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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0年中国迈进老龄化社会门槛后，十多年来，中国人口正在加速老龄化，由此正在改变中国城乡的人口结构，加之户籍制度、社保制度的限制，老龄化的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失速的危险。 人口老化正在提速 预计至2030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将达到3.5亿之多，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 在数十年极端生育控制政策下，中国人口早已迈入老化阶段。老龄化的列车已经离站，不断加速向前。这辆满负重载的“人口老化高铁”，在沿途还会不断加载，运载惯性越来越大。这列承载着数亿家庭的高铁能否安全行驶，直到中国最终迈入现代国家之列呢？ 中国人口形势的巨大变化，远不是简单的人口总量或老年人口抚养比的问题所能概括。在今后相当长时间，真正值得关注的基本国情，已不再是“人口众多、资源匮乏”，而是中国人口加速变老，同时应对老龄社会的基础设施仍不具备。能否建立这些社会基础设施，是决定中国现代转型成败的关键。 目前，欧美经济持续低迷，中国10%以上的经济增速似乎让人有一枝独秀之感。然而，这不过是一种短见的幻觉。2011年初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揭示，中国并没有太多时间来应对人口加速老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人口变化正在倒逼体制改革加速。 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证实了人口学者多年的研究。即中国的生育率已相当低，持续多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终生只生育1.5个孩子，人口老化的速度快于此前官方的预期。这种老化，已经通过“民工荒”和工资大幅上涨而被证实。 根据普查结果，截至2010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达1.78亿，占总人口13%，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也已占到近9%。持续十多年的低生育率会加快人口老化。预计至2030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将达到3.5亿之多，占总人口四分之一以上。 2010年，每个超过60岁的老人，有五个20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但是，20年后，也就是到2030年，老龄人口与适龄劳动人口的比率将降至2比1。按照上述比例，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将与今天大为不同。 中国人口老化不仅规模巨大，更重要的是其速度之快。中国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是举世少有的。 据人口学家测算，到202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10年的13％升至25%。但是，同样的人口转变，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和德国大约用了50年至75年。 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时，居民生活水平较低，而养老和医疗等基础社会设施还很不健全。中国的情况甚至与日本和韩国也不同。这两个邻国达到中国当前老龄化程度时，人均收入水平高出中国的1倍乃至2倍。 应当看到，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对中国经济增速和发展模式造成根本影响。中国亟待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做出根本调整，加速经济社会体制的全方位改革。面对高速老龄化危局，中国的制度性调整的机会稍纵即逝。 老龄化制约经济增长 1978年后至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15%至25%源于劳动年龄较多的“人口红利”。而在未来20年间，人口老龄化将使中国年经济增长率降低0.5至0.7个百分点 应当看到，人口结构的高速老龄化，将对经济增速、劳动力供应、养老金支付带来长期、持续、严峻的影响。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会减速。十多年的低生育率，导致中国年轻劳动力规模逐年缩小，人口红利即将竭尽，这将使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减缓，并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的增长模式无法持续。 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与个人感情和偏好无关，而由其内在的规律决定。所有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进入减速阶段，都受某些共同因素约束。 例如，随着更多资本被用来替补先前投入的资本，资本用于折旧的比例上升，净新增资本的比例下降，资本产出的效率下降；随着更多的劳动力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较之农业人口转移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会随之下降；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社会用于基础设施、公共福利的开支也会增加，从而生产性投资会减少。 上述因素可被视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除非中国经济能甩脱这些因素的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减速不可避免。 更值得注意的是，较之其他经济体，老龄化只会使中国本来就会减速的经济增长更为放缓。1978年后至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15%至25%源于劳动年龄较多的“人口红利”。而在未来20年间，人口老龄化将使中国年经济增长率降低0.5个至0.7个百分点。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率降至韩国和台湾地区目前4%的水平，0.7个百分点将是一个不小的份额。 经济增速放慢会凸显各种社会矛盾。首先，经济增速下行意味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减慢。其次，增速减缓也会导致政府收入不成比例地下降。 再次，居民收入增长减缓甚至停顿会增加政府支出。这都亟待决策者未雨绸缪。 其次，劳动力短缺将导致工资大幅提高，伤及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频发的“民工荒”“招工难”正是劳动力供应由过剩进入短缺的拐点。一些人不愿接受这一事实，还在用各种数字来掩饰已经到来的事实。一个常见的说辞是中国15岁-64岁劳动力年龄人口总数还很大，并在未来数年会继续增加。 但是，这个劳动力年龄定义，其实是数十年前发展中国家的定义。它对现实的中国有多大的适用性？谁能知道，中国工厂里有多少15岁就开始工作的童工？城市人口中，还有多少人能工作到65岁？ 以笔者估算，如果把20岁至59岁作为现实的劳动年龄人口，2020年前，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总量将会继续缓慢增长。但是，随后将直线下降。 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把20岁至24岁作为新进入劳动力队伍的年龄范围，结论更加触目惊心：目前，这个年龄组的人口规模已达峰值，并将在未来10年降低20%，在未来20年间减少30%。如此大幅度的减少，必然会深刻改变中国劳动力的市场格局。 其三，中国的储蓄率将随之下降。中国过去快速经济扩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资本投入。这些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便是中国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 对中国城市人口收入和消费生命周期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城市人口由净消费者成为净生产者（即收入大于消费额），平均年龄是21岁，由净生产者成为净消费者，平均年龄是60岁。假定人均储蓄量不变，21岁至60岁人口的规模决定了储蓄的总量。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30岁至50岁年龄段的人口，其储蓄幅度（也即收入大于消费的幅度）最大。20年后，该高储蓄年龄段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会明显下降，由2010年的50%降至2020年的46%，进而降至2030年的40%。 不仅如此，该年龄段人口的绝对数也会急剧减少，由2015年高峰期的6.8亿人降至2030年时的5.8亿人，整整减少1个亿。 日本和韩国可谓前车之鉴。随着人口老化加速，这两个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都已经下降：日本从1990年的34%降至2007年27.8%，韩国则从1988年的39%下降到2008年的30.7%。储蓄率下降将使高投资率支撑的增长不可持续。 体制改革时不我待 老龄化对现有的医疗保险体系、养老保险体系以及人寿保险业提出了变革的要求 中国老龄化加速，对制度性改革带来长期而急迫的压力。如果体制改革再止步不前，不仅会影响本来就将减速的经济增长，而且会使未来的体制改革更加步履维艰。其实，中国多年来争议不断、时停时改的制度性改革都与对人口发展的估计有关。 在年轻劳动力规模不断缩小的趋势下，高昂的流动成本会使更多的人不愿远行。为了降低由于供给减少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更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更坚决、更快地打破制度障碍。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必须尽快打破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建立统筹城乡的医疗和社保制度。 老龄化也对医疗保险体系带来更大压力。在未来的中国，假定生育政策不变，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将使医疗费用大幅上升，而医疗服务的严重不足或短缺也会日趋凸显。各级政府对医疗制度和医保体系的改革，将受制于巨额的负担而难以深入。 养老保险体系也将经受严峻考验。在“全民养老”的华盖下，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碎片化严重，目前共有七种不同的养老金制度，待遇相差甚远。尽管用人单位上缴的养老金比例在全球名列前茅、进而加大雇工成本，但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仍将由于享受养老金人数急剧上升而不可持续。 不仅如此，个人为养老存入个人账户的资金也多被挪用。经过多年努力，全国各地目前也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市宣称做实了养老金个人账户。 貌似巨大的资金与巨大的退休年龄人口相比，不过沧海一粟。始于2000年、靠财政积累的社会保障基金目前共积累了10万多亿元资金。 仅以现有机关事业单位雇用的4000万人为参照，如果这些人到时候全部退休，按每人每月4000元退休待遇计算，上述10万多亿元的养老保障基金仅够支付60个月左右的退休金。 目前，中国巨额的养老金积累，如果不投入金融市场，必将因为利息率低于通货膨胀而缩水。如果投入市场，谁来投资、如何监管，争议也很多。现有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恐难当重任。这就要求加快利率制度的改革、加快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开发、管理和监督。 更重要是的，随着纳税人口比例下降、公共开支因人口老化而增加，公众对政府收支的透明性和公平性要求会更强烈。 在决定财政收支时，各级政府也会面临政治抉择：是把钱更多地花在享有各种现行权利的老人身上，还是花在决定中国未来的儿童和年轻人身上。 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上亿个独生子女家庭。他们将来很难承担服侍失能父母的责任。为此，长期护理的需求会不断上升。长期护理的费用高昂，必然要求保险市场开发相应的健康保险产品。这也对整个人寿保险业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国能做些什么 人类并未真正意识到长期的、持续的低生育率和人口寿命大幅延长带来的挑战。2011年，阿拉伯国家的年轻人推翻了多个老人专制政权，欧美国家同时在面临巨大的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开支的负担 数十年来，一种简单的认识一直主导着中国社会：穷尽一切努力，减少出生人数，控制人口增长。其实，这种认识是源自数十年前生育率居高不下的社会背景下，并基于对人口增长来源的错误理解。 其实，20世纪全球人口的剧增，并不是因为人们多生了，而是因为死亡率的大幅下降。正是因为，在短时间内人口生育率没有与死亡率同步下降，因此，20世纪后半叶中国与世界都经历了人口的急剧增长。当人们意识到存活率上升后，借助现代节育技术，生育率就迅速下降了。 2011年，世界人口突破了70亿大关。与此同时，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也进一步放缓。同时，人口衰老和继续增长正在日趋两极化。目前，近一半的世界人口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而中国正处于其中，人口正在快步衰老。 但是，中国决策者和部分公众的认知还停留在近半个世纪前。目前，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的现行生育政策依然在执行。 现在回过头来看，20世纪最有意义的变化不是人口的增长，而是人的寿命的大大提高。 一百年内，全世界人口期望寿命增长了1倍多，从30岁至65岁。世界人口总量增长了4倍，而全球经济总量扩大了16倍。正是由于健康水平的提高，才有20世纪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 尽管生育率已大幅下降，但人类并未真正意识到长期、持续的低生育率和人口寿命大幅延长带来的巨大政治经济挑战。 2011年，阿拉伯国家的年轻人推翻了多个”老人“专制政权的同时，更多的欧美国家，却正在面临巨大的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支出的负担。 在美国，随着“二战”后婴儿潮时期的人口进入退休年龄，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可能从目前的19%升至2015年的25%。未来25年，该比例将进一步升至40%。政府预算赤字正在困扰美国。为此，美国国会将不得不修改现行法律。 在欧盟，各成员国国有养老金债务已占这些国家GDP总和的5倍。这些国家在退休福利方面的支出也有望在21世纪中叶升至GDP总量的14％。 近年来，民众抗议提高退休年龄、减少退休福利的示威游行蔓延英、法等国家，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政府更迭频仍。 应该承认，人口寿命延长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但是，这个变化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中国而言，应该看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并非劣势，较之于人口老化的严峻挑战，常被作为基本国情表达的“人口多、底子薄”实在不算是太大的问题。 十多年来，中国建设了大量的铁路、高速公路、机场，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健全公共医疗、养老保障体系，推进制度性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确保经济较快增长。与不能再推迟的制度改革相比，过去的花钱搞建设看上去会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 ■ 王丰为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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