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I Menger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1．起源
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始于1871年Menger出版题为《经济学原理》（Grunds?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的不大的著作。
人们习惯于探究环境对于天才的成就的影响。人们希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把天才的成就归因于他的环境的作用以及他的时代和国家的思想氛围。不论这个方法在别处如何成功，它却不适用于那些其思想对人类产生影响的奥地利人。Bernard Bolzano，Gregor Mendel，和Sigmund Freud没有受到他们的亲戚、老师、同事或朋友的启发。他们的努力没有得到他们同时代的同胞和祖国的支持。Bolzano和Mendel 在就他们的领域而言可谓是思想沙漠的环境中从事他们的工作，而且他们去世后很久人们才意识到他们的贡献有多大。Freud首次在维也纳医学联合会报道其主要思想时遭到了嘲笑。
人们可以说Menger发展的主观论和边际论是有其根源的。有几位先驱者提示过这个思想。此外，大约在Menger写作并出版他的著作的同时，William Stanley Jevons和Léon Walras也写作并出版了阐述边际效用的著作。虽然如此，无疑他的老师、朋友或同事都没有关注过激发Menger的兴趣的那些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我告诉他我们年轻的维也纳经济学家在非正式的但却是定期的聚会上讨论经济学理论的问题时，他说：“我在你这个年纪时，维也纳没人关心这些。”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不存在“奥地利学派”。只有Carl Menger。
Carl Menger
Eugen von B?hm-Bawerk
Friedrich von Wieser
Eugen von B?hm-Bawerk和Friedrich von Wieser从未跟随Menger学习过。他们在Menger作为私人讲师（Privat-Dozent）授课前就完成了在维也纳大学的学业。他们是通过研究《原理》向Menger学习的。当他们在德国的大学里特别是Heidelberg的Karl Knies的讨论班呆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回到了维也纳并且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书，然后他们分别应聘于Innsbruck大学和Prague大学。很快，一些参加过Menger的讨论班并且受到他的影响的更加年轻的人也加入进来。外国人开始称这些人为“奥地利人”。但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名称是后来才用的，是他们在1883年Menger的第二本书《社会科学方法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sbesondere）出版后与历史学派的争论公开化时才使用的。
2．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奥地利大学
奥地利内阁（Menger曾在70年代早期——在他于1873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助理教授之前——任职于其新闻部门）是由自由党的成员组成的，他们主张公民自由，代议制政府，所有公民在法制下的平等，稳定的货币，以及自由贸易。70年代末，自由党被教会、捷克和波兰的王公贵族和各种斯洛伐克民族党的联盟排挤。这一联盟反对自由主义者支持的一切理想。然而，直到1918年Habsburg王朝解体，自由主义者使得皇帝在1867年接受的宪法以及受其制约的基本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有效。
在这些成文法所保障的自由的气氛下，维也纳成了新思想的先驱者的中心。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奥地利与欧洲思想是隔绝的。维也纳——更不用说奥地利的其它省份——没有人关心西欧的哲学、文学和科学。当Leibniz以及后来David Hume去维也纳时，没有当地人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1]除了Bolzano，19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奥地利人对哲学或历史学作出过任何重要的贡献。
但是，当自由主义者摆脱了阻碍思想的镣铐，当他们取消了书报检查制度并且废止了宗教事物协议（concordat，即对教会承诺不发表违背基督教义的言论的协议——译者注）之后，优秀的知识分子们都聚集到维也纳来了。一些来自德国——例如哲学家Franz Brentano和律师兼哲学家Lorenz von Stein和Rudolf von Jhering——，但大多数来自奥地利省份；还有一些是维也纳本地人。这些人之间没有一致意见，他们的追随者之间也没有。前多明哥派修士 Brentano开创了一条最终导致Husserl的现象学的思路。Mach阐述了一种导致了Schlick、Carnap以及他们的“维也纳小组”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Breuer，Freud和Adler以一种完全不同于Krafft-Ebing和Wagner-Jauregg的方式解释了神经官能症现象。
奥地利“信仰与教育部”（Ministry of Worship and Instruction）对这些努力很不信任。从80年代早期，该部门的内阁部长和官员就是从最可靠的保守党人和敌视所有现代思想和政治制度的人中选择的。他们对在他们看来是“外国时尚”的东西只有鄙视。他们恨不得禁止大学接触这些新奇事物。
但是行政权受到大学在自由思想的影响下获得的三项“特权”的严格限制。教授们是公务员，和其它公务员一样，必须服从上级即内阁部长及其助手的命令。但是，他们的上级没有权利干涉在课堂和讨论班上讲授的内容；在这方面，教授们享有人们经常谈论的“学术自由”。不仅如此，部长有义务——虽然这种义务从未明白无误地表率过——在任命教授时（更准确地说是在建议皇帝任命教授时）服从相关学院的意见。最后，还有私人讲师（Privat-Dozent）制度。发表了学术著作的博士可以要求他所在的学院承认他作为他的学科的自由的私人教师；如果学院同意他的要求，仍然需要部长的批准；事实上，在 Schuschnigg统治之前，这种要求总是得到批准。如此批准的编外讲师不是国家公务员。即使他得当了教授头衔，他也不从政府拿薪水。一些编外讲师能够靠他们自己的钱生活。大多数得靠其它工作。他们从选课的学生那里收取的学费在多数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
学术活动如此安排的后果就是教授会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具有几乎无限的自治。经济学在大学的法学与社会科学学院（Rechts und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Fakult?ten）讲授。在大多数大学里有两个经济学教授职位。一旦出现空缺，一群律师——至多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将选择继任者。可见，决定是由非经济学家作出的。可以认为这些法学教授的动机是不怀恶意的。但是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他们必须在两个对立的学派——奥地利学派和德意志帝国的大学里讲授的所谓“现代的”历史学派——之间作出选择。即使没有政治和国家的偏见扰乱他们的判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对德意志帝国的大学教授们称为“奥地利”的学派有所怀疑。从来没有什么新的思想方式起源于奥地利。奥地利的大学在1848年革命以后以德国大学的模式重新组织之前是一无所成的。对于不熟悉经济学的人而言，“奥地利”这个形容词用于一个学科使人立即想起反改革（the Counter-Reformation）和Metternich的黑暗时代。对于一个奥地利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什么比他的国家重新陷入过去的思想愚昧更大的灾难了。
Carl Menger, Wieser和B?hm-Bawerk在方法之争在奥地利公众眼中作为“现代”科学与奥地利的“落后”之争出现之前就应聘于Vienna, Prague和Innsbruck。他们的同事们对他们没有个人的敌意。但是只要可能，他们就试图把历史学派的人员从德国引入奥地利。那些世人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奥地利的大学里是多少有些勉强地被容忍的外来者。
3．奥地利思想界的奥地利学派
在自由主义的伟大时代，法国和德国大学的更引人瞩目之处不仅是向新一代的专业人士提供圆满履行其职业所必需的教育。它们还是文化中心。它们的一些教师在全世界闻名并且受到敬仰。不仅拿学位的普通学生听它们的课程，而且许多在专业领域、工商界或者政治领域活跃的功成名就的人士也来听课——他们只希望获得思想的满足。这些外来者在技术意义上不是学生，他们聚集在——举例说——巴黎的Renan、Fustel de Coulanges和Bergson的课上，柏林的Hegel、Helmholtz、Mommsen和Treitschke的课上。受过教育的公众对学术界的工作有认真的兴趣。精英人士阅读教授们出版的书和杂志，参加他们的学术团体并且热切地关注会议上的讨论。
这些只用业余时间从事研究的爱好者之中有一些已经远远超越了不求甚解的程度。现代科学史记录了许多这类光荣的“局外人”的名字。例如，德国第二帝国时代唯一引人注目的——虽然不是划时代的——对经济学的贡献来自一位忙碌的公司律师，Frankfurt的Heinrich Oswalt，而他写书时该市没有大学。[2]
在维也纳，大学教师与有文化的公众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叶也有密切的联系。当老一代大师们逝世或者退休后不那么伟大的人接替了他们的位置后这种联系就开始消失了。这个时期，维也纳大学的档次以及维也纳的文化的显赫被一些私人教师维持并且提升。杰出的例子是心理分析。它从未从任何官方机构得到任何鼓励；它在大学之外茁壮成长而且它与学术界官僚机构的唯一联系就是，Freud是拥有毫无意义的教授头衔的编外教师。
由于奥地利学派的创始者们最终得到了承认，在维也纳人们对经济学的问题有活跃的兴趣。这一兴趣使得本作者得以在1920年代组织私人讨论班（Privat-Seminar），建立经济学会（the Economic Association），成立奥地利工商业循环研究所（the Austrian Institute for Trade Cycle Research），后来更名为奥地利经济研究所（the Austri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私人讨论班与大学或任何其它机构毫无关系。一个月两次，一群学者，包括几位编外讲师，在我的奥地利商业部的办公室里聚会。大多数参与者都属于在第一次世界大国后开始学术研究的年龄段。另一些人年长一些。他们都因为对于人类行动科学（the sciences of human action）的全部领域的强烈兴趣集合到一起。他们争论哲学、认识论、经济学理论以及历史研究中的各种问题。私人研讨会于1934年我被任命为瑞士日内瓦的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的国际经济关系教授时中断了。
除了Richard von Strigl——他的早逝不幸地终止了他卓越的科学生涯——和Ludwig Bettelheim-Gabillon——我们以后还要说到他——，私人讨论班的所有成员都在奥地利之外作为学者、著作者和教师找到了适合的领域继续他们的工作。
在精神领域，维也纳在1860年代初议会的建立到1938年纳粹入侵奥地利之间的岁月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几个世纪的荒芜和冷漠之后突然出现丰收。衰败在纳粹入侵之前许多年就开始了。
在所有国家和历史上所有时期，思想的探索总是少数人的工作，也只能为少数精英理解。多数人怀着仇恨和轻蔑——充其量以无所谓的态度——看待这些伟绩。在奥地利，在维也纳，精英特别少，而群氓及其领袖的仇恨特别恶毒。
4．作为奥地利内阁成员的B?hm-Bawerk和Wieser
经济学不受人欢迎的原因是它对特权的后果的分析。人们不可能反驳经济学家的论证：一切特权都损害其它人或者至少其它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些受害者只有在政府答应也给他们特权时才会容忍它，然后，当每个人都获得特权后，没人赚了而是所有人都赔了，因为劳动生产率必然会普遍下降。[3]但是，经济学家的告诫却被那些清楚地知道若没有特权就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得胜的贪婪的人们视而不见。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比其它人群体得到更有价值的特权，或者能够至少在一定时期里阻止其它人群得到补偿性的特权。在他们眼里，经济学家只是企图破坏他们的计划的捣乱者。
Menger，B?hm-Bawerk和Wieser开始其科学研究时，他们并不关心经济政策的问题以及用古典经济学反驳干预主义。他们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将经济学理论置于坚实的基础上并准备完全致力于此。Menger全力反对奥地利政府——与那个时代的其它政府一样——采取的干预主义政策。但是他相信他只能够以在书和文章中以及在大学教学中阐述好的经济学的办法致力于使政府回到好的政策上来。
B?hm-Bawerk于1890年加入奥地利财政部。他曾两次在看守内阁短暂地做过财政部长。1900到1904年间他是Ernest von Koumlrber内阁的财政部长。B?hm-Bawerk任职的原则是：严格地保持货币的法定含金量，以及不靠中央银行帮助的财政平衡。一位卓越的学者Ludwig Bettelheim-Gabillon计划写一本全面的著作分析B?hm-Bawerk在财政部的活动。不幸的是，纳粹杀害了作者并且毁了手稿。[4]
印在在奥地利先令上的B?hm-Bawerk头像
Wieser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地利内阁做过商业部长。然而，他的活动却受到了部里的一位官员Richard Riedl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在Wieser当部长前已经有了的权力——的相当的制约。事实上只有次要的事情才归Wieser本人管。
[1]唯一一位赞赏Leibniz的哲学工作的当代维也纳人是Savoy的Eugene王子，他是法国家庭的后代，在法国出生并接受教育。
[2] 参看H. Oswalt, Vortr?ge über wirtschaftliche Grundbegriffe, 3rd ed. (Jena, 1920)。
[3] 参阅 Mises, Human Action. 3rd Edition(1966), pp. 716-861.
[4] 只有作者在“合并”之前发表的两章被保留了下来： “B?hm-Bawerk und die Brüsseler Zuckerkonvention”和”B?hm-Bawerk und die Konvertierung von Obligationen der einheitlichen Staatsschuld”，Zeitschrift fur Nationalokonomie, Vol. VII and VIII (1936 and 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