特别重视。指出弄清宋代官窑与越窑、汝窑、龙泉窑、哥窑瓷器的造型、装饰、化学组成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今后研究的方向和主要应该解决的问题。叶先生认为瓷器的烧制工艺是决定其釉面色调的一个原因，但并不能左右人们欣赏瓷器的审美情趣和标准。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伊藤郁太郎先生在所作题为《徽宗皇帝的视点——北宋官窑私论》的演讲中，探讨了北宋官窑相关问题。从美术史角度，分析了北宋官窑设立的原因。其中的外因说、内因说，也就是对汝窑制品性质的分析，视角新颖。特别是谈到宋徽宗赵佶本人的审美意识和理念对官窑瓷器的影响，很值得研究者重视。伊藤先生通过归纳分析，认为河南汝州张公巷窑是海陵王时期的金代官窑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出川哲朗先生在所作题为《官窑青瓷开片中的审美价值》的演讲中指出，宋代官窑青瓷开片是当时是文人大夫审美需求的反映，体现出的是美学范畴中“分形结构”的美，即在有限的平面里分布着无限持续的结构。宋代官窑青瓷开片结构的维度介于三维和二维之间。认为中国宋代文人士大夫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蕴含在自然界中“分形结构”美的。出川哲朗先生的演讲，为我们欣赏宋代官窑瓷器的美感提供了新的视角。 　　台湾鸿禧美术馆舒佩琦女士在所作题为《放大镜下汝窑与南宋官窑青瓷新视野——由鸿禧美术馆藏瓷片标本谈起》的演讲中，以大量在放大镜下拍摄的彩色动画图片，使与会代表看到了鸿禧美术馆陶瓷标本室所藏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青瓷标本以及浙江杭州卷烟厂出土南宋官窑青瓷标本在高倍放大镜下所呈现的神秘世界。幻灯所展示的汝窑瓷器釉内晶亮稀疏的大气泡和卷烟厂出土瓷片釉内小而密集的气泡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关于官窑的定义以及何为北宋官窑、南宋官窑 　　北京故宫博物院耿宝昌先生在所作题为《再议宋官窑瓷器》的演讲中，总结了在宋官窑瓷器研究中的一些老问题，又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原定为清雍正仿官窑三足樽，经过科学检测被认为是宋官代窑产品。几件存世的具有官窑特征的白胎青瓷可能是河南汝州张公巷窑产品。杭州凤凰山麓很可能还有其他南宋官窑遗址。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宋代官窑瓷器的窑口归属需要进一步认定。宋代汝窑、官窑和哥窑研究中相关问题的彻底解决，还需要一定时间，期待着新的考古发现和科学检测成果。 　　北京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先生在所作题为《宋代官窑瓷器研究思路》的演讲中，回顾了对官窑瓷器进行研究的历史，归纳出官窑的11个特点。探讨了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窑和老虎洞窑以及与之相关的汝窑、张公巷窑、钧窑、哥窑的窑址存在与否、文献记载正误等问题。认为宋代官窑应包括北宋的汝窑、钧窑和南宋的修内司窑、郊坛下官窑四个，宋代钧窑时代问题与南宋修内司官窑窑址的寻觅与研究问题，是我们今后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关键。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岳明先生在大会上所作题为《“官窑”三题》的演讲中指出，官窑是一种专称，是专指由宫廷设置的窑场，并由朝廷组织和管理生产、控制产品流向。认为从窑址发掘、文献记载的情况看，将废、次品打碎掩埋，不是官窑的固定制度，而是一种偶然现象。 　　故宫博物院王莉英女士在所作题为《对北宋官窑的思考》的演讲中，强调了北宋官窑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问题，即北宋官窑是否存在？若存在，其窑址在何处？对于第一个问题，通过从文献记载、海峡两岸故宫所藏传世品、窑址遗存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认为北宋官窑是存在的。对于第二个问题，认为北宋官窑遗址不在开封，应在河南汝州，而且就在宝丰清凉寺附近。 　　韩国西江大学李喜宽先生在所作题为《北宋官窑与“京师”及“惟用汝器”——北宋官窑研究序说》的演讲中，认为北宋官窑遗址所在地应在当时都城汴京，而不在汝州。 　　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先生在所作题为《官窑相关问题再议》的演讲中，从官窑的定义入手，认定北宋汴京官窑的存在，对与宋代官窑相关的汝窑、张公巷窑、哥窑、龙泉窑等进行了梳理分析，得出了张公巷窑为金代官方瓷窑的结论，并提出了哥窑与南宋修内司窑一脉相承的关系。 　　故宫博物院陈华莎女士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从圆明园出土的宋代官窑残片谈起》的演讲，向大家展示了圆明园出土的一块宋代官窑瓷片及其在200倍放大镜下釉内气泡情况。认为釉中残留的玛瑙碎末与汝窑瓷器釉中残留玛瑙碎末的情况相似，进而推测这片官窑瓷片标本可能为北宋官窑遗物。 　　北京大学权奎山先生在所作题为《汝窑和老虎洞窑瓷器的比较研究》的演讲中，通过从器类、造型、胎釉、装饰、装烧工艺等五个方面将两个瓷窑进行认真比对研究，确认了杭州老虎洞窑的官窑性质，认为考古发掘所揭露的老虎洞窑址南宋地层即是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新民先生在大会上所作题为《关于汝窑性质问题的探讨》的演讲中，向与会代表介绍了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遗址的发掘情况以及其他地方出土汝窑瓷器情况，支持汝窑是贡窑而不是北宋官窑的学术观点，认为汝窑遗址恐非一处，河南鲁山段店窑很有可能也是汝窑瓷器的产地之一。 　　三、传世宋代官窑瓷器研究 　　英国剑桥大学博物馆林正升研究员在所作题为《英国博物馆所藏宋代官窑瓷器》的演讲中，向大家介绍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传入英国的宋代官窑瓷器目前在英国博物馆的大致收藏情况，内容涉及这些宋代官窑瓷器分别收藏于哪些博物馆、它们是如何被收藏的以及早期英国收藏家对宋代官窑瓷器的认识等，对于我们了解宋代官窑瓷器在国外的流传和收藏情况大有裨益。 　　台北故宫博物院余佩瑾女士在所作题为《南宋官窑“宝用”铭瓷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中，介绍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两件官窑“宝用”铭花口碟，指出其“宝用”二字系在釉下以含氧化铁的彩料书写。并结合其他资料对这两件瓷器的年代和用途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其年代大约在南宋至元代，用途是供祭祀所用。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长谷川祥子女士在大会上作了题为《静嘉堂收藏的修内司官窑“青瓷鼎形香炉”》的演讲，详细介绍了该馆所收藏的一件青瓷香炉。认为这件香炉呈现出南宋修内司官窑的显著特征。而对这件青瓷香炉的曲折流传经历的介绍，更是让大家体会到了宋代官窑瓷器在日本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力。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金井敦先生在所作题为《曾被认定为修内司官窑作品的青瓷瓶》的演讲中，对收藏于东京彩虹美术财团的一件被定为日本国宝的中国青瓷瓶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其被认定为修内司官窑作品的原因不是单单从窑口考虑，而是紧密结合南宋官窑与龙泉窑的历史渊源才得出的结论。 　　日本出光美术馆金泽阳先生在所作题为《官窑所烧造的瓷器内容》的演讲中，结合自己研究明代官窑制度的体会，针对宋代官窑提出一个问题，即现在存世的宋代官窑瓷器大多以祭器为主而且种类很少，从明代官窑制度推测，认为除了已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外，还应该有别的瓷窑专门烧造宫廷宴会用瓷以及为迎合帝王和达官显贵嗜好而烧制的瓷器，这些瓷器也可能是民窑上供的，但究竟那些瓷器能归于此列，值得探讨。 　　故宫博物院王光尧先生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清宫对宋官窑瓷器的收集及意义》的演讲，认为根据对清代档案记载的统计，可清点出清宫旧藏中有将近200件被认为是宋代官窑烧造的瓷器。这些官窑瓷器有的是历代宫廷传承下来的，有的则是臣属进贡的。雍正时期基本只是对器物的有无作记录而已，不加品评。乾隆初年，乾隆皇帝先是请人认看宫中藏宋代官窑瓷器真赝，然后，其本人开始对臣属进贡的官窑瓷器进行品评。清代雍正、乾隆皇帝对于宋代官窑瓷器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了当时社会时尚的走向，进而造成了当时景德镇御窑厂和民窑对宋代官窑瓷器的追求、模仿。 　　四、关于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 　　北京故宫博物院吕成龙先生总结了目前在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有北宋时朝廷是否在汴京设置过官窑、北宋官窑是否就是汝窑、河南汝州张公巷窑是否是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称谓是否准确、南宋官窑是否只有郊坛下官窑一处、何为文献中所说的内窑、老虎洞窑是修内司窑还是文献中所说的续窑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进行梳理，指出宋代官窑瓷器的研究离不开传世宋代官窑瓷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考古发掘资料，只有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开展综合研究才能最终解决上述问题。 　　台北故宫博物院陈东和先生在所作题为《几件院藏宋代官窑瓷器及出土瓷片标本的初步检测》的演讲中，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关注官窑瓷器足底所粘留的窑具痕迹以及所涂的酱色釉汁问题。 　　北京大学秦大树先生在大会上所作题为《汝窑的考古发现观察》的演讲中，强调在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既要加强对考古发掘所获得资料的研读，也要重视史学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五、关于宋代官窑瓷器制作工艺及其他 　　日本东京多摩信历史美术馆中泽富士雄先生在所作题为《试论“青瓷与素烧”》的演讲中指出，“素烧”在中国古陶瓷生产中具有悠久历史，唐三彩、五代耀州窑青瓷、宋代汝窑青瓷均采用“素烧”，青釉的呈色受烧成温度影响，必须在适当的较低温度下呈色才能较为理想。当胎体烧结所要求的温度比釉烧温度高时，必须经过高温“素烧”后再施釉进行温度稍低一些的釉烧，方能得到所想追求的青色。 　　日本爱知县陶瓷资料馆的森达也先生在所作题为《汝窑与南宋官窑——技术和器种的比较》的演讲中，以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述了汝窑和南宋官窑的异同。从烧成技术、器种、器形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汝窑受到耀州窑的影响，而南宋官窑是在继承汝窑制瓷技术和产品风格的基础上，融合了南方越窑系制瓷技术，逐步发展成独树一帜的官窑样式。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建新先生在所作题为《谈明御厂遗址出土的仿宋官窑瓷器及相关问题》的演讲中，根据对明代景德镇御器厂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资料，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明代宣德、成化时期景德镇御器厂仿宋代汝窑、钧窑、南宋官窑瓷器的情况。认为成化时期御器厂工匠可能是根据《格古要论》等文献的记载对修内司官窑瓷器进行仿制。认为明代宣德、成化两朝仿制宋代官窑瓷器对清代仿官窑瓷器产生重要影响。宣、成二窑仿宋官窑瓷器开启了明、清景德镇窑仿宋代官窑瓷器之先河。 　　浙江省博物馆王屹峰先生在所作题为《近年发现的南宋陶质仿金属器》演讲中，以杭州、绍兴等地出土的陶质仿金属器为研究对象，分析指出南宋时期陶质官窑祭器所模仿青铜器的原型，主要为宋代自铸的复古式青铜礼器，可按质地、器形和纹饰分类，并推测了这批出土器物的窑口归属。 　　浙江省博物馆沈琼华女士在所作题为《试论宋代龙泉窑与官窑和官府的关系》的演讲中指出，北宋晚期龙泉窑已开始使用官颁样制，推测在北宋末年宫廷命汝州造青窑器的同时，龙泉窑极有可能也和汝窑、耀州窑、邓州窑一样承担了为宫廷烧造瓷器的任务。而且认为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资料表明，南宋时期龙泉窑产品已进入宫廷。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小林仁先生在所作题为《“澄泥为范”说汝窑》的演讲中指出，南宋官窑的“澄泥为范”在北宋末期已经现身于汝窑，也就是说从汝窑开始到之后的官窑，形成了一个“澄泥为范”的谱系。南宋官窑“澄泥为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实现产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朝廷制定的规格——“样”。“澄泥为范”应作为考量官窑的一项重要指标。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对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为配合此次会议召开而举办的“宋代官窑瓷器展”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对展览所反映出的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自2003年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首次提出“故宫学”概念以来，为加强故宫博物院科研力量，故宫博物院先后成立了5个研究中心，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就是其中的一个。成立古陶瓷研究中心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故宫博物院在拥有藏品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力量，并借助外界在古陶瓷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专家、学者的力量，通过开展课题研究，逐步推进或解决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此次召开的“宋代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所召开的大型学术会议之一。 　　为配合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而在故宫博物院延禧宫西配殿一层举办的“宋代官窑瓷器展”，不是一个简单的展览，它是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开展宋代官窑瓷器研究课题所取得成果的反映，是传统研究方法与利用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进行古陶瓷研究的结晶。共展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33件宋代官窑瓷器、15件明代景德镇窑仿宋代官窑（釉）瓷器、27件清代景德镇窑仿宋代官窑（釉）瓷器和86件杭州南宋郊坛下官窑遗址、杭州南宋老虎洞窑址以及20世纪90年代位于南宋皇城的杭州卷烟厂综合楼扩建工地出土的瓷片和窑具标本。应该说，举办这样的展览和开展这种研究工作，目前在国内外尚属首次。 　　故宫博物院李合先生在代表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所作的题为《院藏宋代官窑青瓷的无损科技分析》的演讲中，向大家介绍了在古器物部陶瓷组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下属的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利用X射线荧光能谱仪、激光拉曼光谱仪、光学显微镜、分光光度仪等仪器，对院藏40件原定为宋代官窑烧造的瓷器、6件原定为明代景德镇窑烧造的仿宋代官窑瓷器、12件原定为清代景德镇窑烧造的仿代宋官窑瓷器以及向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及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兄弟单位借来的20件通过对杭州郊坛下官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瓷片标本、80件通过对杭州老虎洞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瓷片标本和26件20世纪90年代位于南宋皇城的杭州卷烟厂综合楼扩建工地出土的瓷片标本进行了无损检测分析研究。取得了以下成果。 　　1、故宫博物院收藏的5件原定为宋代官窑生产的青瓷中，有一件青釉葵口洗和一件青釉四方委角水丞应属于明代景德镇窑烧造的仿宋代官窑青瓷，另外3件尚需进一步研究。 　　2、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件原定为明代景德镇窑烧造的仿宋代官窑温器和一件原定为清代雍正景德镇窑烧造的仿宋代官窑三足樽，经进行科学检测和重新目鉴后认为系南宋杭州官窑产品。 　　3、对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官窑瓷器釉的元素组成、玻璃相结构进行分析后发现，院藏宋代官窑瓷器大体可分为两大类。 　　4、所测院藏宋代官窑瓷器，多数与杭州郊坛下官窑遗址、老虎洞官窑遗址以及20世纪90年代位于南宋皇城的杭州卷烟厂综合楼扩建工地出土瓷片相近。但部分官窑瓷器与上述窑址还有一定的差异，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5、杭州卷烟厂出土瓷片与杭州郊坛下官窑遗址出土瓷片标本差异较大，但与杭州老虎洞窑遗址出土部分瓷片标本比较接近。 　　6、杭州卷烟厂出土的瓷片有可能是属于一个尚未发现的南宋官窑产品，这是否为南宋第三座官窑尚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也不排除卷烟厂出土瓷片是老虎洞窑址或者郊坛下窑址某一特定时期生产的可能性。 　　7、目前，尚不能有效的区别郊坛下和老虎洞窑的差异，也就无法判断传世官窑产品中哪些属于郊坛下，哪些属于老虎洞（宋代地层）。 　　8、受烧成技术、胎釉配方等因素的影响，古陶瓷釉中的气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稳定性，保留有烧成时的原始信息。大体上瓷釉中气泡平均直径值越大，气泡密度越小；反之，釉中气泡平均直径值越小，气泡密度越大。宋代官窑瓷器和明清仿宋代官窑（釉）瓷器的釉中气泡大小及密度没有明显差别，而且釉面均有斑点、鬃眼、缩釉等现象。 　　9、将宋代官窑瓷器釉的开片和明清仿宋代官窑（釉）瓷器釉的开片进行对比后发现，宋代官窑瓷器釉的开片纹路普遍短而密，而明清仿宋代官窑（釉）瓷器釉的开片纹路稀而长。明清仿宋代官窑（釉）瓷器的开片纹路较宋代官窑瓷器釉的开片纹路直，弯曲度小。 　　28日下午会议结束前，耿宝昌先生和吕成龙先生代表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代表们一致认为，本次会议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于宋代官窑瓷器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