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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这样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在这里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毫无疑问，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的优秀知识分子。
自古文人多强项。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究竟哪类人最有骨气呢？请翻开历史认真地查一查，最有骨气的恐怕还应算是文人。
可是，在我们的观念中，文人是什么“德性”呢？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知稼穑之艰难，只会做些无病之呻吟；满口酸臭迂腐之语，一肚子无用之学。这还算好的，那些高等文人，往往自命清高，指指划划，或是装出多情种子的模样，弄出令人作呕的造作之态；更有甚者，摇着鹅毛扇，替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充当狗头军师的角色，公然与劳动人民为敌！即使在元朝的蒙古人那里，中国文人也只有“九儒十丐”的地位。呜呼！中国古代文人的遭遇之坏，莫此为甚。
然而，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古代的文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乃至缺陷，或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做了许多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每当社会黑暗的时候，往往是他们奋起抗争，每当民族危亡的关头，也往往是他们奋起拯救。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文人，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没有中华民族。这是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整体认识，而不是指哪一个“大儒”、“小儒”或是作家、诗人。至于部分品格低下的“小人儒”，不足以改变中国古代文人的整体特点。
总而言之，正直强硬和敢为天下先，恐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大传统特点。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就是很好的证明。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运动一直没有间断，这种运动并非自“五·四”运动始，而是从东汉时期就开始了。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任上严惩贪官及为非作歹的宦官势力，结果被宦官权贵诬告下狱。京师太学生刘陶等人极为愤慨，他们联络京师乃至全国各地的太学生几千人围集到宫门外，上书诉冤，要求释放朱穆。当时，京师的太学生有三万多人，桓帝觉得众怒难犯，只好释放了朱穆。这恐怕应当算作中国学生运动的开始，中经两次“党锢之祸”，直到清朝末年的“公车上书”运动，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学生运动不绝如缕。
东汉这次声势浩大的、以正直的官吏和优秀的文人相结合而与祸国殃民的朝廷奸党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这场运动导致了两次宦官伙同皇帝迫害正直的官吏尤其是官僚文人的事件，史称“党锢之祸”，在这两次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官僚文人的表现确实是可歌可泣的。 汉桓帝依靠五个宦官把专权二十余年的大将军梁冀除掉了，梁冀是外戚，把握大权二十年，朝野上下遍布他的耳目，连皇帝的一举一动他都很清楚，因此，桓帝要想除掉梁冀，只能靠身边最贴近的人，所以这些宦官立了大功。不过，前门送走了专权的外戚，后门又迎来了专权的宦官，整个东汉就是在这种非外戚即宦官专权或是外戚宦官俱操实权的不正常状态下走完其痛苦的历程的。
桓帝封除梁冀有功的五个宦官为“五侯”。单超为新丰侯，食邑两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县瑗为东武阳侯，各食邑一万五千户；左倌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食邑一万三千户。这五人同日封侯，立即大权尽归，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影响，后人也倍加重视，唐朝诗人韩翃的《寒食》诗写道：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他们的弟子亲朋也纷纷升官。这些人独霸一方，为非作歹，多是强盗行径。其生活骄奢淫逸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养的狗也戴上金银首饰，铺上贵重的地毯，披着华贵的衣服。太监们纷纷娶妻，有的甚至三妻四妾，收拜干儿，弄得乌烟瘴气。他们外出竟敢僭用皇帝的仪仗，后面跟着豪仆马队，肆无忌惮。至于朝政，更为他们所把持，弄得小人趋进，贤士引退，政治一片腐败混乱。
在梁冀当权的时候，官僚文人就没有间断同梁冀的斗争，以至李固、杜乔被杀；梁冀既除，官僚文人集团绝没有加入到宦官一边来，而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开始了同宦官集团持久不懈的斗争。
初期的斗争以李膺为代表。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生性高傲，不喜与人交往。但他很有学问，为人又刚正不阿，在社会上名气很大，极受人们的推崇，一般的士人很难受到他的接见，有人如能有幸与他会谈，立刻就会身价百倍，所以，当时的人把李膺的家门比作“龙门”，把士人跨进李膺的家门叫做“鲤鱼登龙门”。荀淑是李膺的好友，荀淑的第六个儿子荀爽因为有父亲的引荐经常见到李膺。一次，他回到家里，逢人便说：“我今天替李君赶过马车！”将此引为很大的光荣。李膺的名声由此可见一斑。
李膺饱读诗书，可谓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他不仅能收徒讲学，精辟地讲解经史子集，还能带兵打仗。他曾历任青州刺史和渔阳太守之职，曾在乌桓校尉任上打击过鲜卑人的入侵，作战时亲冒矢石，身先士卒，在军队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也使鲜卑人感到畏惧。后来曾一度被免官，回家后开馆设坛，跟他学习的多时竟达近千人。不久，鲜卑人屡屡侵扰云中郡，桓帝被迫起用李膺，让他做度辽将军，鲜卑人慑于李膺的威望，竟不敢入侵。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李膺被任命为河南尹，他联合耿直的官吏如廷尉冯绲、大司农刘佑等人一起打击宦官势力。羊元群在北海任上罢官回家，带走了许多财宝，甚至连厕所里的东西也带了回去。李膺上表请桓帝惩处羊元群，谁知羊元群用贪得的赃物贿通了宦官，反把李膺、冯绲、刘佑及郡太守等地方官一起逮捕入狱，经大臣陈蕃及司隶校尉应奉求情，李膺三人才被罚做苦工抵罪，后解免回家。
后来，李膺因名声太大又被起用为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是主管京城军事和治安的官员，在任上，他更加不畏权威，惩处宦官。野王县令张朔，是掌管宫门的权监张让的弟弟，他倚仗哥哥横行残暴，竟至杀孕妇取乐。李膺当了司隶校尉后，张朔十分恐惧，逃到张让的家里以躲避惩罚。李膺闻讯，立即派兵搜捕，张让也知李膺不好惹，吓得连忙让张朔藏在特制的空心柱子里。李膺搜查时发现了这个柱子，让人劈开，捕获了张朔，稍经审讯，就将他处死了。
张让跑到桓帝那里去喊冤，桓帝把李膺叫来，说他杀人太快，未经请示就擅自处决。李膺满腹经纶，当时又时兴经义决狱，他就引用孔子《春秋》中肯定晋文公处置卫成公之例，证明自己做得并不过分。李膺还说：“孔子当了鲁国司寇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我上任已十多天了，才干了一件事，我以为皇上会因为我没有尽快地惩治坏人来责备我，没想到因为把该杀的人及早地杀了受到责难。我自知有失职守，还当更加勤勉，请陛下再宽限我五天，让我把大坏蛋都杀光，那时再来听从陛下的处分，就是死也甘心了。”
李膺的这番话，说得桓帝左右为难，无法辩驳，只好回过头对张让说：“这全怪你的弟弟有罪，司隶校尉没有错。”从此以后，太监们怕了李膺。有时连桓帝也感到奇怪，桓帝曾问那些很有权势的太监：“现在为什么你们休假也不回家呢？”这些人流着泪磕头说：“我们怕李校尉啊！”桓帝终于明白了，这些太监作恶太多，恐怕一出了宫门，就会被抓住杀头。
在当时的官僚文人集团中，还有许多人积极地打击宦官势力，东海相黄浮杀死徐宣就是一个著名的事例。“五侯”之一的徐璜把弟弟徐宣安排当了下邳县令，徐宣曾经向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儿求过婚，遭到了拒绝。李暠的家乡恰巧在下邳，徐宣到任时，李暠已死，徐宣就在上任的头一天把李暠的女儿抓到衙门，一边说笑，一边将李女射死，并把尸首埋在衙门的院里。黄浮知道此事后，立即逮捕了徐宣，将其处死。
徐璜当然不会放过他，便到桓帝面前哀哭求告，结果，黄浮被逮捕罢官。
官僚文人集团的正直行为是不会为宦官们所容的，他们寻找时机，准备来一次大反扑，他们不仅要除掉李膺等人，还要把那些聚众清谈、抨击朝政的“党人”一网打尽。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临了。张成其人神通广大，结交宦官，横行不法，连皇帝都听说过他。他从宦官那里知道了皇上要颁布大赦令消息，就怂恿儿子杀人。李膺知道了，立即逮捕了张成的儿子，就在这时，大赦令也颁布下来。可是李膺知道张成预先得知了消息，加上十分仇视宦官集团，就没有遵守大赦令，杀了张成的儿子。这一下，宦官集团抓住了把柄，由张成的徒弟上书给皇帝说李膺不遵皇命，并诬告他交结京城的太学生和各郡的读书人，结党营私，诽谤朝政，败坏风纪。
在宦官们的唆使怂恿下，桓帝诏告天下，大捕所谓的“党人”，除李膺之外，还有二百多官僚文人和太学生被捕。这些人身戴刑具，囚在狱中，以被蒙头，受到严刑拷打。李膺不仅骨头硬，斗争的策略也很巧妙。他的供词多涉及宦官子弟，宦官们越审越觉得要引火烧身，也就不敢再行追问。
当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逮捕迫害“党人”，他上书给桓帝，义正词严地指出：“今天逮捕入狱加以刑审的人，都在海内外很有声望。他们都忠心耿耿地为国分忧，对这样的人，即使给他们子孙十代人以优厚的待遇也不算多，怎能随便逮捕审讯他们呢？”要他在判决李膺等人的公文上签字，被他严厉地拒绝了。
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平时很喜欢结交太学生，他为营救这些文人，以岳父的身份上书给桓帝，桓帝不许，他又以托病交印相要挟。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桓帝觉得再搞下去会尽失人心，只好释放了这些人。但作出了明确规定，禁锢终身，不得再做官。
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不久，桓帝就去世了，灵帝年幼，就由窦太后临朝听政。当初，窦太后之所以能被立为桓帝的皇后，官僚文人集团的首领出了很大的力，窦太后掌权之后，陈蕃、窦武等人当然倍受重用。陈蕃与大将军窦武共参政事，李膺等人也陆续得到起用。这样，陈蕃、李膺与窦太后、窦武所代表的官僚文人和外戚势力就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为了澄明政治，陈蕃、窦武等人极力主张铲除宦官势力，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先起用志同道合的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授李膺等十九人以官职。到了第二年的五月，陈蕃劝窦武说：“过去萧望之死于宦官石显之手，不久以前李固、杜乔又遭了灭族之祸。现在灵帝乳母赵娆及女官们又与宦官串通一气，迷惑窦太后。我为大将军考虑，除祸从速，千万不可迟疑。”
于是，窦武向太后提出建议说：“宦官的职责在于管理宫中杂务，绝无权力过问朝政，而现在宦官们手握重权，爪牙遍布朝野，天下人情沸腾、怨声载道，正是为此，应将这些作恶的太监一并铲除。”太后不听，陈蕃亲自劝说太后道：“我知道言不直则行不正，上欺苍天，下负人望，所以不敢不说。冒险直言，必然遭忌，但我宁愿被杀头，也不敢有负天下人。现在京师里喧哗吵嚣，全在议论宦官侯贤、曹节、王甫及夫人宫女等乱政之事，已到了顺他们者昌，逆他们者亡的地步。您前一段时间杀了宦官苏康、管霸，可谓人神共庆，但不久又宽容了曹节等人，那可太危险了。”窦太后还是不听。陈蕃、窦武准备以武力消灭宦官，他们先逮捕了郑飒拷问，供词中累及曹节等人，窦武上书请求逮捕曹节和王甫，他交上奏章就回家去了。主管传送奏章的太监朱 看到奏章后，又惊又怒，故意破口大骂：“有罪的太监当然可以杀头，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也要全家抄斩呢？”于是，他大声呼喊道：“陈蕃和窦武上书太后，要废掉灵帝，杀尽宦官，要造反！”朱 召集了十七个身强力壮的太监，歃血盟誓，准备杀掉陈蕃、窦武。曹节听到后，也哄骗灵帝，让他持剑带兵出宫，下令紧闭宫门，收拢印信符节，威逼中书省起草诏令。他们救出郑飒，软禁了太后，并抢走印玺，拿着圣旨去抓窦武。窦武跑进兵营，大声传令说：“太监造反，平反者封侯！”窦武集合了数千士兵，杀了前来抓他的人，准备抵抗。
到了天明，两军对垒，王甫假传圣旨，对士兵们喊话说：“窦武造反，你们是保卫皇帝的禁军，不能听他指挥，谁先投降过来有赏！”士兵见王甫手拿圣旨，平素又怕惯了太监，就纷纷跑了过去。到了早饭的时候，窦武手下的兵都跑光了。窦武骑马奔逃，但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自杀身亡。
陈蕃得知消息很晚，他集合了八十多名学生和部下，手持武器冲进承明门，正与王甫相撞。王甫立命逮捕陈蕃，但士兵们谁也不敢上前，虽然陈蕃已七十多岁，可威望素著，不可逼视。最后王甫让人把他围了十几层，才算把他抓住，当天即杀死了。
窦武、陈蕃的家人、学生及有牵连者都受株连，或杀或贬，无一逃脱。至此，官僚文人集团被彻底击败，宦官势力更为猖獗。
但宦官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并不就此结束。在宦官们杀死陈蕃、窦武之前，朝野名士及一些有志气的太学生密切联合，相互标榜，乃至互立雅号，在一起清议朝政，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称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 为“八俊”；称郭泰、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称张俭、岑■、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极”；称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他们认为，“八俊”是“人之英”，“八顾”能“以德行引人”，“八极”能“导人追宗”，“八厨”能“以财救人”。
在这三十五人中，数李膺的名声最大，除了所谓的窦武、刘淑、陈蕃“三君”之外，李膺可谓独占鳌头。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由朱并告发“八极”之一的张俭引发的。
张俭是山阳高平人，曾被任命为山阳督邮。大宦官侯览的家乡在山阳防东，侯览纵容家人横行不法，残害百姓，罪不容诛，张俭就上书请求诛杀其中罪大恶极者。奏章到了侯览那里，他隐藏不报，虽未发案，可从此怀恨在心。朱并是张俭的同乡，曾遭张俭废弃，这次，朱并见宦官毁了官僚文人集团，正在大肆排斥异己，就想借此机会复仇，并捞取官职。
于是，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的二十四人结成私党，分别立号，并与“八俊”、“八顾”联络，一同密谋，“图危社稷”。那真是一告一个准，灵帝立即以图谋不轨罪下诏逮捕张俭，宦官曹节又暗中使人说服灵帝再扩大逮捕范围。就这样，张俭、李膺、范滂、杜密等人被捕处死，此外死于狱中的还有一百多人；六七百正直的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被禁锢，一千多名太学生被逮捕。
宦官们为了不让正直的文人东山再起，形成势力，长期不懈地追捕搜查，这种迫害，一直延续了十五年，到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才最后停止。这就是东汉时期第二次著名的“党锢之祸”。 在这次党锢之祸中，被杀的不仅有名士，还有一些没有被记入正史的，他们的事迹也非常感人。例如：李膺因党锢之祸死在狱中，他的弟子和原来的下属官员都受到牵连，被削官为民，终身禁锢，不得再次当官。当时，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是李膺的学生，因为名册上没有他的名字，便没有被贬。景毅慷慨地说：“本来因为李膺有才有德，我才把儿子送去做他的学生，哪里能因为名册上漏掉了我儿子的名字，就让他逍遥苟且呢？”于是就上书说明情况，拒绝让儿子回家。
高城（今河北盐山）人巴肃被列入党人名单以后，主动坐车到县衙去投案，县令很感动，打算扔掉官印和巴肃一起出逃。但他甘愿赴难，不同意逃走。
征羌（今河南圆城东南）人范滂免官在家，后来朝廷下诏迅速将范滂逮捕入狱，本郡督邮（负责代表太守督察乡县、宣传朝廷命令、捕捉逃亡等事的郡吏）吴导拿着诏书来到范滂所在的县，把诏书揣在怀里，在驿馆痛哭。范滂听说以后，主动来到县衙的牢里。县令郭揖赶快出来，扔掉官印，准备领范滂逃走。范滂说：“只有我死了，祸患才会停止。哪里敢因为我的罪过使你受连累呢！”（注：此已列入正史，《后汉书》有《范滂传》）
张俭因为党祸逃亡在外，处境艰难、窘迫，但他每到一处，人们总是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收留他。张俭经过的地方，因窝藏他而被处死的有十多人。后来流亡到东莱（今山东境内），藏在李笃家里，外黄（今河南民权县）县令毛钦，带着兵器来到李笃家。李笃对毛钦说：“张俭逃亡在外，不是他的罪过。即使找到他，难道你忍心抓他吗？”毛钦抚着李笃的肩膀说：“你为什么独自讲求仁义而不让别人也为君子呢？”说完，叹息着走了。张俭因此而幸免于难。
在这次“党锢之祸”中，李膺、范滂、张俭等许多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所表现出的气节是十分令人感佩的，他们的行为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当奸佞当道、朝政黑暗的时候，他们就被后人引为榜样，成为激励后人抗争黑暗势力的力量源泉。
官僚文人集团被连根拔除以后，宦官就更加肆无忌惮了。灵帝时期形成了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常侍”，“十常侍”包括十二个太监，几乎控制了朝中的所有大权，连灵帝都很怕他们，灵帝经常说：“张常侍是我爹，赵常侍是我妈。”至于朝内外官员对“十常侍”的趋奉，那就更不用说了。扶风地方有一个叫孟佗的人，家里很富有，为了升官，他就尽力结交张让的仆人，后来张让的仆人吃得饱了，孟佗还是没有提出要求，倒是张让的仆人沉不住气了，主动问孟佗说：“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我们一定替您办！”孟佗说：“没有什么事，只需要您给我磕个头。”张让的仆人答应了。第二天，孟佗去拜见张让，故意去晚，等候在张让门前的起码有一千人，张让的管家远远地看到孟佗，就率领一群仆人，来到孟佗的面前，一齐跪下磕了个头。来拜见张让的那些人全都惊呆了，以为孟佗肯定极受张让的重视，就都纷纷给孟佗家送礼。孟佗把收到的一小部分礼转送给了张让，张让很高兴，就任命孟佗为凉州刺史。
后来，“十常侍”把政治搞得极端混乱，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反抗，何进、袁绍等人密谋除掉宦官集团，但何进反被张让杀死。袁绍带兵冲进宫去，见宦官就杀，甚至连没有胡须的男人也杀了，一气杀了两千多人。“十常侍”胁迫汉献帝逃走，被袁绍追至黄河边上，“十常侍”全部跳河自杀。从此东汉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
官僚文人集团虽败在宦官集团的屠刀之下，但其意义却永不泯灭。一是其坚强不屈、正直不阿的人格光彩，不论是谁都无法完全抹杀，这种精神，保证了中华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也不会彻底丧失良心和导向，也不会完全沿着卑庸和无耻的道路滑落下去；一是他们开了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联袂抗争的先河。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直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官僚文人学子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论是宦官势力、外戚势力还是所谓正统的皇权势力，大都对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讨厌有加，甚至进行迫害，只是方法不像秦始皇和汉代的宦官集团那样露骨，而是变得更加精致巧妙，风行近两千年的文字狱，就是其代表。
何以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不讨封建统治者的喜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不满足的要求。他们总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去呼唤更好的现实出现，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又都是现实社会的批评者，他们不讨统治者的喜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他们处处时时与现实同步，那社会就失去了前进的导向和精神动力，只能堕向平庸、无耻乃至倒退的深渊！
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伸长了脖子去挑社会的刺，也许他们伸长了脖子本来就是为了挨杀。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昂起了强硬不屈的头颅，中国的古代社会才得以延续发展！
（参见《后汉书》、《资治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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