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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如何从“知音”的角度,批评苏轼等十九位前辈词人?

原创
2019-11-26  梧桐树边羽

李清照是怎样以知音身份指出苏轼等十六人的弊病的?

何为知音?一指通晓音律;二指知己,同志;三指对作品能深刻理解、正确评价的人。

很显然李清照是个通晓音律的人,因为她的《词论》对苏轼等豪放词人的批评正基于“音律不协”。但是否能说她和这些先辈词人就是知音呢?从她整篇《词论》只说“词别是一家”,没有看出词牌在北宋时期已经开始走向诗化来讲,可能是“知音”不“知心”。

不过当时天下词牌还是以婉约为主,看不透未来诗词合流的走向也怪不得她。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

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才女,诗大气纵横,词婉约精奇。

她的人生和诗词风格以赵宋王朝南逃作为分界点,前半生语言清新自然,欢快美满,偶有闲愁点缀;靖康之变后伴随着生活的颠沛流离,主要书写苍凉人生,抒发对故乡故国的怀念。

《词论》作于南渡前,这一时期,李清照自身文学风格虽没有大的感情波动,但是已经日趋成熟,对词作有了比较完整的、成熟的看法。由于李清照本身的词风走的晏欧派,缺乏眼光向外的视野,对苏轼等人在词史上的作用不像我们后来人看得清楚,也有一些局限性。所以有人说她:“多有妄评诸公……”

我们来看看李清照是评论了多少位前辈,有没有她的道理。

李璟、李煜、冯延巳

《词论》开篇从李八郎乐府诗讲起,谈到晚唐五代时,蜻蜓点水般提到了南唐君臣:

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小楼吹彻玉笙寒”出自李璟的《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吹皱一池春水”则出自冯延巳的《谒金门·风乍起》。而“亡国之音哀以思”自然是指李煜了。李清照对这几位前辈还是很欣赏的,认为他们“尚文雅”、“语甚奇”,这和她本身的词风也是有关联的。

柳永

那三位君臣是前朝,到了北宋,排在第一位的词人自然是“奉旨填词柳三变”了。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这里指出了柳永于宋词的最大成就,“变旧声作新声”,实际上就是指柳永对原来的小令格式的词牌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为词牌长调做出了开创。同时指出柳永作为一个音乐家,作品是非常合音律的,但是由于他创作的花街柳巷的属性,“词语尘下”。

因为李清照是“知音”,所以从“音律”的角度考虑得多,她对柳永的词作还是持认可态度的,只是认为柳永有些作品的格调不高雅。

其实格调不高并非柳永的错,词作为“诗余”,自出生就是为了区别于诗的高大上,在市井中盛行,写得太高雅,如何能做到“凡有井水处,便能歌柳词”?

我们今天熟悉的柳永作品大都是干净、婉转、悲切的词作,比如《雨铃霖》,但是整体来说,他的词多为生活所迫而写,流转于娼门酒肆,难免“词语尘下”。

张先、宋祁、宋痒、沈唐、元绛、晁端礼

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

张子野即张先,宋子京兄弟即宋庠、宋祁,晁次膺即晁端礼,这些词人,偶有佳作,却没有名家风范,被千古第一才女轻轻一笔带过。

晏殊、欧阳修、苏轼

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

晏元献,就是晏殊。欧阳永叔,就是欧阳修。苏子瞻,就是苏轼。

这里首先肯定这几位大家的学问:“学际天人”,天道人道的学问他们都通晓,而用这学问来写词,那简直就是往大海里面倾倒一瓢水而已,“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简直就是大材小用,轻松写意。

“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但他们的词作都只能算是句读不整齐的诗罢了。“句读”,就是断句,句读不葺之诗,就是长短句。

李清照为什么这么说晏殊、欧阳修、苏轼呢?

晏、欧阳、苏这三位大家实际上走的就是词的去音乐化的路子。由于一些古乐的渐渐散佚,很多词牌逐渐独立于音乐之外而存在,慢慢地只靠汉字本身的平仄音调来树立作品的音律。这其实和汉初时诗从乐府向徒歌发展类似。

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

而这种不再看重音律,只看重词牌本身音韵的作品,在当时不是主流。当时什么是主流?周邦彦的“大晟府”钦定各种音乐词牌规范。李清照作为当世词人,自身的观点也是如此,整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如此。他们普遍认为:一,词牌必须附着于音乐存在。二,词牌就该婉约。

当时苏轼的豪放派尚未完全成型,叶梦得,张元干,辛弃疾还是后来人。李清照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晏、欧阳、苏的词牌去音乐化。

在李清照看来,“词别是一家。”

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

从这一段就可以看出李清照是如何从“知音”的角度来评判苏轼等人的词作的。她认为诗分平仄二声,歌词分五音、六律和清浊轻重,远比诗的结构要复杂、婉转。她接下来例举了一些词牌押韵和诗的大不同处,指出即便是在平仄中,如果不对上声和入声细分,就会造成词牌的不能演唱。

而苏轼等人的词就是以诗入词,不能演唱。这就是李清照作为“知音”批判重点所在。

在古乐尽失的今天,这已经不是个问题。我们如今区分词牌的流派,是从内容上来区分,已经完全与音乐无关。而实际上,晏殊、欧阳修的词是南唐闲相冯延巳的风格,在宋词中我们称为“晏欧派”,这与柳永的“婉约派”,苏轼的“豪放派”完全都不是一个路子。

李清照当时看到的只是词牌去音乐化的这种危险走向,所以,她写《词论》的时候把“晏欧派”和“豪放派”放在一起给批评了。

王安石、曾巩

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

王安石、曾巩本以散文见长,位列“唐宋八大家”,同时王安石以“半山体”横亘宋诗顶峰。但是在政治家眼中,“诗词,末技尔。”所以偶尔为之,并不重视。

李清照这里也夸奖这两位“文章似西汉”,同时指出他们偶尔写首歌词,则让人笑倒。可见音律不协,谬误之多。

在遍览这些音律不协的词人前辈后,李清照以“知音者”的角度得出结论:“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所以说啊,词和诗、文完全不一样,知道怎么协音律而为的少之又少啊。

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

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这几个人在李清照眼里算是知音律,就从词的内容上来进行批判了。晏几道铺叙少,贺铸用典少,秦少游专门撩拨,却华而无实,写出来的东西像上不了台面的秀丽贫家女,而黄庭坚呢,写得实在货,能用典故却有时候不大合适,就像白玉有瑕疵,卖不了好价钱。

总结

《词论》到此结束,短短一篇文,前前后后评论了十九位前辈词人。从“知音”的角度来说,只有最后四位、柳永、李后主君臣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在李清照眼中还是各有毛病。

虽然我们说她有她的时代局限性,但也不得不佩服她眼光老道,评论有理有据。只不过,她有意或者无意漏掉了同时代的周邦彦。

我们今天来看,对宋词做出最大贡献的三人其实都集中在北宋,柳永伸展词牌体裁,苏轼拓宽词牌内容,而“词中老杜”周邦彦集大成地规范了所有词牌的格式。

谈词却不谈周邦彦,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当世不论”,另一个是李清照夫家与周邦彦政治上的不合,导致《词论》没有讨论周邦彦的作品,实际上把掌管“大晟府”的“词中老杜”周清真排除在外,整个格局是差了一点的。

总的来说,李清照在《词论》一文中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强调了词与诗的分野,强调词配合词牌所对应的曲调演唱的重要性,透露出对词牌脱离音乐存在的担心,这都说明李清照确实是一个“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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