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八十一岁的屠呦呦堪称“青蒿素之母”。她自1969年加入“523”科研项目，着手研制治疗疟疾药物以来，从成千上万种中草药中，成功筛选出了对鼠疟原虫有着很好的抑制性的青蒿提取物，率先发现了使用乙醚可以高效提取青蒿素这一最具价值的方法，并对青蒿素以及改进型药物双氢青蒿素进行了深入的药理与毒理研究，最终使其真正成为令人瞩目的新结构型抗疟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从而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
出身中医世家，考取西医专业
1930年12月30日，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开堂坐诊的父亲摘引《诗经》中的一句话“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
受父亲影响，屠呦呦从小就喜欢翻看医书。当时，屠家楼顶有个摆满各类古典医书的小阁间，这里是屠呦呦童年时的阅览室：《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千金方》、《四部医典》、《本草纲目》、《温热论》、《临症指南医案》……虽然因识字不多且读得磕磕绊绊，但这里却是她医学梦萌发的温床。一天又一天，屠呦呦慢慢地长大懂事了。她常常会在读书之余跑下楼来给父亲做帮手，而看到前来求医问药的病人喝下父亲煎熬的汤药后疼痛逐渐有所缓解，心里不由得对中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每当父亲背起竹篓外出采药时，她都会像个跟屁虫似的一路追着，或钻进丛林寻觅，或抄起铁铲挖掘，或捧起药棵嗅闻，其间自然会不停地向父亲询问诸种中草药的点滴知识，比如采收时节、药用部分、保存方法、品质疗效、贮藏要点，等等。回来后，屠呦呦的劲头会更大，她宁可不吃饭不睡觉，也非要跟着父亲一起炮制药材，忙得不亦乐乎。
就这样，屠呦呦在医学的道路上愈走愈带劲，心中治病救人的梦想也随之清晰起来。
带着这个梦想，1951年，屠呦呦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药学院）药学系，她选择的专业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毫无兴趣的生药学。让父亲有些意外的是，生药学是西医专业而非中医专业。她解释说：“药物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和工具，我觉得生药学专业最可能接近探索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领域……”闻言，父亲点头赞许，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屠呦呦是有远见的。
年轻的“生药学研究员”
大学四年，屠呦呦系统地学习了生药学理论，尤其对该专业中的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等课程钻研甚深，并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
中医研究院为卫生部直属机构，承担着“继承发扬中医药学宝库，积极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任。因而，虽然正值初创，且条件艰苦、设备简陋、待遇微薄，但各部门人员却是激情高涨。这为刚刚走出校门的屠呦呦增添了不少力量和信心。她一头扎进了生药学研究工作中——积极响应国家防治血吸虫病的号召，时而跑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时而蹲在室内进行实验研究，先后出色地完成了对有效药物半边莲和品种较为复杂的中药银柴胡的生药学研究。这两项成果后来被收入到《中药志》中。因此，仅仅参加工作两年多一点儿，屠呦呦就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这个荣誉称号在当时有着极高的含金量，它代表着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获得了国家和人民的认可。
然而，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屠呦呦没有自我陶醉，她清醒地认识到要想真正实现自己少年时立下的治病救人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当务之急就是进一步学习知识充实大脑。
机会很快就来了。那是1959年夏季的一天，卫生部下发了《关于举办全国第三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通知。通知中，鼓励广大学习西医专业的中医药工作者积极报名参加学习，同时详细列举了一系列学习课程和授课教授的名字。读完通知，屠呦呦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个通知来得可真太是时候了！
于是，屠呦呦离开实验室走进了教室。她认为牢牢地掌握课本上的理论知识只是学习医学的初始阶段，要提升自己，最好的方法是参加临床实践，正所谓“读书百遍，只知其义；动手一回，义理皆知”。因而，在紧张的课堂学习之余，她没少跑到医院里央求坐诊大夫，让自己“试一试身手”。
不仅如此，在感受到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后，屠呦呦还根据自己的专业，深入各家药材公司，虚心向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老药工学习中草药的鉴别方法和炮制技术，回来后逐一进行总结和提炼，慢慢地就对药材的品种和质量以及炮制技术，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在日复一日的淬炼中，屠呦呦的学识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而这也为她数年后挺进“523”科研组直至成功发现青蒿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学习班毕业后，屠呦呦重新回到了中医研究院。学了西医，又学中医。有了西医与中医这对翅膀，她注定要比别人飞得更快、更高、更远。
受益于古典中医，研制出救世良药
出色的工作能力，使得屠呦呦在中医研究院乃至卫生部崭露头角，她赢得了诸多领导和同事的好评。
1969年1月21日，屠呦呦被中医研究院任命为科研组长，率队参与国家“523”科研项目，得以从事日后被誉为拯救了数百万生命的伟大事业。
何为“523”项目？这得从头说起：20世纪60年代，全球疟疾肆虐，正在南亚热带丛林中交战的美国与越南两方军队更是深受其害。为了寻求抗疟特效药，美国投入重金着手研制，而缺乏科研条件的越南则北上求助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5月23日，我国秘密召开“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协作会议”，决定研发抗疟新药——由于此事涉及援外备战，具有国家机密性质，遂以“523”为代号。当时，中国正值“文革”时期，大多数科研工作都处于停顿甚至瘫痪状态。但随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一声令下，遍布全国各地的六十余家单位的五百多名科研人员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研发抗疟新药的征程。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各地区的“523”项目组科研人员起早贪黑，筛选了五千余种中草药和四万多个化合物，但最终的结果却未能令人满意——要么是抑制率不稳定，要么是药效甚微。一时间，科研工作陷入了困境。这时候，屠呦呦作为卫生部的第二梯队力量，也参与了该项目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