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文献从头忆：读书在黄丕烈那里
文／黄岳年
陈登源《古今典籍聚散考》指出：“嘉庆中能及时崛起，足以复汲古、绛云之盛者，则黄丕烈之百宋一廛是也，乾嘉之间藏书史，可谓百宋一廛之时代矣。”
南京万宇在谈到黄丕烈时候说：“藏而能鉴，鉴而能读，读而能校，校而能刊，刊而能精。古今藏书家大多是刻苦治学的学者，擅长整理图书的目录学家、校勘家或热心于刻印图书的出版家，能者兼及一二，而同时俱佳的则首推黄丕烈。”黄丕烈一生收藏了大约二百多部宋版书和上千种元、明刻本以及大量的旧抄本、旧校本，经他校勘而留下题跋的书，在九百种以上，现存于世间的有八百余种。他所题跋者多是罕见珍本，加上题跋行文中的诗意心情还有故事，性情真挚，书林雅谈，形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有殊魅力，让读者心仪不已。古籍上凡有“黄跋”，即身价百倍，珍若拱璧。在今天的中国，只要书上有黄丕烈亲笔题跋，在确认后，便是国家一级文物。
千年文献从头忆。家有余财，己有此好，入门童仆尽抄书，得书即绘图征题，年终便呼朋祭书，有闲则凭窗静坐，纸润墨香，珍爱的善本，在留存着先人遗泽的旧抄旧刻上，书写自己的心情。或者刻书，或者校书，这样的丕烈公，何等惬意。
黄丕烈的题跋，是读书界的“龙门”。200多年来，黄丕烈的名字响彻学界，崇高卓越，照耀万方。凡是被他在题跋里写道的人，多膺文献家之令名。陆超曾、陆绍曾兄弟如此，陈墫、汪士钟、如此，还有顾开之、冯新等更多的人也都是这样，他们虽聚书无算，可事迹却已多不可考，因了黄丕烈文字里的描述，这些对民族文化传承作出了贡献的人们也都在《文献家通考》这样的书里活了起来。傅增湘《思适斋书跋》云》后世“以藏书自鸣者，若家无荛圃手校之书，百城因之失色”，走笔至此，不禁为当世藏家莞尔，君家有“荛圃手校之书”么？
黄丕烈的事夥矣，大家知道的自然不少。丕烈公 对书，前人说“非惟好之，实能读之”，每得一书，他都要写下题跋文字一二通，甚至有五六通的。我这里只说读了他题在一本书上的三段文字后的一些想法，概括一下，就是两句：二十年间一本书，丕烈三题元抄本。
冬日天暖，黄丕烈的《<书经补遗>元钞本 题跋》文字，委实妙极，读过后久萦胸终，不能释怀：
余素好书，于书友之往来者，即无甚当意，亦必稍与交易，毋使败兴而去，诚欲其以书示我也。郡城金阊门外桐泾桥头，有书铺芸芬堂，与余居最远，岁不过一再至焉，今兹秋仲，以钞本《回疆志》求售。余曰，此书 ，郡人欲得者颇少，子不殚远道来，殆将望余之收此弃货乎？然我为子下一语，此书非尽出于无用，盖其成书在《大清一统志》既刊之后，俾后之考舆地者又得所征实，是亦有用之书矣。遂以千钱得之，书友亦欣喜而去。阅三月复来，以旧抄《书经补遗》付我，索白镪一金，余笑而颔之。曰：余虽肯出价，子不可过为居奇，且留之，稍缓议直，余遍检书目，惟王莲泾《孝慈堂书目》有云：《书经补遗》（吕宗杰）五卷，（元代抄白，二十七番，汲古阁藏本 ）。则其书之可珍益信。适书友来，归其直青蚨八百钱，亦取其售尔。至于莲泾所云二十七番汲古阁藏本，虽与此册合，然云元代抄白，吾犹未敢信之，时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下漧四日，书于小千顷堂，棘人黄丕烈。
越岁丁卯，是为嘉庆十二年，检及此书，方信元代抄白之说果不妄也。盖字之气息随时而异，似此书法古拙可爱，断非明代人所能。前疑为非者，数年前之识见有未逮也，重跋之，以为自讼，二月晦日，复翁黄丕烈。
戊寅秋，濂溪坊蒋氏书散逸中，有元人录《书经》一册，亦出毛藏，取勘此本，似较古拙，卷端亦钤元、甲本二印，与此正同，而行款各异。彼为廿行廿字，共三十七番，卷首抄补二叶，非元人录本之旧。自序文而得此起止跋，皆元人笔矣，物主视为至宝，因仍还之。复翁。
作为真爱书的人，黄丕烈给后世留下的启示，真的是太多。此一篇妙文，丕烈公说了的至少有这样一些意思：
一、真正爱书的人，要有比较好的供书渠道。要和书商做朋友，要取信于书商。太平时代，才有可能聚书，要想聚书，没有这么个好的渠道怕是不大好。我有一个朋友，他和废品收购站的人员就比较熟，过一段时间，他就去一次收购站，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据他讲，好些个清刻图书，都是在那里搞到的。黄丕烈在这篇文字的开头说的事，“于书友之往来者，即无甚当意，亦必稍与交易，毋使败兴而去，诚欲其以书示我也”，就是一个保持联系，不和好书失之交臂的好办法。
二、也要培训书商朋友。雷梦水在《书林琐记》里曾经记述过朱自清、邓之诚诸先生对他的帮助和教育，甚至可以说，雷氏也是在大爱书人的慈心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书商，当然他后来也成了一代学问家。我在北京观书的时候，发现现在卖书的人中，真正痴心于书香的人，不是很多。和一些店主交谈，知道他们其实也是很愿意和读者交流，想获得有效指导。我曾经建议一个在海淀图书城经营的店家，建立网上书店，他就很感兴趣，说到天涯书局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我说那里有很多读书人的时候，他请我帮忙，打开天涯，浏览了读书的帖子。营造书香，还需要如黄丕烈般，面对《回疆志》这样的书时，“我为子下一语，此书非尽出于无用，盖其成书在《大清一统志》既刊之后，俾后之考舆地者又得所征实，是亦有用之书矣。”经历过这样几回的书商，自然“亦欣喜而去。”当然“阅三月复来，以旧抄《书经补遗》付我”的书商，不仅眼力会长，自然也会成为爱书人读书搜书的好帮手。
三、旧书不厌百回读。好书在手，不可以束书不观，但观架上,便知腹中。反过来说，只问腹中，也知架上。细细检核，我们在很多时候对不住已经买下的书。
丕烈公得书商信任，乾隆六十年（1795），士礼居来了珍贵的元钞本《书经补遗》，饶是见多识广，“笑而颔之”的丕烈公，也还一时吃不准这书的价值，便有了“余虽肯出价，子不可过为居奇，且留之，稍缓议直”的写真文字留影，书商走后，丕烈公“遍检书目”，才有了“其书之可珍益信”的推想，给了书商合适的价钱。但要说那就是元代抄本，丕烈公也是“吾犹未敢信之”的。十二年之后的嘉庆十二年（1807），他“检及此书，方信元代抄白之说果不妄也”。别人是“十年一觉扬州梦”，复翁是十年一觉元抄梦，始信元钞不妄书。特别值得看重的，是丕烈公“前疑为非者，数年前之识见有未逮也，重跋之，以为自讼”的读书态度。我们之所以读书无成，除了不似他那样爱书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似他读书那般认真，那般十年自讼，也就是认真地自我批评。
又是九年过去了，戊寅（1818年）秋，黄丕烈再度见到了此书的濂溪坊蒋氏书散逸出的元钞《书经》，也曾经是毛晋汲古阁藏本，黄丕烈拿来和自己的《书经补遗》元钞本相勘，认为“似较古拙，卷端亦钤元甲本二印，与此正同，而行款各异。彼为廿行廿字，共三十七番，卷首抄补二叶，非元人录本之旧。自序文而得此起止跋，皆元人笔矣，物主视为至宝，因仍还之。”提笔记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丕烈公五十六岁。越六年，先生辞世。
据王大隆《黄荛圃先生年谱补》考证，黄丕烈二十六岁那年得校本《楚辞》残本于朱文游家，开始了他藏书的生命历程，二十七岁在朱氏滋兰堂藏借得沈宝砚校本《扬子法言李注》十卷并手录之，三十岁时得宋版书《大戴礼记》并题跋称：“十一月中于书肆得宋刻本，适余友顾抱冲欲得惠校本，因照原值归去，以惠校本即宋本也。”从乾隆六十年（1795）三十三岁开始，到戊寅（1818年）秋，黄丕烈在《书经补遗》元钞本 上的三次题跋文字，正好贯穿他一生的藏书事业的成熟很黄金时段，不能不说这是一件很有意思和耐人寻味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