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林：北海故意伤害案补充辩护词

 

 

杨学林：北海故意伤害案补充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本次开庭质证的补充证据材料，主要涉及被告人裴贵以及其他被告人是否有作案时间这个关键问题。结合上次开庭的质证材料，以及本次开庭各被告人的当庭陈述与辩解，我认为在作案时间这个问题上，事实仍然不清，证据仍然不足。现围绕各份补充证据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公安部的鉴定意见

该次鉴定没有达到委托目的，特别是对于黄焕海的死亡时间，鉴定书称“不能确定”。原因一是尸体高度腐败，二是缺乏死者生前进食情况的确切资料。通过法庭调查，我认为上述说法不准确。

1、补充证人证言反映了聚餐情况。如黄祖宁称“当时点有好几个菜，有鱼汤、炒蛋、粥等”，黄祖艺称“有鱼汤、青菜、猪杂、白粥”。上述关于黄焕海进食情况的资料已经十分确切了。司法实践中对于死者生前的进食情况，也是由旁证得出的。因此，鉴定人作证时称没有确切资料，是推卸责任的表现，不足为信。

    2、鉴定人受到公安机关的误导和影响，失去客观公正性。从鉴定人所称听取公安机关汇报（委托人并不是公安机关，而是法院），并在公安人员的带领下考察现场（包括所谓绑架路线、水产码头现场以及聚餐现场）来看，无法排除鉴定人受到了公安机关办案观点的影响。在上述过程中，鉴定人不可能不向公安机关了解黄焕海的生前进食情况。由此可见不是客观原因导致“不能确定”死亡时间，而是主观原因：要么是公安机关向鉴定人隐瞒了黄焕海生前进食情况，要么是公安机关对鉴定人施加了影响，使鉴定人故意“缺乏资料”。

因此，上述鉴定意见书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

二、关于侦查实验

侦查实验虽然不能直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但是有助于法庭判断认定事实。就本案来说，侦查实验的目的应该是以虚拟的方式，重现各被告人能否在指控的时间内完成指控的作案。这样的实验，关键要围绕“能不能”展开，即可能“能”，也可能“不能”，这在进行实验之前是没有答案的。可是本案侦查机关在进行侦查实验之前，是预设了答案的，即必须“能”。从录像中演员的表现来看，特别是裴金德的演员的表现，已经不是实验了，而是去完成一项任务，即必须在总时间16分钟、水产码头44秒钟内，完成与其他被告人的共同伤害致死并抛尸的全过程。因此，裴金德的演员只得采取要么奔跑，要么大步流星，要么省却至少20个环节（根据裴金德的供述）的方式，来完成本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此，本次侦查实验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实验的过程是混乱的，实验的结果是荒谬的。可以说，本次侦查实验在指控犯罪的作用上没有任何价值。相反，在压垮控方整个证据体系上，却成了最后一棵稻草。

三、关于打捞的衣服

    1、鉴定出该件衣服是否纤维材料，与本案的关联性相差太远。在该件衣服是否必然是黄焕海穿过的，以及该件衣服在海水里浸泡多长时间的问题没有落实的情况下，鉴定这件衣服的材料属性没有意义。

    2、郭泽英的证言对事实的描述用了“记不大清楚了”、“大约”、“一般是”、“应该是”、“整体感觉”等词语，实际上等于什么事实也没有确定。

    3、邹荣华的证言不是对某件客观事实的反映，而是对某种事物的观点和判断，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实质要件。

四、关于黄焕海身上的油漆

1、黄祖团、黄祖松证言的真实性存疑。第一，其说法违反生活常规。据当过船工的被告人杨柄棋说，船工干活时一般都穿烂衣服（指工作服），外出时会换上干净衣服。特别是外出参加聚餐，不可能穿着带有油漆的衣服；第二，原法医鉴定显示，黄焕海身上的油漆在后肩和臀部。根据生活常识，刷漆时沾到油漆，一般会沾到前身，粘到后身的可能性不大；第三，补充证人证言显示，当时共同聚餐的许多人无一人发现黄焕海身上的油漆，也无一人闻到黄焕海身上的油漆味。   

2、黄祖团证言的合法性存疑。《询问证人笔录》显示，黄祖团还没等到侦查人员问油漆的问题，就主动说出油漆的事情，无法排除侦查人员事先对其施加了影响。

3、黄祖松证言不具有合法性。黄祖松是本案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并已经参加了上次20天的开庭，其失去了证人资格。

4、缺乏关键证据佐证。黄祖团说是船老板安排翻修，但是本案没有船老板的证言来证实这一基础事实。而另一证人黄祖润没有明确说黄焕海身上有油漆，只是说在船上闻到黄焕海身上“似乎有油味，是机油或油漆的味道”。我们知道，在船上每个船工的身上都有可能有这种味道，何况证人也没有确定就是油漆。

由于黄祖松不具有证人资格，黄祖润没有明确证言，导致黄祖团的证言即便成立也属于孤证，无法证实控方关于油漆问题的观点。

五、关于黄焕海生前的进食

    公诉人认为，证人只记得黄焕海喝酒，没有记得黄焕海吃东西，所以只能肯定黄焕海喝酒，不能肯定黄焕海吃东西，况且还不能排除黄焕海的呕吐。这种观点，是以违背生活常理为基础对证人证言的曲解。

    1、证人所说的“我们”当然包括黄焕海在内，“我们”吃了什么东西，当然包括黄焕海吃了什么东西。

    2、证人回忆两年以前的某次人员众多（七、八个人）的聚餐，还会记得某人喝了多少酒，但是很难明确说出某人吃了什么。这符合生活常理。相信我们在座的人回忆两年前的某次聚餐，也会是这个结果，甚至可能连自己喝了多少酒都记不得了。所以我们不能以证人记不得黄焕海吃了什么，就下结论说黄焕海只喝酒而没有吃饭菜。至于公诉人说这些人先吃了点东西，然后长达三、四个小时只喝酒，不吃菜，恐怕连公诉人自己也不会相信。

3、黄焕海当晚是否呕吐，这是控辩双方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公诉人对于证人均表示没有看到黄焕海呕吐很失望，于是强调“不排除黄焕海呕吐”。这里我要指出，公诉人用“不排除”来断定事实，完全推卸了控方的举证责任。

既无法肯定呕吐，也不能肯定没有呕吐，这使得这项重要事实不清。事实不清带来的诉讼利益归被告人，这是公认的刑事诉讼原则。这种事实不清，不存在公诉人所说的分阶段。在刑事诉讼的任何一个阶段，只要发现某处事实不清，则其产生的利益当然归被告人享有。至于公诉人称提出疑点也需有证据证明，则是一种误解。试问，有证据证明了还是疑点吗？正因为某项指控犯罪的事实，既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不存在，它才是疑点。而疑点导致事实不清。

    六、关于案发之日2:55的电话

    法庭依法调取的宋启玲、李警和的证人证言，固定了案发日2:55裴金德与李警和通电话的事实。这个情节动摇了控方对各被告人指控的证据体系，使得当时短短的几十分钟所发生的事情扑朔迷离，充满了不确定性，因而使得控方的指控证据无法具备唯一性和排他性。

    至于公诉人称宋启玲是所谓“污点证人”，试图以此消弱她的证言效力，是毫无道理的。宋启玲虽然处在被羁押状态，但是由于经受过侦查机关的恐吓和诱骗，其警惕性很高。从取证录像看，她是在查看了法官的工作证后，才开口说话的。基于她是在法院内面对法官的陈述，而其作证时有公诉人和辩护人在场，我们可以认定其该份证言的效力要高于此前其他证言。因此，公诉人所称的宋启玲的证言与其对侦查机关陈述不同因而不可信，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七、关于监控录像的调取

我的当事人裴贵认为，本案不用费什么力气了，调取监控录像一看就行了。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辩方已经查实，北海市的天网工程，包括据称是挟持黄焕海到水产码头的路径，在案发时监控录像设备已经非常完善了，并不是像《情况说明》所称的2009年10月才开始动工。考虑到《情况说明》是本案侦查机关出具的，而不是与天网工程有关并与本案无关的第三方出具，我们高度怀疑这份《情况说明》的真相性。因此，我请求法庭依法亲自查证。

八、关于出租车、摩托车的寻访

既然侦查机关在两年前开始侦查本案的时候，就已经获取了有关出租车和摩托车的言词证据，如此重要的案件事实，为什么不在当时就设法寻访，非要等到两年之后再来寻访？两年之后，正如《情况说明》所称的，“2009年的大部分司机已经离开北海市或者更换工作”，找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我曾经说过侦查机关错过寻访良机，其实不然。因为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侦查机关都不会错过寻访良机的。唯一可以解释的是，连侦查机关自己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们比谁都明白，所谓出租车和摩托车是子虚乌有，与此相关的所谓挟持黄焕海到水产码头也是子虚乌有，言词证据完全是刑讯逼供的结果。子虚乌有的东西你去哪里寻访？

综上所述，通过对补充证据的质证，非但没有帮助控方完善其证据体系，反而更加显示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先天缺陷。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上次开庭暴露出侦查机关的有罪推定，则这次开庭显示出侦查机关的知错不改。我善意地提醒控方，请你们作为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责成侦查机关立即回归正确的侦查方向。只有这样，才能还原本案的真相，还各被告人一个清白，同时告慰九泉之下的死者。

上述补充辩护意见，望合议庭采纳为盼。

谢谢！

裴贵辩护人：北京市首信律师事务所  杨学林  律师

2012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