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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素海 值当注重的是《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徳用不扰”。《左传》为编年体, 其中存在大量的具体日子，说明《左传》是在原始的历史档案根蒂根基上撰写成书的。《襄公四年》引用的《虞人之箴》中出现了“九州”，说明至少在襄公四年已有九州的说法，此时距三家分晋尚有七十多年。而出土的春秋时代的《叔夷钟》(齐侯钟)也就象许的铭文：“成汤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中晚期, 九州观点已出现。
实在“九州”的说法, 散见于跨度时间至关长的众多文献。其起源必定不会晚到战国期间。而上引《左传》和《叔夷钟》的“九州”书契都直指九州观点源于商以前。 据《逸周书》，东胡之称周初已经出现，《山海经》记载东胡出现于史的时间也不能晚至战国。然据近人考证认为，早在商初东胡就活动在商王朝的北方。东胡是一个古老的以游牧为主的民族，自商代初年到西汉，东胡存在了大约1300年。《中国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在商的周围，还有许多臣服于它的方国（边远地区的属国）：西北的鬼方（陕西、山西北部和蒙古草原）……”，这里的“鬼方”，就指“东胡”，商朝时他们的西部在陕西北部，这正是阴山山脉。 根据《中国民族史》注解：《山海经·海内西经》：“东胡，在大泽东。”这所谓“大泽”者，今在何处？这是关键。据松迪先生的蒙文报道：对这“大泽”的方位，当前众人的意见不一。有呼伦湖说，有贝加尔湖说，有达里湖说，也有河北安固里淖之说。而松迪先生自己是支持安固里淖之说的。本人不同意以上四种说法。据我考证，这个大泽应是今天在呼和浩特之西的哈素海湖！因为，《山海经》是东周时期的著作，东周时期的东胡国西界应该在阴山一带，即大泽哈素海之东。 《周书·伊尹四方令》又说：正北有东胡。《周书》是西周的国书。西周时，东胡居中国正北。西周的都城是镐京，其正北正是阴山山脉，故西周时东胡在阴山之南。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东胡在我国史书上出现，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伊尹《四方献令》。”“东胡部落联盟大约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这就说，东胡在西周时已经出现于史册，并在春秋时已建立了部落联盟，或国家，即东胡国。 哈素海位于呼和浩特西70公里的土默特左旗境内，哈素为蒙古译音。原名哈拉乌素，意为青水湖，由青色湖水得名。由于顺口原因，哈拉乌素简称为哈素海。
哈素海面积达30平方公里，最大水深3米，湖内水质肥沃，盛产鲤鱼，草鱼，鲫鱼，虾、螃蟹等。湖内芦苇丛生、鸟飞鱼跃。岸边凉亭水榭柳绿成荫，碧水青山相映成辉，有"塞外西湖"之称。
大陆泽 又名 巨鹿泽、广阿泽。《 尚书. 禹贡》导河：“北过绛水，至于大陆”。《 尔雅.释地》：“晋有 大陆”，即指此泽。它位于河北平原西部太行山河流冲积扇与黄河故道的交接洼地。《山经》、《禹贡》大河流经泽东，为漳北、泜南诸水所汇，水面辽阔， 跨今河北省隆尧、巨鹿、任县、平乡四县. 约在一亿三千多年前的一次 地壳活动中， 华北平原地区断裂下陷，变成了与海洋连接的浩瀚大海，滔滔海水一直游荡在太行山麓。分布在华北西部和北部的众多河流携带大量的泥沙涌入大海，经过漫长的岁月，填造了华北大平原。但是，平原上残留下了尚未填平的 洼地，形成了大陆泽和宁晋泊这样的一些湖泊。 在宋代以前，大陆泽和宁晋泊还是一个泊淀，称大陆泽。战国时期，因地属赵国的巨鹿郡，改名巨鹿泽。晋代因隆尧东部设置广阿城，改称广阿泽。南北朝时期又称大陆陂。大陆泽是夏禹引导黄河所经之地，据《史记》记载： 禹“道河积面，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北过 降水（即 漳河）至于大陆，北扑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直到春秋中期，黄河仍按禹导河故道过大陆泽，然后向北入海。周定王五年（公元前六零二年），黄河东徒，去而不返。黄河东徒后，发源于太行 山麓的浸、澌、蓼等水注入泽内，北魏以后，太行山诸水为改道流经泽西的漳水挟而北去。大陆泽水源短缺，湖泊面积缩小，在唐代仅剩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宋大观二年（1108年），黄河“北流”于邢州决口，大陆泽被大量泥沙灌入，湖底抬高，积水向北部相对低洼处排泄，汇入宁晋县的泜泽，使后者扩展成宁晋泊。 到明代中期，泽内中段脱水，分成“南泊”和“北泊”。“南泊”仍叫大陆泽，“北泊”仍叫“宁晋泊”，两泊中间有新澧河相通。两泊分隔后，“南泊”有李阳河、马河、牛尾河、沙河、七里河、北洛河等注入；“北泊”先后有 滹沱河、冶河、洨河、沙河、槐河、汦河、泺河、澧河、 滏阳河、 清河等归汇，素有“九河下稍宁晋泊”之称。明清两代，水利不兴，河流阻塞，长期为患，两泊渐渐变为沼泽，并在上世纪初最后干涸。 东胡林人  水经注11 (0/11)2010-12-25 23:13 雅利安地下城 (0/12)2010-08-31 22:06 特奥蒂瓦坎古城简介 (0/10)2010-05-27 00:12 远古的大陆(四） 远古的大陆（三） 古的大陆（二） 远古的大陆（一} 山海经-海内西经有关燕、代、东胡林人的描述 大泽方百里，群鸟所生及所解。在雁门北。
雁门山，雁出其间。在氐国西。
高柳在代北。
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
流黄酆氏之国，中方三百里；有涂四方，中有山。在后稷葬西。
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
东胡在大泽东。知 夷人夷人在东胡东。古 貊国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斋 孟鸟孟鸟在貊国东北。其鸟文赤、黄、青，东乡。 山海经-海内北经有关燕、鬼方、犬戎、河伯、胡林人的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贰负之尸在大行伯东。斋 犬封犬封国曰大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柸食。有文马，缟身硃{髟鼠}，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知 鬼国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贰负神在其东，为物人而蛇身。古 犬如犬如犬，青，食人从首始。斋 穷奇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首始。所食被发。在犬北。一曰从足。主 ............ 环狗，其为人兽首人身。一曰蝟，状如狗，黄色。古 袜，袜，其为物，人身黑首从目。斋 戎，戎，其为人，人首三角。主 林氏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采毕具，尾长于身，名曰驺吾，乘之日行千里。知 昆仑昆仑虚南所，有泛林方三百里。古 从极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一曰忠极之渊。斋 阳汗阳汗之山，河山其中，凌门之山，河出其中。主 王子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知 舜夷舜夷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斋 盖国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主 朝鲜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知 列姑列姑射在海河州中。古 射姑射姑国在海中，属列姑射。西南，山环之。斋 山海经-海内东经对燕的描述 山海经-海内东经 原文： 钜燕在东北陬。 白话：
大燕国在海内的东北角。在流沙中的国家有埻端国、玺■国，都在昆仑山的东南面 山海经-大荒东经 原文：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 白话： 有座招摇山，融水从这座山发源。有一个国家叫玄股国，那里的人吃黄米饭，能驯化驱使四种野兽。有个国家叫因民国，那里的人姓勾，以黄米为食物。有个人叫王亥，他用两手抓着一只鸟，正在吃鸟的头。王亥把一群肥牛寄养在有易族人、水神河伯那里。有易族人把王亥杀死，没收了那群肥牛。河伯哀念有易族人，便帮助有易族人偷偷地逃出来，在野兽出没的地方建立国家，他们正在吃野兽肉，这个国家叫摇民国。另一种说法认为帝舜生了戏，戏的后代就是摇民。 大陆既作与鸟夷皮服 虽然对《禹贡》的成文年代仍然众说纷繁，但学术界对《禹贡》内部实质意义的真实性倒是一致必定的。《禹贡》涉及地理、泥土、植被、特产、水文现象及山水形势等多种学科的常识，“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泥土学著作”(李约瑟语)。以我们今天的常识来证验，可以看到《禹贡》是至关准确的。纵然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期间，短短数百字可以容或者涵盖这么多范畴的内部实质意义也是史无先例的。
事实上《禹贡》中有许多迹象预示，其内部实质意义应在至关早的时代就已形成。
最明显的莫过于《禹贡》第三部分中有关甸服的贡物：“百里赋纳总(一作裛, 禾稿)，二百里纳铚(禾穗)，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纳的物品就连孔安国也感到：“所纳精者少，粗者多。”(《史记夏本纪》有关条目下《集解》所引)。如许的安排不单单因为运输能力的限定，同时也反映了其时生产力的低下。禾稿也要作为贡物征收时，也说了然物品交易勾当极端不发达。这在商周时代是较难想象的。
持战国成文说的学者将《禹贡》有关五服制度的书契解释成是对已往的一种抱负化，但有关甸服贡物的书契表明这应该是某种写实而不是平空想象。
此刻，我们来看《禹贡》第二部分有关黄河的一段书契：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大陆即大陆泽，在今河北隆尧、巨鹿、任县之间。大陆泽在唐代仍很大，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清末大陆泽已淤积为南泊和北泊，并在上世纪初最后干涸。
此刻对黄河水道变迁的研究，已能必定早期黄河在过了郑州以后曾沿太行山脉东麓向北流入大陆泽，然后再向东入海。
引文中的“逆河”，按照郑玄的解释是：“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向迎受也。”《正义》对此的解释是：“河至冀州，分布为九河，下至沧州，更同合为一大河，名曰逆河，而夹右碣石入于渤海也。”不过《禹贡》书契是说“九河同为逆河”，其实不是九河合一后名为“逆河”。可见传统的解释其实不是很使人相信和佩服。
从河北地形资料来看，冀中广大把土地整平在西部存在一些较大的凹地，除了上面所说的大陆泽以外，稍大的另有白洋淀。这些凹地的存在使得整个冀中广大把土地整平在沧州以西附近显得微微隆起，形成中间高、东西低的形势。不过这些地势高度差不过三数米。而当古黄河从大陆泽向东入海时，显然要越过这一“高地”。可见所说的“逆河”，应该是指黄河在此段的各分支(“九河”)所呈现的地势倒挂征象。
如许，疑难就来了。这一地势高度差不过三数米，昔人是如何知道的呢？
以昔人的丈量手眼，昔人显然很难对地势就象此精确的相识。汉朝起头的有关《禹贡》碣石之地点的争议，就是一个明证。
昌黎碣石位于滦河水域下游，而在滦河水域与海河水域之间存在一道儿约五六米高差的隆起，形成两大水域的自然的分水。“引滦入津”工程为了越过这一地段，只得在引沟渠上设立若干提水站。因为这一隆起的存在，我们可以必定无论史前黄河在渤海的入海口如何靠北，都不成能在昌黎碣石附近入海。如许从天津市向南数百千米内，只有无棣的碣石山才是《禹贡》碣石之地点。从昌黎碣石在至关长时间内一直是主流不雅点，可见昔人对地势之不敏感。
但《禹贡》作者又是如何知道这一事实的呢？以昔人的技能水平，只有一种景象才可能相识这一点儿，那就是治水。
历史上黄河屡次改道，交替注入渤海和黄海。因为黄河河水所含的泥沙对沿海贝壳堤的发育有较大的影响，因此通过对沿海贝壳堤生长环境的研究，我们可以分辨清楚黄河在啥子时候改道。贝壳堤碳十四测定的成果表明，BC2000年先后黄河入海口由黄海改向渤海。而这一时间和传说中大禹治水的时间刚巧吻合。
《禹贡》“九河”这一记录本身，说明史前的某一期间黄河在河北广大把土地整平曾呈现漫流状态。由此可以下确定的评论，“播为九河，同为逆河”的记录应发生在先民筑堤束水之时。这一论断很容易使人联想到BC2000先后发生在华北地区的这一水文现象巨大变化。但黄河筑堤束水究竟始于何时，目前仍是一个未知出题目。因此我们其实不能随便判定“九河”书契一定和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有关。但这一细节至少暗示《禹贡》的这部份内部实质意义的形成年代至关久远。
冀州阙文、《豳公盨》与鸟夷皮服
《禹贡》开篇说的就是冀州：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厎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従，大陆既作。鸟(一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对照后来各州的叙述范式，冀州一条的起句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孤零零而又生硬无比的“冀州”，而不是“某某惟冀州”。这使人怀疑《禹贡》在此似有阙文，“冀州”二字则象是后来补入的。但在今文《禹贡》中，“冀州”二字以前另有“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数语。如果这里有阙文的话，似不应如此整齐。
不过“禹别九州”数语，前人已指出，《禹贡》首尾的书契是后来记录史实的官的“史辞”。宋傅寅《禹贡说断》卷一引张氏(可能是张九成)语云：“此一篇认为记录史实的官所记邪？而其间治水盘曲，固非记录史实的官所能知也。窃意'禹敷土，随山刋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辞也。”《禹贡》首尾书契是“史辞”的判断，实在也可从《古代官名》其它诸篇得到进一步证实。如《甘誓》、《五子之歌》、《胤征》、《汤诰》等数篇都存在近似的书契。
如果《禹贡》开篇的“禹别九州”数语，是后来加之去的，那末在此以前，“冀州：既载壶口”就成为了现存书契中最接近原本《禹贡》开首的书契。《禹贡》在开首出现阙文相对于要容易解释些。
将这些线索总和在一路，我们似可判断，《禹贡》在“禹别九州”数语插手以前就有一个版本，而这一版本因为某种缘故原由出现了阙文。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容或者判断《禹贡》首尾的“史辞”插手的时间，那末我们也就可能知道《禹贡》原本存在的最晚的时间。
祝币史辞（祝币史辞）祝用币，史用辞。指古代帝王祈求免灾的祭祀典礼。《左传·昭公十七年》：“》：“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文选》 史辞类序 《隋书·经籍志》 总集 别集... 【摘要】：萧统所编《文选》载诸篇序共 70篇 ,其中以史辞为序者 10篇。
判断《禹贡》首尾的“史辞”插手的时间，目前我们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古代官名》诸篇中有许多都有近似的“史辞”；另一条是西周中期偏晚的《豳公盨》的铭文。《豳公盨》铭文起句即为：“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廼厘方设征”，和《禹贡》的开篇高度类同。因为传统说法认为《古代官名》为孔子所编辑。认为《禹贡》成文较晚的不雅点，假设《禹贡》是后来混入《古代官名》的。不过这类不雅点必须假设后来的《禹贡》撰写者也一样顺从《古代官名》的惯例为《禹贡》新增“史辞”，而且所新增的“史辞”必须刚巧和西周中期偏晚期间对大禹治水传说的概说书契相近似才行。这显然有点勉强拉在一起。从《禹贡》首尾“史辞”和《古代官名》其它诸篇编制上的近似，我们似可判断《禹贡》首尾的“史辞”至少应在孔子时代就已插手。从《豳公盨》铭文和《禹贡》开篇的类同判断，《禹贡》“史辞”更可能是在西周中期偏晚或者更早的时代就已插手了。
冀州一条的起句与其它诸州的不一致，其实不能为《禹贡》成文时间提供更切当的信息。不过冀州条下简直存在一笔记录，我们可以准确无误地判定那是夏朝的印迹。这就是冀州条下的“鸟夷皮服”。
在对“鸟夷皮服”做进一步的阐发以前，有须要先来看一下殷商的起源。
殷商起源于那边？这在三十多年前仍是一个没有办法切当回覆的问题。所幸的是近三十年来的考古成果已能精确界定先商文化，这为研究殷商起源提供了决议性的信息。先商文化的典型遗迹以河北邯郸涧沟、磁县界段营和河南辉县琉璃阁、新乡潞王坟和郑州南关外为代表。根据其中各考古文化要素的差异, 分为漳河型、辉卫型和南关外型三个类型。但先商文化的各个遗迹中都或者多或者少地带有夏文化的影响, 尤其黄河以南的郑州南关外遗迹, 受到夏文化的影响非常强烈(郑州南关外遗迹还含有明显的岳石文化的影响, 被考古界称之为“从半途插进来的”“一种外来的文化类型”。目前岳石文化因素在南关外遗迹的出现，被认为是夷商联手推翻夏人统治的一个证据。拜见陈旭《豫东岳石文化与郑州商文化的瓜葛》《中州学刊》四期）。据邹衡师长教师阐发, 如果解除先商遗迹中夏文化的因素, 漳河型应是较为纯粹的商文化，极可能代表商文化的原始形态。“其中间地点，应该就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南关外型应该是从辉卫型和漳河型成长而来。
先商文化仅能覆盖商代夏以前约一二世纪的时间，约仅至关于成汤以前数代王公。对已得到卜辞证实的商王世代相承中更早的几位先公的地望，则没有办法进一步确证。对先商更早源头，学术界仍有差别看法。目前大致存在三种差别意见：
1. 冀中起源说：认为先商勾当的中间区域漳河道域就是殷商最先的起源地。
2. 晋南起源说：认为殷商先祖即晋南有娀氏（运城地区），契所居蕃都即在其地。
3. 北方起源说：此说可进一步分为两种不雅点：一种不雅点认为殷商起源于东北的辽宁吉林；另一种不雅点认为殷商起源于幽燕一带。
在先商文化界定以前的东夷起源说，目前已被摒弃。据邹衡师长教师阐发, 从邯郸地区先商文化的主要来源有三个：一是位于当地的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二是位于山西省的河北龙山文化许坦型(但进一步的研究揭示，许坦遗迹的许多文化要素有明显迹象表明其源头是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这彷佛说明，邯郸涧沟先民曾因为某种缘故原由翻越太行，西迁太原。后来又有部分还迁原地)；三是位于晋南的夏文化东下冯型。而从妇好墓出土的文物中，发了然许多和红山文化类同的文化要素。可见有关先商更早源头的三种不雅点均有一定的考古证据。目前较为教育界接受的不雅点偏向于殷商起源于燕山一带。
虽然先商更早源头的问题仍未最终解决。但仅覆盖成汤前数代王公的先商文化位于邯郸，对阐发“鸟夷皮服”一语的形成时间已足够了。
对商代的考古研究揭示，河北是商人经营的重点。商人曾数迁的王都有至关比例是在河北西南和冀鲁豫接壤地区。在被怀疑是“祖乙迁邢”之地的邢台，也发了然一个规模比力大而且很密集的商代遗迹群。而且在商代遗迹不远处发明的几十座大型西周墓葬, 经判定认为是西周邢侯坟场。说明至少西周之“邢”位于邢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也提及中多山国家有殷商遗民。这些都表明河北曾是殷商的根据地。西周封于邢、卫的皆为姬姓。周初更有召公封燕的重大举措。可见周人对河北的重视，这也反衬了河北曾是殷商要地的判断。
在如许的配景下，“鸟夷皮服”这一记录会是怎么形成的呢？从其内部实质意义看，《禹贡》是写实的。彷佛没有理由假设“鸟夷皮服”是某种虚构或者假想的产品。如果假设“鸟夷皮服”是写实的，那末，这一实际所发生的时代只可能是春秋、西周、商和商以前的时代。
因为先商文化位于邯郸地区，而且河北地区曾是商人经营的重点。因此，我们可以确定“鸟夷皮服”不成能是商人对当代的记述或者商人对前代的记述。如果假设“鸟夷皮服”是周人对商代河北近况的追思，那末错非商人在周人眼里就是“鸟夷”，否则没有办法解释得通。而且商代河北归属相对于发达的地区，这和“皮服”的说法其实不一致。因此这一可能性可以解除。
那末“鸟夷皮服”会不会是西周或者春秋期间对河北近况的记述呢？
冀州的地望，传统上老是和黄河接洽在一路：“两河间曰冀州”(《尔雅 释地》)。“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吕氏春秋有始览》)。“河内曰冀州”(《周礼职方氏》)。“在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尔雅释文》引马融注)。东河西河是不是一定解释为黄河中下游的各段，还需要进一步证据。不过从《禹贡》冀州一条下提及的地名判断，《禹贡》冀州应包孕今河北山西大多地区似无贰言。
西周及春秋期间，河北山西这一地区曾是戎狄勾当频繁的场合。在《礼记王制》中是如许描述戎狄的：“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洞居，有不粒食者矣。”虽然在五行学说的影响下，戎狄在此都被从头安排了方位，但从中照旧可以看出，戎人中简直可能有衣皮的部族存在。而戎族在文献中简直也可以用“夷”来泛指：“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线”(《公羊传》)。表面看来，彷佛假设“鸟夷皮服”是周人将其时戎人的环境混入《禹贡》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但实际上，《禹贡》中所描述的九州和西周或者春秋期间的政治实际完全差别。在河北原殷商要地本地，是姬姓的邢卫等国。在可能是殷商起源地的河北北部，则是召公所封之燕。在戎狄所居的山西，则有晋为诸夏的代表。在稍晚的中多山国家境内，除了白狄以外，另有大量纣之遗民(《史记货殖列传》)。这些在周人眼中应都归属“诸夏”范围。但《禹贡》在冀州一条下，丝毫不提诸夏在此的存在，而用“鸟夷皮服”一笔带过。对此我们也允许以将其解释为《禹贡》在此仅仅想记录诸夏以外的“外族”在冀州的存在。不过用“鸟夷”指代“戎狄”仍有点异乎寻常。这不仅因为“鸟夷”不见于其它文献而极其少见于《禹贡》，同时也因为《禹贡》扬州条下又有“鸟夷卉服”。在冀州用“鸟夷”指代戎族，是不是暗示有关书契的撰写者认为两地部族之间实有渊源？而近年来的考古发明也简直证实东南地区的考古文化简直有许多要夙来自北方筒形罐文化圈，这在很大程度上必定了两地部族之间可能存在一定文化渊源瓜葛的判断。但在春秋时代的周人眼里，吴越一带的非夏族当以越族为最显著，何以扬州条下不用“越”而用“鸟夷”呢？如果说扬州的“鸟夷”可能是来自前代，那末冀州一样的“鸟夷”应该也是来自前代。
到此可以看出，假设冀州的“鸟夷皮服”是周人对其时华北的某种写实的说法，碰面对大量的矛盾。这一假设很难自圆其说。
因此，冀州“鸟夷皮服”反映的只能是商以前河北的实际。因为周人距离夏朝中间间隔了五六世纪，而且周人并非起源于河北，周人何以得知五六世纪前夏朝河北的环境呢？错非假设周人见到了源于夏朝的有关河北的书契材料，否则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而在夏人眼里, 其时聚居在河北南部的、曾从归属夏族、还过着耕狩参半辈子活的、和史前淮海地区有着千丝万缕接洽的、以玄鸟为氏族崇敬对象的殷商先民, 恰恰就是“鸟夷皮服”。而这一情景只能是在先商势力尚未充实成长起来的夏朝中前期才可能。而《禹贡》扬州条下的“鸟夷”也同时暗示，“鸟夷”一语可能形成于“越”这一可能来自“钺(戉)”的族称得到广泛风行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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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鸟夷皮服”一作“岛夷皮服”。不过“岛夷”较难解，一来渤海地区少有显著的岛屿，二来以海岛有限的野生资源也不成能维持“皮服”供应。因此“岛夷”至少不成从字面儿解释。如果《禹贡》的原文明明是“岛夷”的话, 这一名称只能是别有来源。而这一点儿倒能进一步推证《禹贡》内部实质意义的年代久远。而“鸟夷”则可以解释为以鸟为崇敬物的部分夷人。“鸟”“岛”在汉字隶定以前发生误写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也不能解除后人成心识别写以区别冀、扬两地之夷。因此“岛夷”更可能是从“鸟夷”讹变而来的。
四、九州和酋邦帝国
《禹贡》战国成文说的另一个论据，就是认为“九州”之说起源于战国时代。但“九州”之说真是始于战国的吗?
故书中描述九州的不止《禹贡》一部, 《周礼 职方氏》、《尔雅 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都叙述有各自差别的“九州”系统。虽然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可能较晚，但从中可以看到“九州”之说在战国时代已广泛风行。
而《古代官名》中提及州这一地理单位的另有《虞书 舜典》(“流共工于幽州”和“肇十有二州”)和《虞书 益稷》(“州十有二师”), 而这又和《舜典》中的“咨十有二牧”和“觐四岳群牧”遥相呼应, 自成体系。加之《禹贡》, 占了《虞》《夏》两书的至关部分。如果假设“九州”之说始于战国，那也就是假设孔子编定的《古代官名》中底子就不包罗《虞》《夏》两书。
值当注重的是《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徳用不扰”。《左传》为编年体, 其中存在大量的具体日子，说明《左传》是在原始的历史档案根蒂根基上撰写成书的。《襄公四年》引用的《虞人之箴》中出现了“九州”，说明至少在襄公四年已有九州的说法，此时距三家分晋尚有七十多年。而出土的春秋时代的《叔夷钟》(齐侯钟)也就象许的铭文：“成汤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中晚期, 九州观点已出现。
实在“九州”的说法, 散见于跨度时间至关长的众多文献。其起源必定不会晚到战国期间。而上引《左传》和《叔夷钟》的“九州”书契都直指九州观点源于商以前。
但如果假设夏朝就有“九州”的话，也就是假设中国在夏朝就已进入大一统了。在今天我们仍然在为夏朝是不是存在寻找证据的时候，有啥子证据可以证实夏朝已进入大一统了呢？
传统上我们使用“天下”来指代东亚这片的地盘，取意“天之下”以示其广袤。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则用了更鲜明的书契：“日月所照，风雨所化，没有一个不从服”。这类天下一统的不雅念实在可以追溯到更早，直到目前可以确定的最先文献《诗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
对中国史前存在大一统暗示怀疑的学者偏向于将这些书契解释为后来的不雅念而至。对此持极端谨慎立场的，甚或者只接受秦统一中国作为大一统时代的起头。当然这些极端不雅点显然纰漏了西周曾存在过一个跨越数省的狼烟示警系统。
所有对先秦史有所相识的人，都应该注重到春秋期间东亚这片如此广袤的地盘上文化的高度一致。纵然以较为严酷的诸夏为尺度，诸夏所占领的地区也在半一百万平方千米以上。对照罗马帝国突起的情景，半一百万平方千米大致至关于意大利半岛的两倍。考虑到半一百万平方千米内分布的是内部文化高度同一的民族，难道说中华生成就是帝国规模的吗？
更进一步，被认为是外族的戎狄使用的竟然也是汉字，战国最长铭文的鼎即出土于中山王墓。《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范宣子将执戎子驹支，而戎子虽云“我诸戎口腹时装，不与华同，贽币欠亨，言语不达”，却“赋《青蝇》而退”。而《青蝇》为《小雅》之一。
更成心思的是被视作夷狄的楚。“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左传 宣公四年》)。并有“县门不发，楚言而出”的记录(《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可见楚人的语言和中原简直差别。然而也正是从这类“差别的”语言中降生了中国文学两大源头之一的《楚辞》。《楚辞》显然是可唱的，楚人当然不会用中原的语言唱，用确当然是楚音。可《楚辞》不经传译却和汉语吻合得完美无缺。
春秋时代，包孕“外族”在内的族群竟然都使用“汉语”，如果史前没有大一统，是不成能使这么多部族都使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书契的。
从商代考古的成果来看，“商文化分布所及，北到辽宁喀左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克什克腾，西到陕西直至甘肃，西南到四川，南到湖南石门、宁乡，东南到江西清江(引者注：现樟树市，为吴城遗迹地点地)，东到大海边的山东海阳。”(《开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可见商代的边境或者势力范围达到多大的范围。纵然以早商文化的分布范围看，早商文化除了偃师商城、郑州二里冈以外，在河北藁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陕西岐山的京当、江西新干的大洋洲，都发了然早商期的文化遗迹，说明在早商期间商人的势力就已达到这些地区。转头再看《叔夷钟》的铭文：“成汤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可知铭文并非虚言。
早商的势力范围就已包孕后来中国焦点区域的绝大多，那末此前中国事否已处于某种大一统秩序下了呢？如果此前中国仍处于部族分治状态，那末商人在早商期间就已散布达到了如此广大的区域，只能用商人特别富于朝上进步来解释。但上面所说的早商文化遗迹的时间最大限度接近BC1600，险些与商王朝的建立同步(商王朝的始年仍有争议，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论断)。但在早商期间，中国的交通环境会是怎样的呢？如果门路收集已有一定例模，那末这就不成能是个部族分治状态下所能使成为事实的。如果门路收集尚不存在，那末商人何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扩张到了如此广大的区域？
如果对早商遗迹的分布细心仔细看的话，我们也许会注重到其中的一点儿不寻常的地方，那就是新干大洋洲的商墓。然而江西的大规模开发在历史上起头得非常晚，要迟至东汉甚或者三国孙吴。在春秋末期的吴楚战争期间，江西仍属苤蓁未开之地，最后吴向楚进军取道的就是淮河而不是长江。可见在此以前江西在史前在很大程度上应处于野蛮荒凉状态。考古上除了新旧石器时代之交的神仙洞与吊桶环遗迹外，江西也简直较少发明有一定影响的新石器时代遗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江西在史前未被开发的环境。至少江西和湖南和浙江北部史前状况比，相对于要沉寂得多。
新干和清江位于江西要地本地，商人越过其时远为丰饶的淮海地区和古彭蠡泽深切野蛮荒凉状态下的江西要地本地干啥子？如果没有特殊的目的显然是不会采纳如此的远征行动的。查文献，《承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竹书纪年》曰：“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商人莫非是为了追击夏人的残存势力而进入江西的。
“桀逃南巢氏”，说明夏商之交的那场事项，其舞台未必局限于伊洛和晋南之间。那末传说中的夏朝是不是已存在某种大一统秩序呢？对此我们目前已没有办法找到直接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儿。事实上，对夏朝是不是存在，我们也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但是，如果史前大一统简直曾发生过，那就不成能不留下一点儿蛛丝马迹。
龙山期间及以前的时代，中华大地上的各种史前遗迹之多，称之为鳞次栉比是毫不夸张的。然而龙山时代那些繁盛的考古文化在BC2100-BC2000先后的某一时间先后不约而同地消亡了或者进入了低谷。以玉琮和各类精美玉器名闻于世的良渚文化在BC2000年先后消失；作为大溪-屈家岭谱系的第三阶段的石家河文化(湖北龙山文化)在BC2000先后消失；陕西地区龙山文化的代表--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在BC2000年先后间断，与此同时，带有陕西龙山文化强烈印迹的齐家文化在更西部的甘肃临夏出现；山东龙山文化在BC2000年先后式微，为后来的岳石文化所继承。除了河北龙山文化的式微和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分期和BC2000年先后这一时点有所差异外，我们可以看到BC2000年是中原周围各考古文化的重要分期点（河北龙山文化的式微可能和BC2000年前黄河改道由渤海入海有关。而陶寺类型先后期的分期点可能和尧舜替代有关。陶寺类型的结束则可能和周人有关----《史记五帝本纪》：“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古本竹书纪年》：“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
而在BC2000先后至于BC1600先后的约四百多年里，除了北方燕山和辽西一带的夏家店基层文化、西北甘肃青海一带的齐家文化、和蜀中的三星堆遗迹和金沙遗迹的考古文化仍保持相对于自力的成长进程项外，整个呈现二内中遗迹桂林一枝的局面。中原及其临近地区的考古文化，除了以二内中为焦点的夏文化以外，有点影响力的只剩下山东的岳石文化和夏文化较晚阶段在河北西南部鼓起的先商文化。
总的来讲，龙山时代可说是百花盛开的考古文化，在BC2000年先后的某一期间，突然一路消失了。在随即数世纪中，整个中原大地处于一种险些是万马齐喑的局面。这类状况是如何造成的呢？除了大一统秩序的建立，我们很难给出其它合理的解释。
从考古发掘的环境来看，夏文化的分布范围仅限于伊洛和晋南地区，和上面所说的猜测彷佛矛盾。实在对照古罗马的景象，罗马人只是从罗马城及其临近地区起头，但其势力范围则涵盖地中海两岸和欧洲大部。
BC2000先后，豫东王榨油坊类型(即造律台类型)在当地消失，南荡遗存的发明证实王榨油坊类型南迁了(张敏《南荡遗存的发明及其意义
这类大规模的迁移说明其时各考古文化之间冲突的剧烈性。这和陶寺遗迹所揭示的环境相一致。而王榨油坊类型最东达到了上海松江的广富林。因为广富林遗迹的位置和海拔，用水患来解释良渚文化消亡的缘故原由显然不能自圆其说。良渚文化是在军事征服下消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史记夏本纪》中“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的记录，也许记录的是历史真实。
从以上阐发可知，虽然夏朝是不是存在大一统，甚或者夏朝是不是存在仍是一个待决的问题。但考古方面所提供的一些间接证据偏向于必定夏朝已使成为事实了大一统。到此《禹贡》可能在夏朝就已形成书契的另一个思维规律障碍被解除。
在以上阐发的根蒂根基上，我们对《禹贡》中的治水内部实质意义有以下猜测：
如果夏王朝真的在如此广大的地区内建立了势力范围，它起首会做些啥子呢？对如此大的势力范围，王朝起首面对的必然是交通问题。回过来再看《禹贡》，其中的所导的“九川”，有些地势很高，洪水的威胁并半大。因此，《禹贡》所导之“九川”，未必都和洪水相干。而在《史记夏本纪》中，司马迁所用的则是“道九川”。上古“道”“导”不分，《禹贡》中的“导”会不会可能是“道”字的另一解读呢？《禹贡》第二部分所叙述的“道九山”显然是在叙述陆路的门路设置设备摆设，那末“道九川”会不会同时叙述水路交通收集的设置设备摆设而不完全是指治水呢？实在《左传襄公四年》所引《虞人之箴》表达得很大白：“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九道是和九州相提并论的。
到此再来看《禹贡》开篇的那段“史辞”：“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随山刊木，随山浚川，实在和上面所说的判断可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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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合本篇的各项阐发，可以看到有多方面的迹象证实《禹贡》许多内部实质意义的形成时间至关早。而且我们也不能解除在商以前就存在《禹贡》的某种原始书契的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禹贡》的传世文本中包罗有较晚形成的书契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尤其是有关梁州的书契是较晚形成的可能性很大。但这些书契进入《禹贡》的时间却不是一定要到战国以后才可能。从本篇的阐发看，这些书契在西周末期到战国之间的任一时刻形成都是可能的。考虑到传统不雅点有孔子曾编定《古代官名》的说法，和《禹贡》开篇书契和《豳公盨》铭文的高度类同，今本《禹贡》在孔子以前就已基本形成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华夏人谢东凌2011-01-29 夏代确实存在而且其地域广袤南至今之广东、云南，北至黑龙江省西北至新疆、西南至川蜀、云贵。参见鄙人《实证夏代历史》。鸟夷皮服大概指的是在中原的商氏族当时穿皮衣吧。因亥服牛有二个意思，一是依附于牛氏族；另外就是亥穿牛（皮）衣。 东胡故地初探
发表日期：2011年10月26日 作者：齐巴托 【编辑录入：admin】 关于东胡的起源，文献记载简略而且混乱，因此长期以来研究者甚少。著名民族史学者黄烈说：“东胡共同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限于史料，所知甚少，只有从仅有的一点记载中窥其大略。”东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他是古代众胡之一，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而东胡之强盛比匈奴早好多，东胡在先，匈奴在后，匈奴是西汉以后才见于史册的。
据《逸周书》，东胡之称周初已经出现，《山海经》记载东胡出现于史的时间也不能晚至战国。然据近人考证认为，早在商初东胡就活动在商王朝的北方。东胡是一个古老的以游牧为主的民族，自商代初年到西汉，东胡存在了大约1300年。《中国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在商的周围，还有许多臣服于它的方国（边远地区的属国）：西北的鬼方（陕西、山西北部和蒙古草原）……”，这里的“鬼方”，就指“东胡”，商朝时他们的西部在陕西北部，这正是阴山山脉。 在古代的汉书里，由于汉族人对北方少数民族了解不够，所以几乎不敢议论东胡的实际历史，有所议论也是与匈奴族相对而言的。为讲匈奴而讲东胡，为讲鲜卑而讲东胡，专讲东胡的古书甚少，几乎没有。所以，现在根据古代汉籍得出的结论是：匈奴起源于阴山山脉，东胡起源于燕国以北。 那么，实际历史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匈奴诞生的民族'摇篮’在今内蒙古河套及阴山一带。”（林干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 “战国末年，北方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族。匈奴的发祥地在今内蒙古河套及阴山地区，其最高首领头曼单于（音蝉余）的政治统领中心在头曼城（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北）。”（马大正、华立著《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 《辞海》对东胡的解释：“古族名。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春秋战国以来，南临燕国，后为燕将秦开所破”。《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也说得大同小异：“春秋战国时期，分布于燕国以北，盛时势力达到燕国东北及赵国的东边。”这里，燕国指今北京市一带，其北就是西拉木伦河一带。 我们发现问题是在研究蒙古族先民的时候。现在认为东胡是蒙古族远古祖先，业已形成共识。朱耀廷《正说元朝十五帝》：“蒙古族的祖先是东胡，与契丹、鲜卑、乌桓等属于同一族源。与他们发生冲突的部落大概是匈奴。秦汉之际，东胡与匈奴东、西并立，不失为一个东方强国。”《民族词典》：蒙古族“与中国北方东胡、鲜卑、契丹、室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刘迎胜新撰《元史》：“蒙古民族源起于汉唐时代的鲜卑和室韦。”这个论点，实际上也在承认蒙古源于东胡。《蒙古族简史》（1977年版）：“室韦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人种、语言和文化属东胡系统，与鲜卑、契丹相近。”“源自东胡系统的蒙古部在这场斗争中逐渐强大起来，终于完成了统一的历史任务。蒙古一词也因此成了统一后的民族共同体的名称。” 东胡是蒙古族的祖先，这是没错的。问题是：这样看来，蒙古族就起源于“燕国以北”了吗？ 问题就这样出来了。 我已经提出来《蒙古人起源于大青山》。这个观点，就是针对“匈奴源于阴山”、“东胡源于燕北”等诸问题的。 给我第一个启发的是历史学者松迪先生的基本思想。 蒙古族学者松迪写有两部蒙文学术专著《蒙兀人》和《蒙古古代历史地图》。据他考证：六千年以前，匈奴人游牧于今阿尔泰山一带，蒙兀人（葷粥）占据着阴山山脉。约四千年前，匈奴南进，逼迫蒙兀人第一次大规模东迁，至今锡林郭勒草原。他明确指出：蒙古族的主体——蒙兀人形成盛兴的摇篮就是水草丰美的阴山山脉和河套平原，约在5000年前，蒙兀人在这里经营狩猎、养畜等生产劳动，创造了夏到高原、冬至热带的游牧文化。 我们先从“族称”开始分析。这是因为古代中原人对北方民族的称呼是很乱的，可以说太乱太乱了，其实都是一个民族。 松迪先生在研究中也很少提到“东胡”二字，他是研究蒙古族先民的，他认为蒙古族祖先是蒙兀人，起源于阴山山脉，并且说蒙兀人在汉籍里最早被称作荤粥，此时匈奴在今新疆阿尔泰山一带，被称为猃狁。但是，从整体上看，松迪先生所说的“蒙兀”，就是指“东胡”。也就说，东胡最早在阴山山脉。 《辞海·民族分册》解释“西胡”一条时，首先把它分类到“西北地区”，并明确地解释说：西胡是“古代对西域各族的泛称”，其中包括匈奴和东胡。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匈奴与东胡同时都属于“西胡”，也是“西北地区”或“西域各族”！这就是说，东胡还在阴山。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对匈奴的理解是：“此族在古代，盖与汉族杂居大河流域，其名称：或曰猃狁，或曰獯鬻，或曰匈奴，皆一音之异译。又称昆夷，畎夷，串夷，则胡字之音转耳。”乱套儿啦！最准确的还是“荤粥”，因为其词根是“荤”，即hun，这最接近于现代蒙语，所谓匈奴、乞颜，都是“荤”的音转。在这个意义上说，松迪认为猃狁就是匈奴，有其理由。 吕思勉老先生继续说：“此族于汉族交涉，见于史传最早者，则《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是也。”这“阿”，疑是“川”之误。这里主要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匈奴族汉朝时才出现于汉籍的，东胡族商朝时就有了。 关于匈奴之族称，曾凡礼、杜铃《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一书认为：“据传说，早在尧舜时代，它称作荤鬻，殷周时称猃狁，到了秦朝才称为匈奴。”这就是说，匈奴出自荤鬻，在阴山；被称作猃狁时迁至金山；后又回到阴山被称匈奴，汉时才出现于汉籍。 尚钺《中国历史纲要》：“所谓古代的熏育，殷周时代的'鬼方’、昆夷、混夷、串夷、畎夷、严允……以及春秋战国时代的狄和胡，秦汉时代的匈奴，大抵都属同一族。” 单一从古代中原人对北方民族族称的理解，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匈奴和东胡都是一个民族，最早都源于荤（hun）鬻，即“黄帝北逐荤粥”，但此时匈奴还未形成，都是荤粥，或东胡；稍后，一部分荤粥（胡）西迁被称为猃狁；但他们又都被称作狄或胡，荤粥还在阴山，这些荤粥在猃狁（胡）之东，所以又称东胡，但这时猃狁（匈奴或西胡）在金山（阿尔泰山）；后来，猃狁逐渐强大，从而东进，逼迫东胡第一次大规模东迁，但这次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争，东胡也并非全部离开阴山，只是往东开辟了新的领地而已。这时，匈奴和东胡，还是被称作“胡”，匈奴一词还没有出现（汉时才出现）。
东胡之强早于匈奴。春秋时期，东胡就初建部落联盟，建立了国家制度的雏形，使中国北方奴隶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飞跃变化。 冯国超主编《中国通史》中有一张《战国时期形势图》，该地图画得是：战国时期，匈奴在阴山山脉之北较远的地方，在天山东北一带；而阴山山脉林胡。这林胡就是东胡的一部分，“胡服骑射”赵国曾修筑长城以为防御，战国末为赵国将领李牧击败，归附于赵。从这张地图上看，匈奴在战国时还未到阴山山脉，河套地区还是东胡族（林胡）控制区。 根据《中国民族史》注解：《山海经·海内西经》：“东胡，在大泽东。”这所谓“大泽”者，今在何处？这是关键。据松迪先生的蒙文报道：对这“大泽”的方位，当前众人的意见不一。有呼伦湖说，有贝加尔湖说，有达里湖说，也有河北安固里淖之说。而松迪先生自己是支持安固里淖之说的。本人不同意以上四种说法。据我考证，这个大泽应是今天在呼和浩特之西的哈素海湖！因为，《山海经》是东周时期的著作，东周时期的东胡国西界应该在阴山一带，即大泽哈素海之东。 《周书·伊尹四方令》又说：正北有东胡。《周书》是西周的国书。西周时，东胡居中国正北。西周的都城是镐京，其正北正是阴山山脉，故西周时东胡在阴山之南。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东胡在我国史书上出现，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伊尹《四方献令》。”“东胡部落联盟大约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这就说，东胡在西周时已经出现于史册，并在春秋时已建立了部落联盟，或国家，即东胡国。
东胡从有史记载以来，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和中原的燕国和赵国的接触比较频繁。东胡曾打败过燕国，燕国的东北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至辽东一带，经常遭受东胡的侵扰。东胡和赵国也是战事频繁。匈奴刚刚兴起时，也受东胡的敲诈勒索。燕国曾大败过东胡，使东胡向后退却一千余里。燕国便从今河北怀来直到辽宁的辽阳一带修筑了长城，以防东胡。并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用以防御东胡的南下。燕昭王即位之初，因北方东胡族强大，被迫将秦开送往东胡做人质。秦开借机掌握了东胡的风土人情、军事地理等情况。燕国军力强大后，将其召回，并以其为将，于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率军
北击东胡，深入3千余里，取得重大胜利，打开了燕国进入东北南部的通道。 秦开是中国战国时代燕国将领，早年在东胡做人 质，很受东胡的信任，通晓民情风俗。燕昭王即位后，秦开逃归燕国。后于前300年大破东胡，迫使东胡北退千余里，又曾渡过辽水进攻箕子朝鲜， 直达满番汗（今鸭绿江）为界，据有 | 辽宁全境。并开辟辽东，置 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筑燕长城。 《史记·匈奴传》有其事迹。秦舞阳是秦开之孙。在争霸的七国中，燕国的国力不强，东北部的东胡不断开拓疆域，发展到燕国北部边界，对燕国领土造成极大威胁，燕国为社稷安宁计，也是为了 |
应对秦国的侵夺 ，采取向东胡求和的办法，争取时间，发 展壮大国力。为了表示诚意，燕国将名门望族的年轻将领送往东胡作人质。表面上是 向东胡妥胁求和，实质是派遣秦开去获取情报，为进攻东胡作准备。秦开初到东胡，难免不受到歧视，他机敏灵活，战胜种种 困难，渐 渐得到东胡 人 的认可，通过努力 ，授于'勇士’头衔。秦开不负使命，熟悉了东胡的地理环境，风俗人情，军事虚实，通晓了游牧作战的战术特点。 燕国实力壮大起来，东胡在与之接触中得到的利益趋之日少，双方分歧渐渐增多，东胡首领首先打击人质，削去了秦开'勇士’的头衔，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公元前313年，燕昭王即位后，有击败东胡把疆土向北扩展的企图。如果两国交战，首当其冲的是人质。秦开在东胡结交的 好友，不愿看到他成为两国交战时，东胡誓师的祭品，在好友的帮助下，逃离了东胡回到燕国。昭王十二年（公元前 300），燕昭王任秦开为将，率军反击东胡，几
经恶战，东胡败退千余里，解除了燕国北部的军事 威胁。为防 东胡再度 南 下，燕修长城从今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正蓝旗境内经过。这从今日之北京市的角度观望，也确属千里之外。为了防御东胡的再次入侵，燕国还设置 了 上谷、渔阳、右北平 、辽西、辽东五 郡进行管理，并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进步的国家制度，华夏文明，炎黄教化延伸到东北边远的落后地区，秦开为开发祖国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
匈奴和西汉同时兴起，东胡又同时消失。所以，赵国“胡服骑射”，完全是学习了东胡的先进文化，不包括匈奴文化，则东胡是匈奴之前的“东方大国”。有人说“匈奴于前206年打败东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游牧民族国家”（《锡林郭勒史迹》），这种说法值得怀疑。“打败东胡”，这本身指打败了东胡的国家政权，匈奴才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还是东胡之国在前吧？ 赵国的大将李牧在击败匈奴的同时，又一次战败东胡。大约在公元前302年前后，赵国武灵王在位时，东胡人经常掠抢燕、赵等国，在与东胡人交战过程中赵国以车战为主，经常被人健马疾、精骑善射的东胡人打败，交战中车战显得非常落后。为了减少战争损失，赵武灵王决定实行改革，他们学穿胡人窄袖紧身的衣服，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用“骑战”取代了“车战”，这也是东胡人最先创建的中国骑兵最先传入中原的例证。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他为了抵御北方东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赵国正北东胡人的聚居区正是现在的呼和浩特市一带。赵国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东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其服上褶下絝，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是骑射。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指东胡），北灭中山国（东胡之一支所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相传，邯郸市西的插箭岭就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训练士卒的场所。战国时，今河套地区属赵之云中郡九原县地。杰出的社会改革家赵武灵王，曾一度君临北至阴山山脉西达高阙塞的西北边疆地区。 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赵国眼看着被别国兼并。 赵国地处北边，经常与林胡、楼烦、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接触（不与匈奴直接接触）。赵武灵王看到胡人（东胡）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可是“胡服骑射”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就遭到许多皇亲国戚的反对。叔父公子成等人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拒绝接受变法。赵武灵王驳斥他们说：“德才皆备的人做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对策的，怎样有利于国家的昌盛就怎样去做。只要对富国强兵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人的旧法。” 赵武灵王抱着以胡制胡，将西北少数民族纳入赵国版图的决心，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拦，毅然发布了“胡服骑射”的政令。赵武灵王号令全国着胡服，习骑射，并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胡服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赵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 公子成等人见赵武灵王动了真格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在下面散布谣言说：“赵武灵王平素就看着我们不顺眼，这是故意做出来羞辱我们。”赵武灵王听到后，召集满朝文武大臣，当着他们的面用箭将门楼上的枕木射穿，并严厉地说：“有谁胆敢再说阻挠变法的话，我的箭就穿过他的胸膛！”公子成等人面面相觑，从此再也不敢妄发议论了。 在赵武灵王的亲自教习下，国民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在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的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后来不但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夺取东胡之地，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管辖范围达到今河套地区（即东胡之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特别是赵武灵王以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在中原王朝把少数民族看作“异类”的政治背景下，在一片“攘夷”的声浪中，力排众议，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表现了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赵武灵王不愧是一位值得后人纪念和效法的杰出历史人物。 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足以证明：东胡国先于匈奴，并且其西境一直在河套地区、阴山山脉。 先秦时，林胡、楼烦与鬼方等族（其实都是属于东胡）同时出现在商周以北。据《伊尹朝献商书》记载：楼烦居商正北。《史记》中也记载：春秋时期晋北（今山西北边）有林胡、楼烦。可见林胡、楼烦是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最古老的原始部族。 战国时期，七强争雄，燕赵两国为割据地盘，经常以武力兼并四邻。由于林胡和楼烦比较弱小，迫于燕赵的压力，他们一迁再迁，先从晋北迁到燕北，又从西南迁到赵北。公元前三零六年，赵武灵王打败林胡，林胡从属于赵。林胡的在战国时期的活动地区在今大青山以南黄河以东地区，主要是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一带。赵武灵王臣服林胡后，“礼服”楼烦，征集了他们的军队。这样，把林胡、楼烦两国上千里的土地并入自己版图，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治之。而且修筑了从今河北宣化沿阴山山脉西行，直达今河套五原以北狼山缺口止的赵长城，以之来达到巩固土地、防御北胡的目的。 赵孝成王时，赵国大将李牧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同时降服林胡。从此以后，林胡的名字便消失了。但楼烦仍然存在，活动在鄂尔多斯地区。 战国后期，活跃在河套地区的匈奴兴起，占领黄河以南的河南（鄂尔多斯地区）地区，楼烦从属于匈奴。秦灭六国后，秦将蒙恬收复“河南地”，楼烦又归在秦的统治下。秦被灭后，匈奴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南下吞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楼烦一直隶属于匈奴。西汉武帝年间，汉将卫青率大军于公元一二七年重新夺回黄河两岸的河套地区后，楼烦并入汉朝，从此楼烦不复为国。 林胡和楼烦，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活的游牧民族，是东胡的别种。林胡、楼烦所盛行的“胡服骑射”，很受中原各族的欢迎。赵武灵王曾在呼和浩特市东南的大黑河东岸，训练骑兵，把只宜于平原作战的兵车变为轻快的、突击力很强的骑兵。林胡和楼烦人散居塞内，或并入匈奴，或融入汉族，渐渐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到了赵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73年），赵国经过多年的准备后“曾攻取东胡的代地”。《史记，赵世家》 载“东胡叛赵，驱略代地人众以叛，故取之也”。可见，当时东胡人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蒙古高原中部，并还在向南、向西继续发展。东胡曾被赵国战败并一度服属于赵，后来强大，故又叛赵，并占领了赵国辖境的代郡地方（大同一带），这一时期赵国的良将李牧多年在赵的北境与东胡等部族作战。这足以证明：东胡在赵国时期一直在今内蒙古西部地区活动。匈奴的冒顿单于刚即位时（前209年），东胡恃强向匈奴索要宝马、美女，冒顿单于对东胡的要求不得不一一满足。
内蒙古大学林干教授说：“在战国秦汉时期，与匈奴同时兴起的较为强大的北方民族中，还有一个东胡族。”这里，有几个概念是很糊涂的。战国时期，匈奴还没有兴起，而是与西汉同时兴起建立国家的；东胡是不能与匈奴相提并论的，对匈奴而言，东胡是他的爷爷辈儿；东胡在商朝就已形成，最晚春秋时期就已经建立了部落联盟。 “东胡最盛时期当在秦汉之际，东胡势力西向蒙古草原发展，从而引起与匈奴的冲突，终于为冒顿所击破，分散为乌桓、鲜卑。从东胡由小到大的过程，可以看出东胡部落联盟的发展决不是人口的自然增殖，而是吸收了许多不同族属的部落而膨胀的。”（黄烈） “秦末，势力渐盛，东胡王强索匈奴名马、阏氏、土地”（《民族词典》）。东胡王已经向匈奴宣战了。 黄烈认为：“在秦汉之际，东胡、匈奴、月氏是雄峙北方边外的三个强大的共同体。东胡王已有扩大占有土地的要求，号称控弦之士二十万，置有与匈奴类似的官号。一个处在低级部落联盟状态的共同体是结集不了如此众多的武装力量的，也不可能产生对外大规模的土地要求，也不需要有署置官号的机构，只有发展到向国家的过渡阶段，才可能出现上述现象。伴随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且作为基础而存在的，应是社会贫富的分化和阶级的逐渐形成。”黄烈先生虽然还是坚持东胡兴起较晚、与匈奴同等的观点，但与他人不同的是承认东胡政权已经是“国家”，明确了“一个处在低级部落联盟状态的共同体是结集不了如此众多的武装力量的”！
东胡是从荤鬻（hunyu）时代（黄帝北逐荤粥）就强盛的民族！形成于阴山山脉之南。匈奴是从荤鬻分离出去的，初居新疆。东胡是原荤鬻，蒙语称蒙兀或乞颜（其中就有捏古斯氏、乞颜氏蒙古人），所以匈奴又是东胡的后代。 到秦朝末年，原游牧于阿尔泰山一带的匈奴（胡）逐渐兴起，战国时期迁至阴山山脉之北，公元前206年，终于与东胡发生了战役。换句话说，匈奴是秦末才兴起，推翻了东胡国的统治，与西汉同时建立了匈奴国。 战国时期，活动在阴山山脉之北的匈奴（见《中国通史》p70地图）似乎已经组成了部落联盟，其早期的首领有头曼者。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后，于公元前215年，派遣蒙恬进取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地，头曼率领所部北徙。秦末边防松弛，匈奴又稍稍南进。前209年，冒顿杀父头曼自立。 当时东胡是比匈奴强大的民族和国家。公元前209年冒顿当了匈奴单于，东胡也没有怕他们，并且至前206年的这三年间，一直在歧视他们。冒顿弑父登位后，正是东胡强盛时期，东胡王听说冒顿杀父登位，就想趁匈奴国内人心未定、政权不稳定之际，向冒顿进行勒索。于是便派使者来到匈奴单于庭（河套平原），对冒顿声称想要其父头曼单于的千里马。这马身高体壮，全身枣红，奔跑起来，四蹄腾空，仰头长啸，震惊四野，确是一匹宝马。 今冒顿刚立，东胡即来勒索宝马，显然是蔑视冒顿，不把他放在眼里。冒顿也意识到这是东胡王在向自己挑衅，本想大发雷霆，但冒顿虽然年轻，可却是个很有胆识、善用心计的首领。当他听到东胡使者这种无理要求时，虽心中非常气愤，但他知道，目前东胡比他强盛，如不答应把千里马送给东胡，东胡借此兴兵进犯，匈奴是敌不过的，于是决定送马。 此时的大东胡国势力范围是东至辽东，南邻燕国旧地，北至贝加尔湖，西临大泽哈素海之东（今呼和浩特之西），确属“东方强国”。 冒顿单于不得不向东胡国送马。不过，他却故意召集群臣来商议，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说道：“今东胡来求千里马，你们看怎么办？”大臣们都表示：“千里马是匈奴的名马，怎能轻易送给他人，不应给东胡。”冒顿说：“柰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史记·匈奴列传》)于是决定把头曼的千里马送给东胡。他命令将千里马牵出，还配上鞍辔，送与东胡来使。群臣以为冒顿不珍惜国宝，都很惋惜。 东胡使者将千里马牵回东胡，东胡王异常高兴，以为匈奴单于冒顿已被他的强大所震慑。于是亲自骑着千里马，遍游国中，以示人民，真是得意忘形。
过了不久，东胡君主认为冒顿惧怕他们，冒出奇想，又提出想得到单于的一个阏氏。阏氏是匈奴对单于妻妾，也就是皇后、妃子的称呼。 东胡王派人到匈奴，对冒顿说：“我们君主想得到单于的一个阏氏。”东胡君主，前次来要千里马，冒顿给了，以为冒顿怯弱，又进一步要冒顿的妻妾，真可谓欺人太甚！ 不过，冒顿这次仍假装痴呆，又召问群臣，左右大臣都愤怒地说：“东胡无理，竟然索要阏氏，请您派兵攻打他们。” 看到群臣的激愤情绪，冒顿心中暗暗高兴，想到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都会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的，只是目前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冒顿对群臣说：“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史记·匈奴列传》)于是便把一位自己宠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群臣以为冒顿是个懦怯之徒，连爱妻娇妾都可送人。 东胡王如愿以偿，要马得马，要美女得美女，两次得到好处，感到冒顿可欺，更加骄横无理，胃口越来越大，得到单于阏氏后，欲向西（从大泽哈素海向西河套地区）侵略。东胡和匈奴之间有一千多里的荒芜地区（这可能是指大泽东西之匈奴单于庭与东胡王行宫之间的距离吧），无人居住，双方各自在自己的边界地区建立了哨卡（东胡国的西境哨卡一定在大泽哈素海湖以东地方），作为警戒。东胡王第三次派使者来匈奴，对冒顿说：“两国之间的缓冲空地，我们想占有它。” 冒顿听后怒火中烧，实在忍无可忍，但仍召集群臣问计，询问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以为冒顿痴愚，连国之珍宝千里马，君之爱妾阏氏都可拱手奉人，何况这些荒原废地，认为这是荒弃之地，给或不给都可。于是冒顿单于大发雷霆，说：“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史记·匈奴列传》)便把主张给东胡土地的大臣都杀了。冒顿发兵向东（大泽之东）袭击东胡，下令全国士兵，有后退的皆斩。说罢，冒顿就跃马扬鞭，身先士卒，向东胡冲杀过去。这是公元前206年的事。 匈奴士卒对东胡，早已义愤填膺，于是人人奋勇争先，而东胡王早先一向轻视匈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他认为是痴愚的冒顿，竟敢指挥大军冲杀过来，并无防备，仓促应战，等到冒顿引兵来犯，哪里敌得过冒顿这支愤怒之师，早被打得东逃西窜，溃不成军，匈奴大败东胡军，东胡王和他的儿子被乱军杀死，掳掠了他的人民和牲畜，东胡国彻底灭亡。东胡余众四处溃散，其中后成为蒙古族嫡系先祖的部落从大泽之东逃到乌桓山的，成为乌桓族，跑到鲜卑山的被称鲜卑族。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前206年这次战争中大败的东胡民众里，就有蒙古族祖先乞颜氏和捏古思氏两个部落。现汉译《额尔古纳昆传说》（上部）（译自内蒙古大学《蒙古族古典文学选讲》）如次：
在有信誉的尊贵人士之间相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大概在两千多年之前，古代之一个称作蒙古的部落与其他的突厥部落等发生了内乱，终将引起了战争。其他众部落战胜了蒙古部落并行大屠杀：在（他们）中间（只有）男女双对（余下）。他们两户人家躲避敌人的残暴威逼，遁至难以到达的（一处）险区。它的四面为悬崖峭壁和茂密森林，非经过艰难险阻才达到彼地不可。它除了只有一条峡谷细径而外，别无它路可走。这些山岳是一个（空气）新鲜、草木茂盛之肥沃之土也。它的名称曰额尔古纳昆是也……那两户人家的姓氏为捏古思和乞颜两者也。他们的家族在此地定居年久，后裔繁衍。 他们的分支又用一定的姓氏年久著称于世，并成为独立的氏族。……那些氏族们又发展成众多的分支。现在的蒙古众部落就这样形成了。那些诸多宗族分支的一多半变成了以近亲组成的迭儿勒斤蒙古。……蒙古语的乞颜一词有从悬崖上下来的急而“广阔的急流”之意。（因此）乞颜部性格刚强、勇敢无畏，从而使用这个词作了自己部族的名称。乞牙惕的“惕”为复数，古时候称这个氏族的同源皆为乞牙惕。 （译自内蒙古大学《蒙古族古典文学选讲》） 十四世纪初，蒙古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丁用波斯文写成的世界通史性巨著《史集》里所记载的这则传说，明确地记载了前206年败于匈奴的东胡族里就有名为捏古思和乞颜的两家蒙古人。
匈奴人是灭亡了东胡，才建立国家的，而东胡族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国家，那时或许匈奴还是东胡国的臣民。本是蒙古人的东胡人被另类的蒙古人匈奴所统治，匈奴和东胡再一次更为蒙古化。后来，北匈奴人约10余万户并入鲜卑族（蒙古人），标志着匈奴人最后彻底地变成了蒙古人。
东胡族系包括的部落和民族很多：如东胡、乌桓、鲜卑以及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 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秃发、吐谷浑各部，此外还有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 这里我们再看看拓跋鲜卑（东胡）一些情况。拓跋鲜卑是在中国历史上建立北魏（386——534年，拓跋珪始）帝国的强大的民族，而有人也认为他是“匈奴别种”。 据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一书记载：“北魏建国后，拓跋鲜卑把鲜卑之名据为己有，称东部鲜卑为'东部’，或'白部’，或'徒何’。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在客观上似不能谓之无区别者。……所以南朝史家称系出东部鲜卑者仍为鲜卑，称与匈奴融合的拓跋魏（指拓跋鲜卑所建之魏国，也是东胡后裔。————引者注）则为'索虏’，为'匈奴别种’。”据马长寿记载，《宋书·索虏传》：“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这里，索头就是索虏；索虏又是拓跋鲜卑；拓跋鲜卑又是东胡苗裔，也是“匈奴别种”。《南齐书·魏虏传》：“魏虏，匈奴种也。”魏虏，就是鲜卑，即东胡，但被看作是“匈奴种”。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我国从古至今对东胡族，特别是对鲜卑族研究还是有一定深度的，解放后还出版过《乌桓与鲜卑》这样的专门的学术巨制；二，到北魏（386——534）时，有人还说鲜卑（东胡）是匈奴，这说明匈奴和东胡（拓跋鲜卑）还是一个民族。所以说，蒙古族的远古祖先是东胡，都源于黄帝时代的“荤粥”，即hun族(荤族)，在蒙古语里，荤、乞颜、匈都是一个音，其词根都是hun，即荤。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2、林干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 3、马大正、华立著《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 4、《辞海》 5、《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6、朱耀廷《正说元朝十五帝》 7、刘迎胜新撰《元史》 8、《蒙古族简史》（1977年版） 9、《锡林郭勒史迹》，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 10、松迪《蒙兀人》（蒙古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11、松迪《蒙古古代历史地图》（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13、曾凡礼、杜铃《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 14、尚钺《中国历史纲要》； 15、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6、冯国超主编《中国通史》； 17、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 18、齐巴托汉译《额尔古纳昆传说》（上部）（译自内蒙古大学《蒙古族古典文学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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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国----东胡(2011-07-31 14:12:10)转载▼标签： 杂谈 分类： 文化
东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时的北方民族因居匈奴以东而得名它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是个部落联盟包括了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的大小部落早商代就有东胡的活动记载从有史记载以来东胡直是个强大的部落春秋战国时曾打败燕国秦末曾向匈奴进行敲诈、勒索
起源之谜
东胡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周秦两汉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今内蒙古东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面和草原上的各族不断互相融合面又不断迁入中原与汉族融合最后都融入汉族之中因此东胡实际上是汉族祖先的个主要支系
东胡之称最早出现《逸周书·王会篇》有东胡、黄罴（pí）的记述东胡与屠何、孤竹、令支等族当时是并存的这些古老民族战国以后都已经被燕所并由此可见这记载不会晚于战国《逸周书·王会篇》中又说正北有……匈奴……东胡……孔晁注解说：东胡东北夷又说匈奴、东胡是北狄的别名《山海经·海内西经》也说：东胡大泽东夷人东胡东大泽据考证是今天内蒙古的达来诺尔东胡大泽东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其中的夷人应为居住今辽东带的东夷《管子·小匡篇》载：（桓公）中救晋公擒获王败胡貉（hé）、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其中胡貉应该指的是东胡《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晋公文初立欲修霸业……内迎周襄王居于雒（luò）邑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这也应春秋时期因为春秋以后山戎已经不见于史
这些有关东胡的记载都证明东胡是周代活动近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个古族东胡族何时建立国家文献中没有更多的记载可说明但从《史记·匈奴列传》提到燕将秦开曾东胡做人质、及东胡以有王的记载可推断出东胡战国时就已经建立了国家因此同时也形成了东胡民族
关于东胡的起源文献记载简略而且混乱
唐代尹知章称：东胡的祖先是屠何族但这个说法与《逸周书》、《管子》等书记载的东胡与屠何并列的史料是矛盾的按书中的记载来看东胡与屠何应该是曾同时存的两族屠何的活动范围今天的辽西带东胡则今天的东蒙古带屠何不可能是东胡的祖先
有人则认为春秋时的山戎是东胡的前身到了战国时期山戎改称为东胡按这种说法东胡这个名字之名最早应该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的但从《逸周书》的记载来看东胡之称周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出现《山海经》也记载了东胡的出现时间早于战国时期《史记·匈奴列传》及《逸周书》更将东胡与山戎并列提及因此东胡与山戎也应改是并列的两族山戎的活动范围今天的大凌河流域上游东胡则今天的西拉木伦河流域齐桓公大败山戎后东胡度南下占领了原属于山戎的地盘后来由于受到战国雄之的燕国的攻击东胡北退千又退回西拉木伦河流域这个时期山戎族可能有部分融入了东胡但不能说山戎就是东胡的祖先
还有人说东胡的祖先是土方民族这个说法是近年才提出的但土方的确切方位时还难以定论也没有更多足以证明土方是东胡之祖先的史料
此外有人认为东胡祖源与武庚建立北殷有关有人则说东胡族人是商末周初箕子东赴朝鲜时留下的遗民还有人提出东胡族系殷商之后裔
相对而言这些观点中东胡族的祖先源自殷商氏族较为可信
殷商部落以玄鸟为图腾最初居住燕山以北的蕃和砥石地区蕃和砥石就是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是殷商氏族兴起之地而这个地域正是后来东胡族活动的地区殷商部落从史料记载的第位首领开始共经历了14代首领期间迁徙了8次到建立商朝的汤位时殷商部落定居了今天的河南安阳这之间的8次迁徙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很有可能殷商部落决定迁徙的时候有部分成员并没有离开进入中原的殷商部落迅速被农耕文明同化而留故土的殷商遗民却还过着草原上的游牧生活习俗没有多大改变中原人次遇见这些殷商遗民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是殷商血脉以为他们和匈奴、山戎等民族样是蛮族匈奴当时自称为胡东胡族因为居住匈奴民族的东方因此就被称之为东胡
东胡族商代初年就居住商王朝正北西周初年居住周王朝的北方正东春秋时期东胡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的发展阶段到了战国时期东胡又从晋、燕之北向东、向南扩张势力所及已达燕的北部及其东北的广阔地域即今北京市密云县以北的滦河中上游、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包括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的西部以及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地区
东胡人崇尚自然崇拜日月、星辰、水、火等自然万物以熊虎、鹿、狼等动物为图腾游牧生活和祭祀活动中东胡人创造出了以旋转为主要动作的舞蹈体系这种舞蹈直被后人称作胡旋东胡人还善长制作烤制食品特别是烤肉烤饼等食品直流传至今现代烧饼就是由东胡人善长烤制的胡饼演变发展而来的
由于主体是游牧民族狩猎、放牧的生活使东胡人民风剽悍崇尚武力和战争经常通过战争掠抢财富和奴隶虽然比中原文明的发展迟缓了些但战国前期东胡人就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东胡人铸造的铜剑、铜镞、铜刀、铜戈、铜盔不但有很高的工艺价值而且非常锋利实用特别是铜制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和长剑堪称当时的战争利器尤其是东胡人的牛角弓由硕大的牛角和牛筋、鹿筋制造既短小又强硬有力杀伤力极强配以用雕翎、红柳杆、青铜箭头制成的羽箭轻便灵活非常适用这种角弓羽箭直到唐、宋时期都是较为先进的武器之《战国策》中记载的齐国民谣形容东胡人的形象说：大冠若箕修剑过颐可见当时东胡人的帽子很大像个簸箕使用的青铜剑竖地上长度可以顶到下颏当时东胡人带着这种可以遮风挡雨的箕形大帽骑着高头大马手挥长剑腰悬牛角制成的短弓经常袭击燕、赵、齐等国向中原人展示了他们的骑兵和骑兵战术强悍的兵种和有效的战术立即被中原人学习、推广灵活的马战就这样取代了笨拙的车战
因为不断的发展、兼并到了周朝乃至春秋战国时期东胡已经不是单的民族而是个部落联合体其中有活跃于东北部的以鱼猎为主的民族有活跃于中部的游牧民族有活跃于西部和南部游牧、农耕兼有的民族
东胡强盛之时有控弦之士余万以每户人出个能骑善射的控弦之士计算东胡强盛时的人口达到70万右
近800多年的过程中东胡人始终生存以蒙古科尔沁草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域上通过与中原各国发生的磨擦双方加深了解相互融合的过程加快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
当然说东胡人与殷商部落同祖同源目前也是个假说尚缺乏进步的证据支持不喜定居、不喜墓葬的东胡族留下的遗迹太少了以至于我们无法从有限的蛛丝马迹中找到历史的真相
秦开破东胡中国将东北收入囊中
战国时期今天中国首都北京辖区内的密云地区原属于燕国管辖地处燕国东北部它是中原出入东北、内蒙地区的重要门户地理位置特殊是边防重镇、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中原地区经过东周时的诸侯纷争之后进入了雄争霸时期多年的战乱使中原各诸侯国无暇他顾北方游牧民族变得异常活跃密云地区就成了他们南下的必经之路所以密云地区就成为拥有此地的燕国与北方游牧民族较量的重要战场
当时燕国之北的正是强大的东胡趁燕国先后几代国君软弱可欺东胡族迅速占据了密云带籍着这个通路东胡人横行无忌大肆劫掠燕国财富和百姓燕国边境受东胡的威胁百姓纷纷逃离故土昔日繁华的村落片荒凉杳无人烟
东胡不可世的风光直持续到燕昭王姬职即位为燕国国君
姬职是周召公第38代孙当年燕国本也是个大国王位传到燕王哙手时燕王哙听信谗言要学习尧舜竟然把王位禅让给了相国子之燕国将军和韩国作为人质的姬职立即讨伐子之燕国发生大乱齐国趁机借平定燕国内乱的名义打进燕国差点将燕国灭掉
姬职平定内乱后即位为燕昭王他眼见昔日强大的燕国已经沦落为雄中最小的诸侯国很不甘心立志要使燕国强大起来积极物色治国的人才以求复兴燕国
人才的获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燕昭王于是亲自登门向老臣郭隗挺询问该怎么做
郭隗（wěi）沉思了会说：要推荐现成的人才我也说不上但请允许我先说个故事古时有个国君喜爱千马派人到处寻找年都没找到有个侍臣打听到远方有匹名贵的千马就国君拿了重金去购买不料侍臣到那时千马已经病死了侍臣不敢空手而回便拿出般的钱把马头买了回来把马头献给国君国君大怒说：'我要你买活马谁叫你花钱买没用的马头’侍臣回答：'外面人听说大王肯花钱买死马自然会有人把活马献给大王’果然国君重金买死马的消息传开大家都想死马况且都花这么多钱去买何况活马不出年国君得到好几匹千马大王定要征求贤才就不妨把我当马骨来试试
燕昭王听了大受启发回去以后马上派人造了座精致的豪宅给郭隗住还拜郭隗做老师各国有才干的人见燕昭王诚信招募人才纷纷赶来求见其中最有名的是赵国人乐毅燕昭王拜乐毅为亚卿请他整顿国政训练兵马燕国果然天天强大起来
于是燕昭王与赵国、韩国、魏国、秦国联合发兵由乐毅统率攻打齐国乐毅善于指挥国人马士气旺盛齐国军队被打得败涂地赵、韩、秦、魏的将士打了胜仗各自占领了齐国的几座城不想打下了乐毅却不肯罢休率领燕国军队直打下齐国都城临淄
消除了齐国的威胁之后燕昭王继续励精图志国力大盛经他的努力燕国已经可以与东胡开战了只是需要选个能够率领燕军打败东胡的将领
不久秦开从东胡逃回来了秦开是燕国名将燕国为与东胡达成互不侵犯协议曾将秦开送往东胡做人质秦开为人精明有计谋富于作战经验久经沙场东胡做人质期间他表面上对东胡人百依百顺取得东胡人的赏识和信任暗中观察、研究东胡的政治、军事、礼俗及山川地势对东胡各方面情况了然于胸特别是对东胡军队的作战特点、作战方法清楚
东胡大事记
公元前302年前后赵国武灵王位时东胡人经常对赵国进行侵扰赵国当时以车战为主常被人健马疾、精骑善射的东胡人打败为此赵武灵王实行改革实行胡服骑射——学穿胡人窄袖紧身的衣服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技术用骑战取代了车战东胡人最先创建的中国骑兵兵种从此传入中原
公元前273年即赵惠王年度臣服于赵国的东胡反叛占领了赵国代郡赵国于是发兵反击攻占了东胡的领地欧代
公元前315年前后燕国被东胡击败燕王将名将秦开当作人质送往东胡质押秦开得到了东胡人的信任熟悉了东胡的内部情况后来逃回赵国领兵击败东胡东胡人被迫退回了科尔沁草原中、东部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统治蒙古高原西部的匈奴部落发生了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东胡王认为匈奴软弱可欺先派人索求了冒顿妻子、良马又打算讨要两国边境的土地冒顿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遂兴兵伐东胡东胡人不备打败东胡国就此灭亡分出乌桓、鲜卑两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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