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创始人杨子，名朱，字子居。
杨朱之籍贯、生平年代已经无法考证。据一些学者推测，杨子生活时代当与庄子(约公元前三六九年至公元前二八六年)同时，而比孟子(约公元前三七一年至公元前二八九年)略早一些。
有关杨子的著述，没有流传下来，仅只在《孟子》、《庄子》、《吕氏春秋》、《列子》、《淮南子》及汉代刘向《说苑》等书中保留一些记载。虽然如此，杨子仍不失为战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而其思想影响所及，历两千余载至今。
孟子》批评“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孟子》）因为孟子有这样一个可以批评的对象，我们完全可以认定，杨朱的确比孟子早来到这个人世上。同样可以想象得到，杨子的学说，在孟子之前，已颇具影响。在孟子活动时期，墨子学说，杨子学说，几乎与儒家学说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以当时舆论“孔墨”、“杨墨”并提，而孟子常有痛骂杨子之举可窥一斑。那时期杨、墨学说有可能充塞里巷间，以至世人冷落了孔子学说，为凸显儒家思想，孟子真有猛烈抨击杨、墨的必要。(参见叶龙《历代人物经济故事·杨子》)
梁启超在民国初年曾经惊呼过：“今举中国皆杨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那是因为他和许多人持同样看法，把杨学当成是使人自私，极端利己的学说。给杨学戴上这顶帽子，当推孟子为首，其实，孟子的说法，不太负责。
战国时期，中国人走向务农、经商、习武、业文分化的一个重要时期。文者，以才能助国君兴国，虽白衣可以晋升公卿，所以许多人以学术为猎官之敲门砖，典型的就象凭辩才取胜的苏秦。武者，为国君慷慨赴死，视人如己，视死如归。而经商、务农则各得其所。
有习武、业文之分，士群中就有儒、侠之别。战国的儒，似乎人人都希望以口舌取胜，而其争辩，多集中表现在任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明人们对私人生活、家庭关系、族缘结构、国家社会的思考达到相当成熟的境地。
以战国诸子来看，他们的形象有大致的分野。儒家看来就象命中注定要为治国奔波的政治人物一样，孜孜以求行销自己的理想。道家则如闲云野鹤，悠游自在的清闲人家。墨家劳劳碌碌，类似一群聪明而又生活刻苦的劳作者。他们慷慨赴难，侠义骨风。而杨家学说，以注重个人修身养性，煌煌有君子之风。法家如拼命三郎，充满冒险精神，敢于冲锋陷阵。阴阳家讲究天运五行，巫师一般。名家如魔术师，往往为自己的魔法所套住。兵家以武为胜。农家事事要求平等。杂家博采众取。纵横家则到处游说、鼓动，犹如传教士一类。
关于杨子学说，可以从《列子》等书记载中探讨。
《列子·力命第六》载：
杨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渐(加剧、恶化)。其子环而泣之，请医(请其父亲允许医生诊病)。季梁谓杨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为我歌以晓之(用唱歌的办法让其明白)？”杨朱歌曰：“天其费识(老天都不知道这病)，人胡能觉(人怎么能领悟呢)？匪佑自天(不能靠老天保佑)，弗孽由人(不由人来造孽)。我乎汝乎！其弗知乎 (不管是你或我，都不知道)！医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晓，终谒三医。一曰矫氏，二曰俞氏，三曰卢氏，诊其所疾。
矫氏谓季梁曰：“汝寒温不觉(寒热没有调节好)，虚实失度(失了限度)，病由饥饱(不均衡)色欲(过度)。精虑烦散(精神失散，思虑过度)，非天非鬼，虽渐，可攻也。”季梁曰：“众(普通)医也，亟屏之！”
俞氏曰：“女始则胎气不足(先天胎气不足)，乳重[左三点水，音肿，乳汁]有余(吃的奶汁过多)。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慢慢积累)，弗可已也(我没法治好)。”季梁曰：“良医也，且食之(留食)！”
卢氏曰：“汝疾不由天(造成)，亦不由人(为)，亦不由鬼(来作怪)。禀生受形(人获得生命承受形体)，即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有所控制又有所明白)，药石其如汝何(药物针灸对你的病情又有什么作用)？”季梁曰：“神医也，重贶(音况，赠，赐)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音抽，病愈)。
《列子·说符第八》云：
杨朱曰：“利出者实及(给别人好处，自己也会收到实际效益)，怨往者害来(把怨恨发泄于他人，自己也会遭到祸患)。发于此而应于外者唯请(从内心出发的利益与怨恨，在外界中马上会有反应)，是故贤者慎所出。”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年轻仆人)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之者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杨子戚然变容，不言者移时(长时间不说话)，不笑者竟日。
门人怪之，请曰：“羊贱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损言笑者何哉？”杨子不答。门人不获所命(不了解先生的心思)。
弟子孟孙阳出，以告心都子。
心都子他日与孟孙阳偕入而问曰：“昔有昆弟(兄弟)三人，游齐、鲁之间，同师而学，进仁义之道而归。其父曰：‘仁义之道若何？’伯(大儿子)曰：‘仁义使我爱身而后名(仁义教我爱惜身体而将名誉放在后面)。’仲曰：‘仁义使我杀身以成名。’叔曰：‘仁义使我身名并全。’彼三术相反，而同出于儒。孰是孰非邪？”杨子曰：“人有滨河而居者，习于水，勇于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携带)粮就学者成徒(成为徒弟)，而溺死者几半。本学泅不学溺，而利害如此。若以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
孟孙阳让之(责备心都子)曰：“何吾子(指心都子)问之迂(迂曲不直接)，夫子答之僻(怪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学习方法)丧生。学非本(根本上的)不同，非本(观点的)不一，而末异若是(结果却有相当大的差别)，唯归同反一，为亡得丧(只有回归到相同的路子上，回归到一致的根本观点上来，才能不会丧失生命)。子长(长时期在)先生之门(下)，习先生之道(学术观念)，而不达(明白)先生之况也(用的比喻)，哀哉(真可怜)！”
记载中可见杨子的学生有孟孙阳、心都子。
杨朱教导学生也和当时诸子一样，随时随地启发学生，用诸如“不答”的方法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疑问。解答复杂的问题，则引用简单的生活常识，用比喻而说明道理，更为形象生动而富有启发思维的作用。
当时的学生，也是见疑究之，追着老师不放，在儒家也是一样。
本篇也表达了杨学对儒学教义的质疑，所谓“三术相反，而同出于儒”，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儒家观念的不同理解。
本篇也反应了当时人们的一些经济生活方式：牧羊为生的邻人。操舟鬻渡，利供百口的人。自带口粮来学习操舟鬻渡以求生活的人。
在看看杨子的思想。其中“歧路亡羊”所包含的意思相当深刻。对惯于简单的生活方式的“羊”来说，道路的繁杂会使它迷失方向，多种选择的环境将使它无所适从，最终迷失自己。而对于“寻羊者”来说，多条道路，会对他造成迷惑，同样他也将徘徊在岔路口而无法选择继续前进的方向
《论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一些他称为“隐者”（《微子》）的“避世”（《宪问》）的人。这些隐者嘲笑孔子，认为孔子救世的努力都是徒劳。有一位隐者把孔子说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同上）。孔子的弟子子路，有一次回答了这些攻击，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早期道家和隐者
隐者正是这样的“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还是败北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太坏了，不可救药。有一位隐者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论语·微子》）这些人大都离群索居，遁迹山林，道家可能就是出于这种人。
可是道家也不是普通的隐者，只图“避世”而“欲洁其身”，不想在理论上为自己的退隐行为辩护。道家是这样的人，他们退隐了。还要提出一个思想体系。赋予他们的行为以意义。他们中间，最早的著名的代表人物看来是杨朱。
杨朱的生卒年代未详，但是一定生活在墨子（公元前约479一前约381年）与孟子（公元前约371一前约289年）之间。因为墨子从未提到他，而在孟子的时代他已经具有与墨家同等的影响。孟子本人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膝文公下》）《列子》是道家著作，其中有一篇题为《杨朱》。照传统的说法，它代表杨朱的哲学。但是现代的学者已经深深怀疑《列子》这部书的真实性，而且《杨朱》篇中的思想，大都与其他先秦的可信的资料所记载的杨朱思想不合。《杨朱》篇的主旨是极端的纵欲主义，而在其他的先秦著作中从来没有指责杨朱是纵欲主义的。杨朱的思想真相如何，可惜已经没有完整的记载了，只好从散见于别人著作的零星材料中细绎出来。
杨朱的基本观念
《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尽心上》）《吕氏春秋》（公元前三世纪）说：“阳生贵己。”（《审分览·不二》）《韩非子》（公元前三世纪）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显学》）《淮南子》（公元前二世纪）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汜论训》）
在以上引文中，《吕氏春秋》说的阳生，近来学者们已经证明就是杨朱。《韩非子》说的“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人，也一定是杨朱或其门徒，因为在那个时代再没有别人有此主张。把这些资料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杨朱的两个基本观念：“为我”，“轻物重生”。这些观念显然是反对墨子的，墨子是主张兼爱的。《韩非子》说的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与《孟子》说的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些不同。可是这两种说法与杨朱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后者与“为我”一致，前者与“轻物重生”一致。两者可以说是一个学说的两个方面。
杨朱基本观念的例证
上述杨朱思想的两个方面，都可以在道家文献中找到例证。《庄子·逍遥游》有个故事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为。”许由这个隐者，把天下给他，即使白白奉送，他也不要。当然他也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这是《韩非子》所说的杨朱思想的例证。
前面提到《列子》的《杨朱》篇，其中有个故事说；“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这是杨朱学说另一方面的例证。《列子·杨朱》篇还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我们不能相信这些话真是杨朱说的，但是这些话把杨朱学说的两个方面，把早期道家的政治哲学，总结得很好。
《老子》、《庄子》中的杨朱思想
在《老子》、《庄子》以及《吕氏春秋》中都能见到杨朱基本观念的反映。《吕氏春秋》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孟春纪·重己》）这段话说明了为什么应当轻物重生。即使失了天下，也许有朝一日能够再得，但是一旦死了，就永远不能再活。《老子》里有些话含有同样的思想。例如，“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第十三章）这就是说，在为人处世中，贵重自己身体超过贵重天下的人，可以把天下给予他；爱他自己超过爱天下的人，可以将天下委托他。又如“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第四十四章）都表现出轻物重生的思想。《庄子》的《养生主》里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也是沿着杨朱思想的路线走，先秦道家认为，这是保身全生免受人世伤害的最好的办法。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很坏，受到社会惩罚，显然不是全生的方法。但是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太好，获得美名，这也不是全生的方法。《庄子》另一篇中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间世》）一个享有有才有用的美名的人，他的命运将会和桂树、漆树一样。
所以《庄子》里有一些话赞美无用之用。《人间世》篇中讲到一棵很大的栎社树，是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所以匠人不砍它。栎社树托梦对匠人说；“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这一篇最后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无用是全生的方法。善于全生的人，一定不能多为恶，但是也一定不能多为善。他一定要生活在善恶之间。他力求无用，但是到头来，无用对于他有大用。
道家的发展
这一章所讲的是先秦道家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先秦道家哲学的发展，一共有三个主要阶段。属于杨朱的那些观念，代表第一阶段。《老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二阶段。《庄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我说《老子》、《庄子》的大部分思想，是因为在《老子》里也有代表第一、第三阶段的思想，在《庄子》里也有代表第一、第二阶段的思想。这两部书，像中国古代别的书一样，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而是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写的，它们实际上是道家著作、言论的汇编。
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全生避害。为了全生避害，杨朱的方法是“避”。这也就是普通隐者的方法，他们逃离人世，遁迹山林，心想这样就可以避开人世的恶。可是人世间事情多么复杂，不论你隐藏得多么好，总是有些恶仍然无法避开。所以有些时候，“避”的方法还是不中用。《老子》的大部分思想表示出另一种企图，就是揭示宇宙事物变化的规律。事物变，但是事物变化的规律不变。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规律，并且遵循这些规律以调整自己的行动，他就能够使事物转向对他有利。这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二阶段。
可是即使如此，也还是没有绝对的保证。不论自然界、社会界、事物的变化中总是有些没有预料到的因素。尽管小心翼翼。仍然有受害的可能。老子这才把话说穿了：“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这种大彻大悟之言，《庄子》有许多地方加以发挥，产生了齐生死、一物我的理论。它的意思也就是，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生死，看物我。从这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就能够超越现实的世界。这也是“避”的一种形式；然而不是从社会到山林，而很像是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这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庄子》的《山木》篇有个故事，把这一切发展都表现出来了。故事说：“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
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放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这个故事的前部分，表现的就是杨朱所实行的全生理论，后部分则是庄子的理论。这里所说的“材”，相当于前面引用的《养生主》所说的“为善”。“不材”，相当于“为恶”。“材与不材之间”，相当于“缘督以为经”。可是一个人如果不能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那么这一切方法没有哪一个能够绝对保证他不受伤害。不过，从更高的观点看事物，也就意味着取消自我。我们可以说，先秦道家都是为我的。只是后来的发展，使这种为我走向反面，取消了它自身
战国时期古籍中之杨朱
《孟子·滕文公》：“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尽心》：“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
《庄子·应帝王》：“杨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响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杨子居窜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庄子·骈拇》：“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棰辞，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而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庄子·{月去}箧》：“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庄子·天下》：“而杨墨乃始离跂，自以为得，非吾所谓得也。夫得者困，可以为得乎？则鸠鸮之在于笼也，亦可以为得矣。”
《庄子·山木》：“杨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症状，其一人恶，恶者贵百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杨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心，安往而不爱哉！’”
《庄子·徐无鬼》：“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惠子曰：‘今天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相拂以辞，相镇以声，而未始吾非也，则奚若矣？’”
《庄子·寓言》：“杨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艺机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杨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履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闻，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过。’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杨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
《荀子·王霸篇》：“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
《韩非子·显学篇》：“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
《韩非子·说林》：“杨子过于宋东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恶者贵，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杨子谓弟子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杨朱曰：‘子毋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岂能无怪哉！’”
《韩非子·六反》：“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于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