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研究的创造性转换

哲学史研究的创造性转换

丁立群 《 光明日报 》（ 2012年05月29日   11 版）

    一般来说，哲学的创新有两大资源，即社会现实资源和哲学史的思想资源。对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说，哲学史的思想资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而作为哲学的主干学科，哲学史研究的创新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哲学的创新和繁荣。然而，现实的哲学史研究却并不尽如人意。

    从学科格局来说，哲学领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形成了细致的学科划分，在这种细致的学科划分下，我们对哲学研究人员进行了学术分工，把每个人都固定在哲学之下所谓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内，甚至某个流派、某个人物。于是，这样一种研究，就研究主体来说，导致了理解视域的局限；就研究的对象领域来说，则导致了学科领域的隔绝。

    在这种学术分工中，特别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理论研究的分离导致了更严重的学术弊端。

    首先，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研究的分离，就使哲学史无法与普通的历史研究区别出来，哲学史研究变成了一种繁琐的资料（文本）考证和思想考证，变成了一种与历史学中的“编年史”研究相类似的哲学家的思想传记——思想的编年史。哲学史研究变成了注解，甚至仅仅变成了哲学史文献的翻译。在这种层面上，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一种无思想的研究，它只能局限于国内学者间对话，而无法进行国际间对话——因为我们的研究与国外学者的研究不在同一层次上。

    其次，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研究的分离，也使哲学研究变成了缺乏哲学史基础的空洞的思维抽象。这种空洞的思维抽象由于不能把自己的研究奠基于哲学史的基础之上，因而不能站在哲学历史发展的前沿，充分汲取哲学史的精华而变得空洞、落后，同样无法与当今世界前沿哲学平等对话。

    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理论研究的分离甚至引起了两个从业群体的对立：从事哲学史研究的人认为搞哲学理论研究的人并不掌握真正的哲学知识；研究哲学理论的人则认为搞哲学史的人没有自己的思想，脱离现实、不切实际。

    如何克服这一弊端，使哲学史成为哲学创造的源泉，实现哲学史研究的创造性转换？

    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应当转换对哲学史本质的理解。关于哲学史的本质，国外哲学家有很多理解。如有的哲学家把哲学史与科学史进行对比，认为哲学史不具有科学史的进步性质，它本质上应当是一种艺术史；有的哲学家认为，哲学在本质上是人类不同气质冲突的历史，他们列举了主要的两类气质即刚性气质（唯物主义）和柔性气质（唯心主义）；还有的认为哲学史不过是语言的错误使用所形成的形而上学的历史。我认为，在这些理解中，第一种观点实际上没有深入地理解哲学史的进步问题；后两种观点则失之肤浅，他们都没有涉入到哲学史表面形态的背后，没有从哲学与人的存在的关系理解问题。

    何谓哲学史？这一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即何谓哲学，因为哲学史不过是哲学的历史性展现。哲学与科学是根本不同的。哲学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存之中，所以，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有一种科学，却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一种哲学：每个人都有一种以终极价值为核心的认识和行为“框架”，以整合生存的具体认知和行为。所以，从生存论上说，哲学与人的存在紧密相关。如果说，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哲学作为文化的“硬核”，则关联着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何谓哲学史？哲学史乃是以历史形式展开的人类本质存在的观念形态，或者说，哲学史内在地蕴涵着人的历史性存在。因此，哲学史并不是普通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恰恰相反，哲学史就是不断生成的哲学。正如人的存在的历史性一样，哲学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也必然表现为哲学史，因此，哲学史并不是死的历史，而是富有生命力的活的历史。哲学即哲学史，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这正是哲学与哲学史同一性的本体论根据。

    在这样一种理解下，我们就可以在哲学史研究中实现一系列转换：

    首先，应当转换哲学史的研究视域。

    传统上，哲学史研究往往是一种历史学范畴的研究。在西方历史学界，存在着一种对历史是采用“历史学研究”方法还是“历史哲学研究”方法的争论——这实质上是存在于历史学和哲学之间的争论。前者代表了历史学的传统，它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实证性，反对对历史进行哲学的思想性研究。可见把哲学史纳入历史学范畴就是把哲学史当做一种客观的、“是其所是”的既成的知识体系，把哲学史的内容凝固起来，进行思想“考证”式的研究。这种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仅止于这种研究是不够的，它还没有进入到哲学研究，仅仅是哲学研究的准备阶段。

    所以，我认为，要把哲学史置于哲学研究的视域里，对哲学史进行哲学研究，并通过这种研究去把握内在于哲学史的人的历史性存在。这要求我们要从哲学史研究的历史学的、“科学”视域，转换为一种哲学的阐释学视域。

    其次，应当转换哲学史研究的方法。

    哲学史研究就是哲学研究，一是体现为哲学研究的“史”和“论”的统一性。“史”和“论”的分离是资料整理与思想创造的分离。实际上，哲学史研究就其传统的研究方式和结果而言，只是为哲学研究提供一种思想资源和借鉴，哲学理论研究则属于思想创造。但是，这样一种“史”、“论”分离的研究格局却把统一的思想过程——思想创新和创新所凭借的思想资源一分为二，使哲学史研究变成了单纯的学术研究乃至单纯的资料整理；使哲学研究变成了空洞的奇思冥想——这种奇思冥想由于缺乏哲学史思想资源的营养和启迪，往往处于落后状态。所以哲学研究的“史”和“论”应当是统一的。二是体现为侧重于思想性和创造性的哲学阐释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我们在哲学史研究中，应当形成与哲学史及哲学史上思想家的真正的思想交流和对话：就如同研究者与历史上的哲学家在讨论问题。在这种交流和对话中，真正把握哲学史或历史上哲学家提出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把哲学史上的哲学问题，在现代的视域里予以丰富、拓展、深化和解决，通过“视域融合”实现哲学史的创新。

    再次，应当转换哲学史研究的目的。

    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在历史学范畴里以及在传统的学术分工格局里，哲学史研究的目的仅在于把哲学史上思想家的思想“研究”清楚，在于把哲学史或历史上哲学家思想这一“客观”的知识体系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在对哲学史本体的新的理解基础上，在转换了哲学史研究的理解视域及其研究方法后，哲学史研究的真正目的，也就变得清晰了。

    在哲学史研究形成的新的阐释学的对话关系中，哲学史不再是一堆死寂的哲学思想化石的堆砌，而是一条流动的河流，一条富有生命的思想之川，虽古老而日新。这种富有生命的思想之川在本体论上内涵着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和无限的超越性；在认识论上，是要把哲学史的哲学问题或者历史上哲学家的问题在现代的视野里加以拓展和深化。这恰恰表明了人的历史性，表明了哲学史的生成性，这种生成性使哲学史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活生生的哲学史。哲学研究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形成哲学家的思想传记，而在于赋予哲学史以一种生命力，使哲学史成为生长的哲学史，成为不断重建的、发展的哲学史。

    我认为，经过如此转换的哲学史研究才能真正进入哲学创造的领域，才能成为创造性的哲学史研究。因而，哲学史研究也才能与哲学研究统一起来，为哲学的创新和繁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院文化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