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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徐畅先生近些年来的印学研究成果越来越丰硕，逐渐引起了书坛印苑的广泛瞩目。这是他几十年来默默耕耘、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笔者得知徐先生的大名是1992年初，当时他受台湾《印林》杂志社社长吴金泉之约请，作为主编向我的导师徐无闻教授约专版文稿，无闻师命我协助整理其印拓并撰写介绍文章一篇，我当然受宠若惊、喜出望外。由此我便与徐畅先生有书信往来，初步了解到他作事的认真态度。1995年9月，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首届篆刻理论研讨会”在苏州召开，徐畅先生的论文《春秋官玺考说》获“优秀论文奖”，笔者亦有拙文忝别优秀论文之中，故有机会与会，亦有机会拜见了徐畅先生。他给我的初次印象是：身材比较高大，说话声音宏亮，眼神里透出一股坚毅之象，仿佛展现出他治学的执着精神。交谈中得知他1941年生于成都，1946年移居南京，幼承庭训，对书法篆刻颇有颖悟。1961年拜著名书画篆刻家谈月色为师，从此走上了艺术不归之路。在这次短暂的交谈中，虽然我们初次见面，但徐先生不以长者之道貌示人，而以诚相待，温文朴实；谈古论今，一吐为快，绝不作故弄玄虚之态，纯然学者风度。
1999年，徐畅先生开始着手编著《中国书法全集92·先秦玺印》，承蒙不弃，要我协助他整理“先秦玺印大事选编概记表”，以缀《全集》之尾。作为后学，我知道这是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因为他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早有“大事”纲要在案！大约2000年秋，当我为进一步商讨“大事选编”之细节去他府上拜访时，眼前的景象着实令我大吃一惊！只见客厅里的餐桌上、沙发上、台灯旁，房间里的书橱里、床上、柜上到处是档案（资料）袋，可以说，凡是能摆放的地方都有，粗略估计不下于一百只！我一下子被这种严谨而不辞劳苦的治学精神所感动，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对于编书之事，我也略知一二，可是象徐畅先生这样投入，我还是第一回碰到。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我们谈到“大事选编”的细节问题时，他不时地从那些档案袋里取出部分资料来印证，其准确度、迅速性都令人刮目。我想，即使当今电脑的先进技术，也未必有徐先生那样的方便而驾轻就熟！记得当时他还说到在编篡的过程中所发现的一些有意味的问题，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火纹玺”与有明确西周中后期墓葬时代出土的濬县辛村三分漩涡纹铜戈印迹十分相似，且西周至战国的车 上亦有此纹饰，如果“火纹玺”用于封缄文书之泥封，是否含有“速递”之意？又如1957年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中出土的矩纹锦上有一长方形朱砂印迹“囚□”，以及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塔形纹锦带上亦有类似的印迹，揭示了朱砂制成印泥施于帛，在战国中期已有发端，后世在纸上钤盖朱迹当是由此逐渐发展而来。这些问题虽然是据史实作出的结论，但充分反映了徐畅先生的知识之渊博，他善于思考，能根据事理（论据）作出切合实际的推断。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的治学真正是“颖于悟，敏于思，勤于行”（言巩达先生的评价）。
徐畅先生的学术研究涉猎较广，又以先秦古玺印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富，贡献也最大。笔者在各类书法篆刻活动中或电话里，经常能聆听徐先生传经送宝，受益匪浅，尤其是拜读他的论著之后更是启发良多。据笔者陋见，徐畅先生在古玺印研究领域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贡献卓著：
一、商玺考释，印证起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尊古斋骨董商黄濬（伯川）将其在河南安阳殷墟所汇集的出土古物402件拓印影照，编成《邺中片羽》一书，初集和二集中收录了三方铜质印章。后经著名古文学家于省吾先生根据殷墟出土地和古奥的氏族徽号鉴定为商玺，并于1940年收入他的《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中（无释），这在当时的考古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三方商玺的鉴定，打破了此前学界仅知玺印“为春秋战国时新起之物”的旧说。然而，关于这三方商玺的文字释读一直有疑难之色。1983年，徐畅先生在前辈研究考证的基础上，花了三年时间搜集并研究了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系资料室以及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可供参考的甲骨卜辞、钟鼎铭文和文史资料，通过排比梳理，于1986年撰写成《商玺考证》一文，参加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第二届书学研讨会”，引起同道、专家们的不同反响，该文引用了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孙海波的《甲骨文编》、唐兰的《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以及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大量的古文字资料，考证出第一方商玺为“亚禽氏”，第二方商玺为“子亘□□”，第三方商玺为“瞿甲”，都与商代的贞人、职官、氏族、国事、文化等有关。进一步从多方面印证了玺印起源于商代的可信性。功莫大焉。1998年秋，安阳市西郊市水利局院内出土了一方有殷墟地层层位的饕餮纹铜玺，其形制与铸造工艺几乎与前三方商玺极为相似，这就为徐先生的考释补充了铁证。关于其它古玺的考释，徐畅先生亦时有新见，如已发表的《古玺考释五题》（见《古文字论集》第二辑）、《獬豸封泥和獬豸玺印——由獬豸玺印说到姓名图象玺》（见《中国书法》2003年第十期）以及《“右兵政玺”考》（见《西泠艺丛》第168期）等等，在印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二、古玺分域，断代链接
古玺即秦统一以前的官私玺印。古玺之学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才逐步形成。史载乾隆52年（公元1787年），安徽程瑶田作《看篆楼印谱序》，始识出古玺中“私玺”二字，但未能明确其时代，之后出版的印谱开始首列“古玺”一类（如1828年的《清仪阁古印偶存》1862年的《双虞壶斋印存》，以及1872年的《十钟山房印举》等）。至于古玺分域研究，则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此项研究肇于古玺及其它战国文字的考释，先以光绪9年（公元1883年）苏州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中收录古玺文字为开篇，继有罗振玉、王国维、罗福颐、黄宾虹等探索。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以后，古玺文字研究进入了高潮时期，著名学者有李学勤、叶其峰、裘锡圭、马国权、吴振武、何琳仪、曹锦炎、汤余惠等，其中裘先生的《战国文字中的“市”》、叶先生的《战国官玺的国别及有关问题》等文章，为古玺的分域研究开辟了一条通道；而李学勤先生的战国文字“五系”（三晋、秦、燕、齐、楚）说，多为古玺分域研究者所借鉴。当然，古玺分域除了根据战国时期各地文字的特征之外，还要考虑到古玺印本身的特点，如形制大小、制作工艺、章法设计、字法变化等。徐畅先生正是采用了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法，参考众多学者研究的硕果，以其自身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集思广益，发挥己见，并借《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公玺”一词，将历年出土或遗存的战国古玺按“楚、齐、燕、三晋、秦”五系对号入座；又将多年来发现的各种印迹依次排列，推理论证，从而把先秦的商、西周、春秋、战国玺印的断代研究成功地链接起来，使人们能清晰地分辨出古玺发展演化的脉络，将古玺的纵向研究推向又一高峰。
三、古玺图说，印、史互证
随着古玺研究的不断深入，古玺所蕴涵的学术价值逐步被多层次、多角度地挖掘。其初期阶段，学者多利用出土古玺中的人名、地名、官名来考证墓主的身份、社会地位、姓氏谱系等，进而引申到考证先秦各国职官、官制的演变和相互关系以及对古代历史地理的探索，解决了一些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有的与历史材料互证，有的补文献记载之缺无。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古玺研究进行到深入阶段，其重点基本上落在古文字研究方面，一些古文字学家结合其它古文字资料，考释出不少古玺中难以认读的字，从而梳理出一些古玺文字的源流和特征，为古玺印的分域奠定了基础。近些年来，以上有关古玺的几方面研究仍在延续和发展，然而，徐畅先生却别出心裁，另辟一径，利用古玺图例对先秦的音乐、纺织、医疗等方面进行考察，令印、史互证，启开了古玺研究的又一扇窗户。他在《篆刻》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四篇《先秦玺印图说》论文，对楚国的丝织和官署、先秦的气功导引、陶埙上的印迹、东周时期的乐官等方面分别作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多方位展示了古玺的实用功能，再现了一些曾经未能澄清的历史本来面目（如楚国官府编织业的分工管理情况），并且留下部分伏笔，以待日后作者自己或他人进一步深入研究。如“近年在西安北郊出土的秦封泥为先秦时期的乐官设置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比秦国更为重视礼乐的楚国必定有一套更加完善的乐官制度，可惜人们却知之甚少，只能等待时日，以期地不爱宝，出土更多的资料。”（见《先秦玺印图说之四——东周时期的乐官》）。
总之，徐畅先生温文敦厚、情怀高致。他品性的拙朴与沉静，他治学的多思与执着，必将在古玺印及其它研究领域有更多更大的突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