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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庄词媚

 闲之寻味 2012-05-03

古人有云:“诗庄词媚”,“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

诗是士子言,词是佳人语。诗自有诗格,词亦有词境。以笔者读词所感,诗起于《诗三百》,故有国风大雅,有“思无邪”之诗教。《诗》为士子必修的儒家经典,为后世诗学之垂范。故“诗言志”、“文载道”,事关家国千秋而登大雅之堂。而词则起于歌舞饮宴遣兴之作,多状美人容貌服饰,多为月下花间玩赏,“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故随意随兴,更近于人的性情。

以文学本质而言,词之审美价值不可低估。王国维尝云:“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要眇宜修”出自楚辞《九歌》:“美要眇宜修兮”,言湘水女神之美丽。所谓“要眇宜修”之美即是书写一种女性婉丽阴柔之美,一种最精致、最细腻、最纤细幽微的,而且带有修饰性的非常精巧的一种美(见叶嘉莹先生《嘉陵词稿》)

以语言形式观之,音韵之美是首要。词多以长短句抒情,并以词调音律相佐,更为具体幽微,更为精美细致地抒写出特定的心情意绪。后主词云: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细细咏之,则有无以言说之平仄和谐的韵律美。词的形式结构上错落有致,柔婉却又有力。晚唐五代“花间词”派以降,词这种新文学体式将汉语言之美发挥到了极致,故能熏染性情,动摇人心。

以意境格调观之,诗可以穷而后工,词则多有富丽之气;诗可有“黄云万里动风色”的阔境壮美,而词多以“淡烟流水画屏幽”的婉约狭深取胜。最初,词以写男女间之情爱相思,颇富柔婉细腻的女性美。如晚唐温庭筠之《梦江南》云:“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意韵深婉动人。再如李清照之《一剪梅》情韵、语言可谓精美之致: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经南唐后主李煜、北宋宰相晏殊、欧阳修、再到柳永苏轼,南宋李清照、辛弃疾等人的开拓与发展,词内容突破了花间词狭深之境,更多融入了个人修养与抱负。词开始有诗化之倾向,到明清两代,词之内容与格调又加拓深,然词始终是以柔美婉约细腻而有别于诗的。纳兰容若的《饮水词》风靡一时,正在于词之以言情为旨。

正所谓:“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豪放一派为“以诗入词”的变奏之声,婉约始终为词之正统。

 

事实上,最初的词就是用来唱的。和今天流行歌曲作词相似,并无质的不同。

词最初就叫“曲子词”,敦煌曾经出土过早期的曲子词,即是词的雏型。曲是音乐,词是歌词,完整的词是音乐加歌词,能够用乐器伴奏演唱。当年柳永曾经自称是“奉旨填词”,所谓“填词”又称“倚声填词”,就是为了那些歌女们依曲歌唱所用。叶梦得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是说柳永的词在当时十分通俗流行,广受欢迎。实际上,当年《清明上河图》中所表现的那些勾栏瓦肆、秦楼楚馆中,唱曲子词是最常见的娱乐。

“倚声填词”必然就是有曲调在先。有些今天被称作“词牌”的曲调,比如《菩萨蛮》、《浣溪沙》,最早都是唐代的教坊曲。古时候,曲调创作最发达的往往是宫庭乐府。乐府中的那些原创音乐人往往藉藉无名。他们所创制的曲调被后人倚声填词。但有些文人墨客兼善作曲作词,也常作“自度曲”。他们就相当于今天那些能够作词兼作曲的原创音乐人。有的唱功不错的甚至还能自己演唱。词牌《如梦令》,原名《忆仙姿》,就是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原创的“自度曲”: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

长记欲别时,和泪出门相送。

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后来据说是苏轼嫌这个曲名“不雅”,取了李存勖原词中的“如梦”二字,改称《如梦令》,按着李存勖的词仿填了两阙。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有些词调原本是军营中的乐曲。如《八声甘州》,即依唐边塞曲《甘州》改制而成,因上下片八韵,故名八声。再如《破阵子》为原唐教坊曲名,又名《十拍子》,出自唐初秦王李世民所制大型武舞曲《秦王破阵乐》。再如原为鼓吹曲的《六州歌头》等等。这一类词牌往往适合男性词人如苏轼、辛弃疾等用以抒发建功立业的豪情。

一首词是婉约还是豪放,除了内容以外,从词的语言形式本身可以从句式、音韵、声调三方面判断。句式是看句子字数是奇还是偶,如果奇偶互参,就感到会比较和谐;押韵方面是看韵脚疏密,声调是看平仄。如果押韵密疏有致,声调平仄间杂,读起来就会感到婉转顿挫,朗朗上口。反之,如果词中多为偶字句,韵押得过疏或过密,声调偏于平声或仄声,就会发生拗怒,要么高亢激越,要么低沉压抑。如岳飞的《满江红》、辛弃疾的《永遇乐》都大量用了仄声韵,句式也偏于或奇或偶,读起来慷慨激越,动人心魄。

最初,词牌本身对内容风格还是有较严格限定的。如《鹊桥仙》常用于创作与“七夕”、牛郎织女有关内容的词;《天仙子》、《阮郎归》常用于写刘阮二人天台遇仙故事。《河渎神》本是祭赛河神之曲,所填词亦与赛河神有关。但到后来这种限定渐渐消失,但后来文人以与词牌意思无关的内容填词,词意就与调名不再有关。一开始,填词如果不协音律还是比较严重的。如精通音律的李清照就敢于批评晏殊、欧阳修、苏轼这些人所作的词,根本就不合演唱要求:“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齐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

这些文人大家们富有学识,却不见得都精通音律。结果他们写的词有些地方断句不当,有的平仄不谐格律。由于合于音律是填词的基本要求,所以当时李清照批评他们的分量还是颇重的。只是在当时这些大文人眼里,词本身就是怡情的小道,按今天的话就是“写着玩儿的”,所以也未见得把李清照的话放在心上。

到了后来,很多曲调渐渐失传,词作本身从唱词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本身可以进行书面阅读欣赏的文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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