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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时候，我们更需要在努力中等待。人生虽并不都那么完美，但只要努力和耐心，总会有绽放光芒的那一刻。 蕊之香 陈惠珍最喜欢待在家里的“墨香居”，这个不到十五平方米的书房有一种让人走进去就不想出来的感觉。 清晨，一斜暖阳懒懒透来，整整一墙的书与角落里的青花瓷遥遥相对，陈惠珍靠在一把檀香色的木椅上，凝视着窗外。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那是压在书桌下的一首《江上渔者》，一位书法家所赠，陈惠珍很喜欢。 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陈惠珍，更多的人愿意把她描述成“强”，这个“强”字里包含了太多的含义，比如专业、执著、有个性、讲原则、理想化、固执、坚守…… 作为全国基层法院中首家知识产权庭的庭长，作为上海法院唯一一个被评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的基层法院女法官，陈惠珍“就是这么个人，太投入太认真了。” 丈夫顾国忠十分懂得陈惠珍的脾气，他对妻子的定义则是“率真、低调”。顾国忠记得有一次外出和朋友吃饭，对方递来一张满是头衔的名片，回家途中，他与陈惠珍打趣：“如果你要写，也可以写不少呢。” “写那些干吗。”陈惠珍笑了，在她眼里，有些东西并不重要。而凡是熟悉陈惠珍的人，都知道她的身后有着一长串骄人的纪录： 陈惠珍兼职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知产学院、上海大学法学院的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邀研究员；陈惠珍审过“名案”无数，她主审的“陀枪师姐”影视剧著作权侵权案是国内最早受理的涉及P2P技术侵犯网络传播权的案件；电影《七剑》、第一股歌《死了都不卖》著作权侵权案获评上海十大知产案例和十大版权案例；中国优秀博士硕士论文数据库著作权侵权案、“VOLVO”商标侵权案在知识产权界极具影响力，被评为上海法院30年典型案例；还有谭天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入选了2009年全国十大知产案件和当年中国法院知产保护50件典型案件。 陈惠珍撰写的论文先后四次在上海法院系统的学术讨论会上获奖，一次在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讨论会上获奖，她参加了“世博会与法治化论坛”等征文比赛并获奖。 2000年以来，陈惠珍参与编著的学术著作有7部，比如《驾驭庭审》、《网络游戏法律政策研究2008》、《知识产权审判指要》等；承担或参与的调研课题，如《民事司法视野下的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研究和思考》，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评为优良和优秀课题；发表在《人民司法》、《法律适用》、《人民法院案例选》、《电子知识产权》、《中华商标》、《法学》、《公检法办案指南》等杂志上的重要学术论文有57篇。 “我现在挺理解她，学了法律之后，我知道妈妈的严肃是有些职业习惯了。”儿子小豪属羊，在幼时的小豪心中属虎的陈惠珍是“要么不管，管起来就很凶”，但是现在，“羊入虎口”的小豪却和妈妈最亲。 已经大二的小豪不能忘记，他在大学读知识产权时，老师讲授了妈妈审过的“第一股歌案”，他以前曾经听妈妈说起过，“所以现在理解起来一点都不累”。至于陈惠珍拿了全国审判专家的称号，他却毫无头绪，“我周末回去，就知道她好像拿了一个奖。” “她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坚持。”这是很多曾与陈惠珍共事过的人的共同感觉。 “其实我对每个人都这样，包括自己的儿子，要求比较严，我总觉得只要时间长了，他都能理解，就算现在不理解，以后回过头来就会知道，给他要求的人才是真正为他好的人。” 陈惠珍不会绕圈子，只会说实话，其实，她最“苛求”的人就是她自己，而她对自己的等待也是最“漫长”的。 芽之初 陈惠珍有一本珍藏的老相册，里面都是发黄的旧时照片，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普通人家出生的孩子很早就开始懂事，陈惠珍经常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而父亲又极疼爱这个最小的宝贝女儿。在一次父母随口的争执中，陈惠珍居然像模像样地给父母做起了“调解工作”，惹得母亲笑称：“你这个小姑娘，以后长大就去当法官吧！” 陈惠珍读书的年代正值十年文革，那时学校的考试一律采取开卷方式，平时的读书也没有人管。1976年学校突然恢复了闭卷考，在那场考试中，陈惠珍给了全校师生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她是全校唯一一个9门功课都考试及格的学生。 两年后，16岁的陈惠珍考入了复旦大学分校。1983年2月，陈惠珍大学毕业进入上海南汇县法院民庭工作，在那里，她遇见了令自己一生都敬佩和怀念的“师傅”——上海市劳动模范胡永天。 每天下班，陈惠珍总会发现庭长胡永天还在办公室里给其他人修改法律文书。“他修改了还会和别人说，为什么这样改，虽然不是在和我说，但我在旁边听着，感受着。”亲眼看见庭长无怨无悔地工作，陈惠珍非常感慨，这位曾经被打成右派、摘帽后兢兢业业工作，不久又英年早逝的老庭长在她眼里是真正的“法官榜样”。 很快，一场考验她书记员能力的“考试”来了。 一天下午，胡永天带着陈惠珍去一个大会场现场开庭，那是一个房屋买卖的案子，陈惠珍担任这个案子的书记员，整个庭审过程中，她整整记了近四十张笔录。 第二天一早，当事人气势汹汹来到法院要求再看一遍笔录，很显然，他们是存心来找茬的。 胡永天有些担心，毕竟陈惠珍才进法院不久，书记员的工作刚刚开始，他悄悄问了陈惠珍一句：“你记得怎样？” “基本上没有问题吧。”陈惠珍说。 过了许久，当事人终于看完笔录，留下一句话：“没想到记得这么好！”庭长的心顿时踏实了。 一年后，陈惠珍整理了南汇法院书记员培训的所有材料，并在培训班上为书记员讲解如何记庭审笔录。同时她还担任了业大教学班的辅导老师，为法官、庭长们辅导功课，她讲解的“大学语文”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写作课。 1986年5月，陈惠珍由书记员直任审判员，成了南汇法院里最年轻的审判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南汇法院在全国审判方式改革热潮中独树一帜，亲身实践和见证了审判方式改革“南汇模式”的陈惠珍主笔撰写了《改进审判方式 强化庭审功能》一文，此文被《人民司法》刊发，并配上了《把握宏观 循序渐进》的评论员文章。 叶之长 “那时我在南汇法院的派出法庭，她在民庭，接触不多，但知道她是复旦的高材生，听说后来还到北大深造去了。”如今的浦东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许根华多年后重遇陈惠珍时说。 看陈惠珍的简历会发现，这位“厉害”的女法官曾经有三四年的时间在京、川两地读书、培训，丈夫顾国忠是支持她读书的最大精神支柱。 1988年9月，陈惠珍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民法，此时，刚从山东调到上海工作的顾国忠又开始了“留守”的日子。 一天，顾国忠得知一位同事要去北京出差，他赶紧托同事捎上“太阳神”保健品给在北京读书的陈惠珍。陈惠珍拿到保健品后，在短短四天里赶织了一件毛衣给远在上海的丈夫。 “她手工活很好，里面还专门缝上了夹里，粗毛线的。”顾国忠很感念妻子的这份柔情，几次搬家都舍不得扔。与妻子同为高中同学，丈夫眼里的陈惠珍就是一个“说话细声细气、回答老师问题都会脸红的女孩”。 “是工作把她练出来的。”顾国忠非常理解妻子，他也知道她承受了许多。 1992年，陈惠珍又参加了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成都科技大学出国培训班。 前往成都进修时，儿子刚满十个月，等到陈惠珍结束学业回到家，儿子已经学会走路、开始牙牙学语。 “这是妈妈呀！”顾国忠对着儿子比划。 “不是不是！”儿子看着那张有一些陌生的脸摇摇头，陈惠珍说不出话了。 1994年，陈惠珍调入新成立的浦东新区法院，在办公室担任调研科科长，这次，她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一直擅长写调研文章的她对于法院的信息、情况、公文毫不熟稔，顾国忠赶紧为妻子去买了公文写作的参考书。 “从来没有写过，真是很痛苦。”陈惠珍开始强迫自己养成一个习惯：白天，她尽量将法院情况、公文、审委会记录、先进事迹报告等各类稿子在办公室完成，晚上，她所编写的《浦东审判》成了她不定期带回家的“作业”，常常一到家，先早早地吃完晚饭，然后上床睡到八点多钟，再爬起来开始写稿、改稿，有时候还得哄完孩子入睡才开始动笔，这一写就到凌晨。 “我不是有多聪明，只不过做一样，专一样，精一样。既然做了就要做好，否则宁愿不做。”办公室的这段经历让陈惠珍学到了很多。 此后，陈惠珍又先后担任了民庭庭长助理、陆家嘴法庭副庭长，并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南加州大学进修学习。 2001年3月，陈惠珍回国，不久，她从老庭长徐亚丽手中接过重任，成为了浦东新区法院知识产权庭的第二任掌门人。 花之绽 做一个庭长很难，做一个赫赫有名的知识产权庭的庭长难上难。 只要是业内人都知道，浦东法院的这个知识产权庭非同一般，它是全国基层法院中最早成立的知识产权庭，而这个“明星庭”的一套集民、刑、行政于一体的知识产权立体司法保护机制曾被著名学者郑成思高度赞誉为“浦东模式”。2008年6月5日，“浦东模式”最终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所认可，并在全国推广。 陈惠珍来到知识产权庭时，正值中国准备进入WTO之际，国内外媒体及社会大众开始对知识产权予以了热切的关注。 还来不及调整“沉甸甸”的紧张情绪，陈惠珍就碰到了一个难题——2001年，微软等四家美国著名软件公司突然向法院递交了诉状并申请证据保全，认为有两家合资企业的电脑中安装的Windows95、Windows98、Office2000、Office97等系列软件是盗版软件。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四家软件巨头提供了一家香港咨询公司到两合资企业作暗访的报告。 说白了，这些软件巨头就是看中国法院是否进行证据保全，只要能保全，新的案件还会源源不断而来。 是保全还是不保全？ 陈惠珍反复斟酌，此时，也有人提出应当立即保全。 “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加入WTO，服务贸易还没有向大陆以外的任何机构开放，这家香港咨询公司没有经过我们大陆有关部门的批准，是没有权利在大陆范围内从事服务方面的经营活动的，所以，这份暗访报告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陈惠珍坚持认为，美国公司的证据保全申请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 最终，美国公司撤回了起诉和保全申请，但陈惠珍的心情却难以平复。2001年11月，她专门写了一份司法建议发往上海市版权局，建议行政管理部门加强版权管理和宣传工作。 “那时候，我们国家的软件销售额只有硬件销售额的10%，很多单位和部门都存在着计算机软件盗版的问题。这是当时的现状，但这种现状不应维持而应改变！” 陈惠珍考虑得很远，她在司法建议中写道：“我国正式加入WTO后，关于软件侵权的纠纷必然会大量出现，若软件盗版问题上的状况不能有所改变，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履行好职责，有关国家就有可能将这一问题提交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可能会酿成政府间的争端。” 这就是陈惠珍，她不认“死理”，只认“活理”，在她眼里，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有个“度”，知识产权不仅仅是案件，有时候更像一种“战术较量”。 心之缘 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法官要千方百计查清事实。这是陈惠珍对自己也是对别人的一个要求。 徐飞是知识产权庭的一名博士生法官，她亲眼目睹了陈惠珍在审理“盛大富翁案”时手捧几本大字典的情景。 “就是那个英文单词monopoly究竟是商标意义还是通用名称，她找了好几本字典，还查阅了国外的相关案例，仔仔细细地一边看一边翻译，一丝不苟。” 这起一丝不苟的“盛大富翁案”，历经一审、二审，其中的复杂程度难以言表。让陈惠珍觉得欣慰的是，二审经过三年多的审理最终维持了原判，该案于2011年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她要求太严格了！”有人这样说。 陈惠珍没有为自己辩解，她仍然坚持早晨七点出门，八点开始在办公室上班，她很清楚自己有时候“不合时宜、不讨巧”，可还是放低不了任何要求。 温柔少语的倪红霞比较理解陈惠珍所承受的压力：“2002年起，整个知识产权庭就陈老师和我们两个刚晋升的初任审判员，几乎每个案子她都做审判长，手把手地教我们，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很多个周末，只要在报纸上看见上海图书馆有关知识产权的讲座，陈惠珍便从浦东赶往浦西，哪怕刮风下雨她也不在乎。 对于即将发出的每份判决书，陈惠珍会反复看上好几遍，每看一遍都要改。“她对出现错别字特别难容忍，错别字就像人的脸面一样重要。”曾经被陈惠珍说“哭”的书记员郭杰如今已经是身怀六甲的准妈妈，“其实她说的是对的，这对我触动很大。” 陈惠珍不敢放松，即便如今庭里已经有了15名法官（其中1名博士，12名硕士研究生），对新类型、疑难案件，她还是要一一审核：“我情愿当面指出问题来，也不会背后说。” “其实她还是很有女人味的。”顾国忠不愧是最了解妻子的人。 陈惠珍家里养着一条流浪狗小花，那是一条曾经濒临死亡的小狗。 也许是缘分，小花常常转悠到陈惠珍家，顾国忠给它包子吃，日子一久，小花真的留下了，但陈惠珍天生怕狗，每次小花走近时，她总是躲得远远的。 一天，陈惠珍在院落里晒衣服，小花远远蹲着，她忍不住靠上去，伸手摸了摸它。 泪水从小花的眼里流了出来，陈惠珍从此以后对小花不离不弃。 “也许我不太注意怎么去表达吧。”陈惠珍说。 她只是没有用语言去表达，但是庭里同事脚扭了，她会开着车大老远地送往跌打骨科诊所；高院开会结束晚了，她会一路开车将副庭长送到南汇的家；工作累了，她会买回《百年经典电影》，一个人看完《廊桥遗梦》；如果丈夫工作忙，她会提醒他别忘了给远在山东的公婆打个电话问个好……这就是陈惠珍。 “墨香居”还是一如既往的宁静淡然。2011年10月14日，这一天离陈惠珍进入法院工作足足29年。她坐在书房里像往常那样打开报纸，看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公示的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名单，全国只有53人入选，这一次，她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天道酬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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