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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科学技术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除了关注不同文化间文学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之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文学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当今，科学技术的创造与采用的先进手段和工具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也改变着文学的面貌。研究文学与科学的关系不仅是时代的需要，而且将为比较文学这一开放体系带来新的因素和新的发现。正如人们指出的那样，“面对21世纪新人文精神的发展，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可能会更多地集中于人类如何面对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挑战”。 文学与科学的联系 英国学者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于1959年出版了，一本书，名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分别将文学与科学归人两种不同的文化。针对人们将文学与科学对立的做法，斯诺主张人文学者应该敞开胸怀接受科学的精神与成就。该书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1963年斯诺再版时改名为《两种文化及其再检讨》。虽然斯诺在书中主要痛陈文人与科学家的分歧，但实际上他讨论的范围涉及整个人文学科与科学的差异。斯诺本人并不希望扩大这种差异，而是希望在人文与科学之间架起桥梁。的确，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文学与科学作为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来看待的，对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对立看得十分清楚，而对它们之间的整体共生和互相渗透却很少在意。了解、研究文学与科学的联系，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一、文学与科学的共生性 在人类文明史上，文学与科学的关系像其他领域一样，经历了一个从共生到分离的发展过程，文学和科学的分野只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在古代，科学同哲学、文学、宗教等混杂在一起，没有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世界是以整一的方式呈现的，“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古希腊人关于宇宙本原、数学等知识大多包含在他们的哲学和历史著作中。中国的《易经》也蕴涵了丰富的哲学、天文等知识，其“阴阳五行”学说已涉及万物构成的问题。 西方直到15世纪后期对自然的研究才有用实验来检验思辨的想法，伽利略首先把实验知识与数学结合起来，因而被看成是现代科学之父。18世纪以后，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日臻完善，西方逐步形成体系严密的各种专业领域。人文与科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分别在自己的天地里发展着它们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牛顿的彩虹与诗人的彩虹分道扬镳。 现代学科知识分类的细密化、专业化在加深人们认识世界的某一方面的同时，也使人们失去了对世界的整体观照。马克斯·舍勒谈到：“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②对综合性的追求使人们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分工提出质疑，学科的划分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们也不会永远不变。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大量学科交叉研究的现象证明，文学与科学并非水火不相容，它们共存于社会这个总体的相互联系之中。各个学科门类不是孤立的和割裂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也许在学科之间的交接处，人们可以找到研究的新入口。
二、文学与科学的互通性 文学与科学不仅在历史上走过了一段“之”字形，而且两者之间在对立和渗透中也有共通之处。人们已经看到文学与科学的某些共同属性，并开始对这些属性和相互关系加以研究。 尽管文学与科学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有很大差异，但从根本上说，文学和科学都属于创造性活动，都需要创新精神。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文学和科学都注意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在文学创作初期，作家们也有一个对材料的收集和提炼的过程。文学和科学两者都离不开假设和想象，实验科学虽然强调实证，但提出问题是需要假设的，运用演绎方法产生的科学定律更是与假设分不开，有些理论甚至难以在实验室里求证。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受现代物理学的启发和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作为同是符号的科学与文学在认知方式和表述方式上也具有某些共同点。物理学家感到他们关于自然现象的所有理论、包括他们所描述的“定律”都是精神的产物，都具有符号性质而不是实体本身。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文学一样，也具有虚构性质。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结伴而行、相互促进的。文学艺术的变革推动了科学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关于科学发现对文学的影响参见本章第二节)。欧洲14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曾大大解放了人的思想，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现代的实验科学打下了基础。在科技史上，科学上的一些重大发现，早在被科学家揭示出来之前，在文学作品中就有描述。文学的想象力有时成为启发和印证科学的先导。“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的现象，在古今中外的许多神话和民间故事中均有反映，这种变形的时空观如今在现代物理学公式中已获得精细的验证。不仅如此，往日文学率先大胆描述的那些奇妙的虚幻之物，在今天的科技发展中已成为现实。 就终极目的而言，文学与科学技术也是一致的。文学的使命是为人类寻找和提供精神家园与情感归宿，科学技术的未来也是为了给人类寻找更适宜的生存空间。两者从根本上说都是以人为本，造福于人类。
三、文人与科学家 兼具科学头脑的文人在中外文化史上不乏其人。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德国大文豪歌德对植物学有浓厚的兴趣，曾写了《植物的蜕变》一书；法布尔的《昆虫记》则以其在文学和科学上的非凡成就受到举世推崇。我国诗人屈原在《天问》中曾对宇宙和自然发出了一连串的诘问，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求知和探索精神；《徐霞客游记》既是一部游记文学作品，又对咀川形胜、岩石地貌、水文矿产有翔实的记述，后人因此又称徐霞客为地理学家。我们之所以列举这些，说明文学与科学并不完全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它们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在精神上有相通和相济之处。不仅如此，一些经典作家曾自觉地学习和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如福楼拜就曾对医学、自然史、考古学等学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巴尔扎克对人相学有着深入研究。相比之下，我国当代的作家艺术家，对现代科学知识了解太少，有的甚至以形象思维为由对抗科学技术，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集科学家和艺术家于一身的达·芬奇说，艺术借助科技的翅膀才能高飞。这是有其合理性的。 同样，科技也可以借助文学艺术的翅膀，科学家从文学中也可以获得很多滋养。爱因斯坦曾坦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他的东西比任何思想家都多。而伽利略为了让自己的“新科学”被更多的公众接受，有意识地打破学者用拉丁文写作的传统，用漂亮的意大利语散文写作，如他对月亮的描写就带给读者一片纯净空灵的感觉。可以说，作为科学家的伽利略看世界的方式受其文学修养的深深影响，而他的文学功底又使其科学观念拥有更强的征服力。 当然，文学与科学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活动，与科学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不完全一样。科学研究标举客观性、系统性，主客体主要是一种认识关系，是主观思想不断地逼近客体的过程；而在文学中，主体虽不排斥对客体本身的认识，但更注重主体的感受，它推崇的是激情与想象，主体的情感、态度和评价在文学创作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我们研究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为了泯灭差异，而是为了使今天的生活更加完整，更加丰富，使人们在科技文明的语境中“诗意的栖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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