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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概说——陶文研究的进展 徐 畅 陈介祺集收藏、研究、著录于一身,他指出:“古陶与古玺印近,有以玺成者,有刻者……”;“古陶文字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事其数。”这屿见解都很正确,为后人的研究开启了新路。我们在陶文中就发现有地名,表示陶器的产地,如“阳城”(6.21,图1),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有官名,表示管理制陶业的职官或官署, ’如“左司工”、“右禾”(《陶汇》5.262,图2),秦始皇陵陶板印迹;该官署也参与始皇陵制作砖瓦。有器名,表示陶器的名称或用途,如“公豆”(0477,图3),官府所监造的釜(即官量器)。有作者姓名,表示制陶工师的姓名,以示负责,“以考其诚”,陶工多有监管官署或乡里地名,如“安陆市亭”(8.1,图4),陶瓮卜的印迹,是安陆市府监制的标志;“成亭富柳恚器”(《陶汇》5.1,图5),即成阳市亭所管理成阳城内当柳里陶工恚所制造的陶器;“高髓木私”(3.4 ,图6),“高阳”是里籍,“木”是工匠名,“私”是私印。还有用者姓名,表示使用者,即器主姓名,简称器主名,如“悻(宰)公之豆”(3.6 9 2,图7),右起横读,“脖公”是器主,“豆”是器名。《陶汇》“左栽(弋)”(5,278,图8),少府属官,掌弋射,应是陶器使用的官署。还可以再举出几种。 上世纪30年代以后,陶文研究日益深化,在具体的断代、划地、论器等方面都取得了较重要的成果。王献唐《邹滕古陶文字序》、柯昌泗《季木藏陶序》为研究古陶文的专论,指出陶文的出土地点、时代以及器物形制和文字书法的关系至为重要。王襄《古陶残器絮语》(《燕京学报》第5 5期,1 9 4 8年),将古陶残器的书法、画像艺术亦列入陶文研究的范畴中去,实启陶文艺术研究之先河。 1935年,唐兰《陈常陶釜考》(《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一期)、张政娘《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潜社史学论丛》第二期),对如何利用陶文资料研究古史树立了典范。陶文的史料价值在于对战国时期的官私手工业的研究,可补文献的缺佚。王国维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把它们比作甲骨、彝铭,可见其重要性。 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考古工作系统、全面的深入开展,河南、山西、山东、陕西、河牝等地均出土了一些陶文,提供了经科学发掘,出土地点和时代比较明确的陶文,这些资料使古陶文研究亦获得了可喜的突破。李学勤的《战国题铭概述》首次对战国齐、燕陶文进行了分国研究。继后,一些古文字学者如朱德熙、裘锡圭、俞伟超、袁仲一、李先登等人分别对陶文中的“者”、“市”、“亭”、“都”等字,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考释。 牛济普的《河南陶文概述》(《中原文物》1989年第4期)对中州出土陶文作了概略的论述。孙敬明《齐陶新探》(《古文字研究》第1 4辑)、《齐国陶文分期刍议》(《古文字研究》第1 9辑)、何琳仪《古陶杂识》(《考古与文物》1 992年第4期)、王辉《秦文字集证?新出陶文考释》等等都是很有学术深度的论文。 孙敬明《齐国陶文分期刍议》,通过对陶器印迹的考释及对有关墓葬制度、器物组合、类型进行的综合分析作为分期断代的基础,再结合有关古文字资料对印迹布局、铭文格式、书体特点推阐各期陶文的时代标记,考证出数十方春秋晚期的陶文印迹,如“城阳(今莒县)菖里潮豆”(3.512,图9)、“城阳楚”(3.544,图1 0)、“城阳藏”(3.540,图11)、“城阳葬”(3.524,图12)、“城阳众”(3.537,图1 3)、“豆里艋”(3.548,图1 4)、“众”(3.1 3 1 1,图15)、“得”(3.891,图16)、“北里五”(0448,图17)、“高闾口里潮”、“王萃城口莒里”等印迹,说明春秋时期玺印已经广泛地使用于官营及私营制陶作坊。 李学勤的《燕齐陶文丛论》(《上海博物馆集刊》第6集)、徐秉琨的《辽宁发现战国陶铭四种考略》(《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冯胜君的<燕国陶文综述》(《北京文博》1998年第2期)等等,则是研究燕陶的重要学术论文,各有见地,都为陶文的深入研究做出了贡献。《古陶文书艺及其入印))(师竹,台湾《印林》双月刊,1 9 9 4年第四期)是一篇较早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观察陶文的辛文章,可以参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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