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州苏轼·黄州苏轼·儋州苏轼（一）
文 / 沐风（山东大学）
提起苏轼，很多人会想到黄州。因为苏轼，黄州甚至成了后世文人心中的一块圣地。在那里，又一位惨遭迫害的天才望着东逝的滔滔江水，不但没有消沉下去，反而走出了一方旷达逍遥的新天地。当他吟啸徐行、怡然自乐之时，或许不知道，今后将有很多失意的文人正在寻找着此刻的自己，寻找着心中的那位精神偶像。
不过，苏轼的旷达绝非由此方始，而是早已有其渊源。苏轼终其一生，都对人生的无常有着莫名的敏感体悟。早在二十四岁，他就写下著名的诗喻：“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倘说此诗为一古稀老叟所作，恐怕也没有人怀疑吧。如此沧桑的感触，仿佛此人已历经许多苦难，回首往昔漂泊岁月时，慨叹人生的飘渺无定。但这确确实实出自一个青年的笔下，而且是一个高中制科不久、踌躇满志、在仕途上前途无量的青年。其实，年纪轻轻已有沧桑之感，不正体现了命运之无常？只是这种极为深刻绝妙的譬喻，又只能以苏轼的天才来解释了。
既然人生如雪泥鸿爪，无常无定，那么最好的态度，便是超然物外、豁达自乐。苏轼早年在诗里就曾写道：“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泗州僧伽塔》）此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却已不愿多受世事牵绊。熙宁八年（1066年），苏轼翻修一座旧台，邀苏辙为其命名。苏辙是他的弟弟，更是他的知己，命其名为“超然台”，正合兄长心意。苏轼欣然作《超然台记》，又造就了一篇佳作。在此文中，他论述了世人因“游于物之内”而苦闷忧愁的可悲，自己则游于物外，“乐哉游乎！”超然于世，已经成了他理想中的人生境界。
此时的苏轼，在密州任知州。其实，密州苏轼，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形象。在密州前后这段时间，苏轼迎来了人生前期的创作巅峰，尤其在填词上。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名作中，有许多诞生于此。一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沉痛悲凉，令人不忍卒读，被誉为千古第一悼亡词；同样是这个词牌，另一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则当真恣情豪放，读来心潮澎湃，开豪放词之先河；更有家喻户晓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不朽咏月名篇，其空灵飘逸不让太白，而于“千里共婵娟”之中尽显旷达，却又是苏轼独有的超然情怀。
那仅仅是苏轼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他作为一方太守，十分关心国计民生。朝廷实行的新法，此时已显现出颇多弊端。熙宁七年冬，一场大雪让苏轼写下《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中两句“遗蝗入地应千尺，宿麦连云有几家”，感叹虽有大雪灭蝗，明年的麦收却依然令人不能放心。新法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已经引起了苏轼深深的忧虑。离开密州，在赴任的匆匆旅途中，他还写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这样的忧民之句。也正因为这段时期的他颇多暗讽新法之作，新党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张残酷无情的罗网，正悄然铺开。
而苏轼虽然对民生之艰充满担忧，对自己的未来，倒并未觉察出真正的凶险。他的心境，用此时所作的一句词来说，正是“诗酒趁年华”。有着“西北望，射天狼”的雄心豪情的他，正值人生壮年，仕途虽称不上得意，却也较为顺利，胸中建功立业的志向，已按捺不能，喷薄而出。离开密州后，苏轼辗转一番来到徐州担任太守，不久黄河决口，洪水来袭，他毫无惧色，一马当先，率领众人加固城墙，数十天不回家过夜，颇有大禹风范。洪水退后，他又屡次上书请求继续修坝，以防患未然，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难得的是，苏轼既有治国安民的济世之志，又不慕名利，淡泊超尘。许多文人前半生汲汲于名利，一朝遭贬，始悟布衣田园之趣；而身为一方太守的苏轼，为百姓谢雨归来，用一组《浣溪沙》悠然描绘出漫步乡野之乐，不可不谓闲适。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黄州那“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身影时，可能想不到，在此之前，他的人生已然达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理想境界。然而，对于这位旷古奇才来说，这竟只是一个起点，一段前奏。接下来是空前冷酷的打击，在苏轼身上，这种打击还有着另外一重考验——他向来旷达处世的人生态度，在巨大挫折面前，还能一如既往地坚守吗？
很多人想到苏轼在黄州的诗词文赋，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苏轼处世旷达，当然如此。但历史往往客观得让人失望——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从入狱到来黄州的最初两年，苏轼经历了人生最为痛苦的一段时期。天才也是人，从一方长吏到阶下之囚，惨遭折磨，侥幸得免死罪，被贬成一个徒具虚职的小官，实际与流放无异，且不说满腹冤屈无处倾诉，便是这种人生的巨大落差也让人万难接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来到黄州，苏轼的心境极为惨淡凄凉。中秋佳节来临，苏轼借酒浇愁，写下了一首悲怆哀伤的《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天才容易囿于自恋，能够自嘲的本就不多，正因如此，当他们陷入困境的时候，常常极其苦闷而难以自省。而一个天才一旦在挫折之中可以自嘲，就没有什么能够真正打败他了。令其政敌颇为头痛的一点就在于，他恰恰有着超乎常人的幽默感，遇到的各种困难都能在诙谐中释然面对。”
密州苏轼·黄州苏轼·儋州苏轼（二）
苏轼寓居在黄州的定惠院。东山上，在诸多杂花之中有一株海棠，当地人不识其名贵，这引发了苏轼无限感慨。在咏海棠的这首诗里，他开篇即道：“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之后以佳人拟海棠，尽写其天资国色，却幽居空谷，因而“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而苏轼散步中忽逢此花，情由心生，不禁“叹息无言揩病目”。诗歌的结尾感叹道：“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苏轼借海棠一抒其身世之悲、不平之怨，读来着实令人感伤。
苏轼当然不会由此郁郁而终，其人生的关键转折即将来临。是的，说起苏轼的转折，众所周知是在黄州，但绝非刚到黄州之时，而是在这里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
这是我偶然发现的一个事实——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归临皋》等等不朽名作，皆作于元丰五年。此前的作品，少有这些词文中的旷达淡定，而元丰五年后，苏轼便愈发坦然自在了。
这是巧合吗？应该不是。苏轼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反思过程，前两年的低潮期，并不应被我们忽视。之后的重大转变，实际上也不突然，二者并不冲突，恰恰都是苏轼必然要经历的人生阶段。
苏轼在此之前的旷达，并非虚伪做作，只是“乌台诗案”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这场冤狱最残酷之处，是对他尊严根本上的粗暴摧毁。这对文人来说是最具毁灭性的。对一个有素养的知识分子来说，你可以夺走他的一切，但绝不能夺走他的自尊，一旦剥夺了他的自尊，他就很可能撑不住了。“文革”中有多少知识分子自杀，之所以走上绝路，绝不仅仅是因为肉体上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凌辱，彻底剥夺了他们为人的尊严。苏轼也是一个心高气傲的才子，绝不堪忍受一群无耻小人的污蔑和攻击，但他却无法辩解，身为阶下囚，只能任人凌辱，甚至被人用刑，其怨愤不平之气，自然郁结于心。来到黄州，苏轼惊魂未定，惶恐未消，又远离亲友，寂寥难耐，生活上拮据困窘，最初两年的凄凉自伤，也就不难揣测了。
但苏轼终究是苏轼。两年的黄州岁月，生活渐趋平稳，他的心态也渐趋平静，尤其是开垦东坡（值得注意的是，这也发生在“余至黄州二年”后，见《东坡八首并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拮据问题，更让苏轼在苦中作乐中寻回往日的闲适心境。旷达复归到这位天才身上，并真正昭示出这种精神的宝贵，让他在困顿之境实现了人生第一次超越。俯瞰大江东去，从艰险中走出的苏轼，自在吟啸徐行，尽赏清风明月，昔日超然台上纵论的物外之趣，于今痛快畅享，也留给了后人一个无限倾慕的背影。
不过，如果以为这就是苏轼人生境界的巅峰，那又错了。密州苏轼，令人敬佩；黄州苏轼，令人欣羡，但这既是转折，更是一个新的起点。当苏轼又经历一番宦海沉浮后二次遭贬，被迫来到惠州、儋州时，新的打击不但没有让他重新消沉，反而使他走向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正是儋州的苏轼，成为了这位天才定格在我心中一个最为仰慕、最为钦服的形象。
随着新党的渐渐失势，苏轼也渐渐迎来自己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在起草的奏议文程中，他建言广开言路、改革吏治等措施，努力尽好一份责任。但朝廷上的党派纷争实在令其反感，他一再请求外放，终获授命杭州太守。接下来的几年宦海历程，他过得平稳而安然。随后，新的灾难又降临了，而且远比上一次更为残酷。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当政的太后去世；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新党中的章惇上台，将苏轼贬至大庾岭外的惠州。苏轼不得不以将近花甲之年的老弱之躯，来到当时中原人士畏而远之的瘴疠之地。然而，让那些奸佞宵小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这么做只不过让苏轼的生命深度又丰富了一重。即便后来章惇在愤恨中将其贬至海南，苏轼依然逍遥自得，这恐怕令这群身陷名利场的小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么说自然绝非无凭无据。惠州、儋州的苏轼，比之黄州时的他，更为潇洒，看看他作于这两个阶段的两篇记述夜游的小品，就能感受到其中明显的不同。
首先是他在黄州写下的那篇著名的《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文章虽短，意蕴却极为丰富。关于这篇文章表达的情感，或以为旷达，或以为黯然，历来众说纷纭。其实，即便是苏轼本人，也未必能说清此时复杂的心绪。望着竹柏的澄澈月影，苏轼与友人随意漫步，心中自然十分悠然闲适，但也难免有着些许落寞，些许寂寥。一句“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既有讽世避世的孤傲情怀，又不乏对这种孤傲的自嘲，在孤芳自赏的惬意中，难免顾影自怜的伤感。这篇不足百字的小文之所以成为各种苏轼选本几乎必选的名作，大概正是因为寥寥数笔却勾勒出了极为复杂的情怀吧。
晚年的苏轼来到儋州，有一篇《书上元夜游》：
已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巳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同为短篇笔记，同为夜游，心境却大为不同。先看缘起，承天寺夜游是“无与为乐”而去寻友求乐，上元节夜游则是友人来邀而欣然出游。前者看似主动，实则是排遣难以消解的孤独；后者看似被动，实则是无所不可的随然而安。再看所见之景，前者是宁谧的竹柏之影，苏轼在澄澈月色中得到慰藉；后者是热闹的集市盛景，苏轼在与民同乐中开怀自在。上元节夜游归来，苏轼“放杖而笑”，笑声中的感情已没有前者那么复杂，笑的是自己曾经对得失的过分在意。在轻松的自嘲中，他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难得的是他不仅仅是“自笑”，最后竟笑起韩愈“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对人生的挫折已看得最为透彻。悠悠青史中，不知有多少人“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以期“走海”而“得大鱼”！唯有饱经风霜、历尽磨难的苏轼，一语道破人生之无奈——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失意总是在所难免，尤其是那些心中有所坚守、不愿向世俗妥协的生命，欲成就一番事业，谈何容易。然而深深觉察到这种无奈的苏轼，不但没有丝毫消沉，反而秉持他一贯的乐观，一句“孰为得失”便将这种失落远远抛在了身后。名利终究为身外之物，享受生活，当笑则笑，岂不痛快！
这段小文，非偶然之作，乃是苏轼被贬到惠州、儋州后的心境自然而然的流露。实际上，他在这一时期的诗文中，最常见的便是一个“笑”字，所笑者往往非他，正是苏轼自己。天才容易囿于自恋，能够自嘲的本就不多，正因如此，当他们陷入困境的时候，常常极其苦闷而难以自省。而一个天才一旦在挫折之中可以自嘲，就没有什么能够真正打败他了。令其政敌颇为头痛的一点就在于，他恰恰有着超乎常人的幽默感，遇到的各种困难都能在诙谐中释然面对。而晚年的他，自嘲得最为彻底，也正是在这种自嘲中，达到了超然中的超然。
“即便面临最困难的处境，紧皱的眉头也不妨舒展开来，给心灵以片刻的宁静，之后继续奋斗，也许会更为精神抖擞。而这种宁静的时刻，不必刻意去排入日程表里，随意率性而得，尽情沉浸其中，方为人生的一种大自在。”
密州苏轼·黄州苏轼·儋州苏轼（三）
前文说到，晚年的苏轼，自嘲得最为彻底，也正是在这种自嘲中，达到了超然中的超然。苏轼的《在儋耳书》一文，正体现了这种状态。他先写自己来到海岛上的凄然神伤，何时出岛，难觅希望。但转念一想，“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中者？”接着他写下了一个著名的譬喻：蚂蚁困在盆水覆地中的一根小草上，“茫然不知所济”，后来脱险，还向同伴感叹“几不复与子相见！”在人看来，这多么可笑，而人又何尝不是陷在这种困境不能自拔呢！写到这里，苏轼凄清顿消，转而“念此可以一笑”，惨遭贬谪海外的人生大难，就在这样一个幽默的自嘲之喻中淡然消解了。
苏轼之所以对人生有这种通透的了悟，与他晚年对过分执著的勘破有莫大关系。
苏轼的前半生，执著于治国安民的济世之愿，有着“西北望，射天狼”的宏大抱负，这自然不难理解；但黄州之后的他，走向坦然淡定，理应不再受世事牵绊，还有什么不能放下呢？
有。这就是对“隐”的执著。
离开黄州，苏轼的生活也走出了低谷，从此走上了一条平步青云的仕途之路，这反倒不合苏轼心意。他在很多诗文里，表达了归隐的强烈愿望，如《次荆公韵四绝》中“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居于汴京时所书《杜介送鱼》中“醉眼朦胧觅归路，松江烟雨晚疏疏”，七古《书王定国所画烟江叠嶂图》中“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召我归来篇”，在颍州时所作《淮上早发》中“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倘若苏轼日后没有再遭贬谪，他应会如上述诗中所说，在适当时候辞官归隐，不问世事。苏轼在汴京位极人臣，却一再请求外放，也可以看出他汲汲于隐的心态。
苏轼的“求隐”并不消极，不管他身居何地何位，依然处处尽着自己的职责，但这种责任某种程度上也是心灵的负担。何况朝廷中的党争已不再着眼于国计民生，而全然是私人争斗，更让他十分厌恶。因而，他的宦海生涯越是春风得意，他便越发欣羡田园之乐，向往东篱之趣。他把心灵的快乐，寄托在无官一身轻后的躬耕陇亩之中。这样一份牵挂，时刻郁结于苏轼的心中。
一朝遭贬，苏轼在挫折中反而无须再为仕与隐的矛盾发愁了。在困难面前，他真正放下了那种过分执著的心态。在惠州，苏轼写下了《记游松风亭》，写的是一件小事，却有着发人深省的哲理：
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我想，许多在人生之路上艰苦奋斗一心向前的人们，感到浑身疲倦时，不如看看这篇文章。最让我欣赏的，不仅在于苏轼对自己的宽容，更在于苏轼由此引发的联想。他的兵阵相接也不妨熟歇的理论，也许会为兵家所耻笑，但正是这种奇特的视角，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处世态度。即便面临最困难的处境，紧皱的眉头也不妨舒展开来，给心灵以片刻的宁静，之后继续奋斗，也许会更为精神抖擞。而这种宁静的时刻，不必刻意去排入日程表里，随意率性而得，尽情沉浸其中，方为人生的一种大自在。要得到这种自在，关键要学会“放下”，放下心中过分执著的一切，甚至要放下对“放下”的过分执著，从而也抛却了心中的繁芜与苦恼。
晚年深得佛家之真谛的苏轼，正是领悟了这一要义。临终前，友人劝他此时应着力心念西天往生极乐，弥留之际的他回道：“着力即差！”这一信念，在苏轼谪居南海的岁月中充分体现了出来，让他轻松地“享受”了这段条件最为艰苦的生活。
既然无须着力，不再去计较得失，心中无牵无挂，那么，又有什么生活不可以享受呢？乐亦乐，苦亦乐。如果说黄州的苏轼以一种淡看名利的旷达而具备“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那么惠州、儋州的苏轼，则以一种随遇而安的逍遥而至于“处处风雨处处晴”的境界，纵然身外风雨如晦，心内依然晴空万里，乐得自在。这种情怀，谈不上入世，却也并非出世，我称之为“容世”。
“苏轼的伟大之处或许正在于此，当常人难以承受的灾难降临到自己身上时，苏轼担忧的依然是国家和百姓的命运，而回到自己的生活上，反而十分达观，一份美味的水果，足以令他在困苦的生活面前微笑自足。苏轼的心胸，容纳了艰辛的世人，也宽容地纳入了自己的艰辛。”
密州苏轼·黄州苏轼·儋州苏轼（四）
包容一切，享受一切，“六十而耳顺”的苏轼，也完全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不必再去细分入与出的界限，苏轼只须依照自己的心意活出自己，之前的坚守也没有全部放弃，只是比过去坚守起来更加轻松，更加释然。
譬如，苏轼依然没有忘记关心民生，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如他的乐观幽默一样，伴随着他的一生。惠州、广州的地方官员，与苏轼相交甚好，他也借助这层关系，帮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如广为传诵的建议广州太守王古引山泉入城，解决了城内居民的吃水问题。苏轼发现惠州农民被官吏盘剥严重，便马上写信向负责的上级官员（也是他的朋友）反映。对社会，他总是抱着这样一份热心。当然，面对积弊沉疴，更多时候，他一个戴罪之人是无能为力的。如杜甫一样，他也把这种忧民刺政的情感写进了诗里。
苏轼在惠州写了许多荔枝诗，其中便有这样一首《荔枝叹》。前半部分咏史，写汉唐进贡荔枝给平民带来的危害，之后直接写本朝如今地方向皇帝贡茶、贡花，同样给百姓带来极大负担。谈起苏轼与荔枝，我们往往会想到他那两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惬意，恐怕想不到苏轼在享受这份甜美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这小小珍果背后的一份沉重。苏轼的伟大之处或许正在于此，当常人难以承受的灾难降临到自己身上时，苏轼担忧的依然是国家和百姓的命运，而回到自己的生活上，反而十分达观，一份美味的水果，足以令他在困苦的生活面前微笑自足。苏轼的心胸，容纳了艰辛的世人，也宽容地纳入了自己的艰辛。
当我此刻在温暖的屋中，舒舒服服地写下这些文字时，想着彼时苏轼之艰难，而我屡屡用“享受”一词来形容他对生活的态度，自己都觉得有些残忍。但读着他的诗文，却又觉得这个词最为合适。“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多么温馨的画面！难怪据传深居京城的章惇听了更为嫉恨，将其贬至海南，想他在朝中锦衣玉食，恐怕也未必有如此幸福的时刻！
但在苏轼面前，章惇也有章惇的无奈。他只能一次次证明自己的卑鄙与愚蠢，再就是证明苏轼的随遇而安绝非虚伪标榜，让人再也无法指责其故作姿态。在惠州，苏轼写下“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即将奔赴海南，他又写“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这首诗是赠给弟弟的，诗名很长，可视作小序，为《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不难看出，此时二人都明白离别很可能便是永诀。而苏轼依然保持着他的乐观，告诉弟弟自己将以海南为家。读他的《上书元夜游》等文章，这位与民同乐的老翁确实是这么做的。
苏轼在儋州的诗文，数量不多，却是我最喜欢的苏轼作品。此时的诗颇有闲适之趣，但在海南的实际生活是怎样呢？苏辙曾这样描述哥哥的处境：“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食无有。”我们也只能在苏辙这里读到这样的真实，因为在苏轼那里，生活充满了情趣。也只有在如此艰苦中的闲适，才不是“伪闲适”，而是真正超越物质上的束缚，达到了不为形役的自由自在。同时，这不仅不意味着逃避世事，反而是以一种悠然享受的态度对待日常生活。他写的《纵笔三首》、《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汲江煎茶》等诗，于凡俗中寓雅致，在困顿中见谐趣，读来着实令人钦服苏轼苦中作乐的品格，这才是一份真正毫不伪饰的逍遥。
读苏轼笔记，他好梦中得诗。在海南，苏轼同样有此奇妙的经历，写出的诗题目很长，依然可以说诗题即序，即本身无题，从中也可以看出苏轼并非刻意作诗，只是意兴所致，得句即书，率然自乐。这首诗名为《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古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这梦中所得的两句诗果然颇有气势，但我更欣赏全诗中的另两句：“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当苏轼想通了心中的不平之后，仰望高天，长风呼啸，景象何等苍凉，而又何等开阔！也只有如远天长空般阔大的心胸，才能在困苦中依然注意到如此广袤的旷景，而这份旷景，本就一直在我们的头上，从未消失过。
密州苏轼，积极入世而淡泊高远；黄州苏轼，孤高出世而旷达自得；儋州苏轼，宽心容世而逍遥自乐。我一度以为，这乃是人生由低而高的三个境界。但跳出这种思维方式，忽又发现，其中任何一种境界，不都是理想的生活状态么！也许，我们应该再次记起苏轼的随然，对这三种处世态度，取其所长，活出我们自己，也不枉千年前，曾为后人留下了那样一个灵动的形象。http:///?p=3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