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哲学”（Philosophieren，Doing philosophy）不同于学哲学，学哲学是指对哲学家思想理论和哲学史的学习和掌握，是一种对外在文本对象的学习、理解、领会和解释，哲学史家就需要具备丰富的哲学理论和史学知识； 做哲学则不同，它是一种依照内在的哲学性的思维方法训练以探究事物和世界本质性问题而进行的思考活动，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哲学实践、哲学操作、哲学活动，并不一定需要哲学理论和哲学史知识，只要通过哲学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训练，每个人都可以做哲学，去哲学性地思考问题，从本质上说，做哲学是一种哲学性方法和思维方式训练后的运用活动，当然，从更高的意义上讲，做哲学也是人的某种思维活动和存在方式。 从哲学史上来看，苏格拉底就是一种做哲学的样态，是在做哲学，没有确定的结论和答案，呈现的是一种对问题的哲学性的思考和论证、论辩过程。 一、何谓做哲学： 相关主要文本读解 近些年来，做哲学成为一个热门的讨论话题。之所以出现做哲学的讨论，这既可以理解为是力图对传统的哲学学习和研究方式的扭转和改变，也是出于对哲学在人们存在和生活中的日益弱化及其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小的担忧，并力图通过做哲学的方式，重新彰显哲学对于人们思考问题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每个人都可以做哲学，哲学应以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写作方法得到训练，并反映和运用于人们的生活经验之中。就此而言，在做哲学中，哲学或许方有可能重新焕发生机。 正是在做哲学的意义上，2018年出版的《做哲学——88个思想实验中的哲学导论》一书的作者美国学者小西奥多·希克、刘易斯·沃恩指出，“本书试图表明哲学是一个活跃而蓬勃发展的学科，并且正在积极地参与到当代最重要的智识探究活动中。” 由此而言，哲学就并不只是哲学史家的事情，也不是关于哲学文本之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的事情，哲学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写作方法，只要经过训练，它可以运用和体现于每个人的存在和生活之中。人类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写作方法多种多样，而以一种哲学性的方式思考问题，撰写哲学文章，这就是在做哲学。从根本上说，哲学家便是也应该是“做哲学”之人。 “做哲学”这个概念在英美哲学界已使用广泛，但在中国哲学界还相当陌生。近年来，随着西方多部有关做哲学方面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在我国哲学界，做哲学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极大兴趣。  2017年，英国哲学家加里·考克斯《做哲学——如何更清晰地思考、写作和争论》一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根据该书译者卫青青在内容简介里的介绍，考克斯该书里着重谈到了何谓哲学，如何做哲学的问题。 在作者看来，做哲学，并不复杂，就像做任何其他一件事情一样简单，如同学习走路跑步，一步一步来，会摔跤，但慢慢地，时间长了，就学会走路和跑步了。 也像打网球一样简单，经过训练，掌握了技术，谁都会打网球。也就是说，做哲学是同样的道理，先从身边细小的事情进行哲学思维训练开始，培养了一定的哲学思维后再去思考那些宏大的哲学问题。 该书作者并没有构建一个宏大的哲学体系，而是从怀疑论和存在主义这些我们熟知的哲学理论切入，通过《黑客帝国》《红矮星号》等我们熟知的影视作品，以及“一棵倒下的树”这个古老的哲学故事，来提出无数的哲学问题，来对外部世界的存在、本质以及人类进化、人工智能、自我信仰、现实确定性、真理、自由、道德、希望、绝望和命运等提出质疑，并从中来阐释不同的哲学理论，展示精彩的哲学辩论过程，引导我们对习以为常的事物进行质疑、思考和辩论，培养我们的哲学思维能力。 依照考克斯的看法，“什么是哲学，即人类不断累积的哲学思考的总和。”哲学向来以复杂难懂而名声在外，但是，“实际上，做哲学或成为一名哲学家，至少是在最基本的层次上，是超级简单的”。 这是因为，哲学史上各种理论观点及其争论浩如烟海，要读完全部的哲学著作几辈子都不够，即使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也不能无所不知，做哲学或成为一名哲学家并不一定需要了解各种哲学理论和争论，因为“哲学，与其说是一个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行动。因此，至少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你要成为一名哲学家只需开始做哲学就好，也就是只要开始哲学思考就好”。 做哲学就在于对人们的态度、观点、信念以及价值观进行理性思考，而有什么样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于你所给出的任何观点的理由和阐释”。 美国学者杰伊·F.罗森伯格《哲学是做出来的——初学者哲学技术指南》一书，也于2018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的目的有两个，其一就是给哲学初学者提供一些有帮助的建议，其二是提出和论述一套如何去做哲学的有用的方法。作者的根本意图就是要学哲学的人进入做哲学，并“通过做哲学，能够真正感受到自由、满足乃至喜悦”。 在罗森伯格看来，哲学是不能教的，但如何去哲学思考或者说如何做哲学则是可教的，也就是处理概念性原材料的技术，诸如组织与解读（exegesis）、阐述（exposition）与论证（argument）等是可以通过教授和训练而得到提高和加强的。 依照作者看法，哲学是人们从事的某种事务，它是某些人从事的一种实践或活动，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理性活动，“哲学是一种理性活动，拥有自己的策略和战术，自己的方法与技术。简而言之，它是一门学科”。“哲学作为一种活动，是将理性运用于其自身的操作，是对理性实践所做的理性研究，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讲，哲学以其独特的方式关乎一切。” 对于哲学这样一项事业，哲学必须具有整体的策略——即一套方法和具体的技术——即应用这套方法的技术，哲学家就是要运用这套方法和技术来做哲学。 由此而言，哲学史在做哲学的过程中只是扮演了一种虽说也很重要但性质上还是方法论的角色，做哲学不是要去学习和掌握哲学史上的各种哲学理论，而是通过哲学史的学习和了解，去熟悉一种概念术语和得到哲学性思维训练，“哲学史在做哲学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方法论角色。它扮演的角色不是哲学家探究的原初对象，而是探究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为哲学家提供了一套共同的表达习惯，共有的概念语汇，以及一系列哲学论证推理的范式。”  2018年牛津大学著名学者威廉姆森也出版了《做哲学——从普通的好奇心到逻辑推理》一书。该书作者以“如何做哲学”为题，批判了哲学研究只是由哲学家在扶手椅（armchair）上完成的，是一种“扶手椅哲学”（armchair-philiosophy）的所谓“例外论”的观点与看法，主张哲学也是一门科学，只是还是一门还不成熟的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哲学，就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做哲学。 哲学的起点是生活经验常识，哲学思考是对常识问题的追问，哲学的不同观点和看法，需要的是论证和辩论，还需要通过思想实验和模型建构来对某种哲学理论进行探讨与检验。 在做哲学中，具有一种逻辑思维能力是十分必要的，演绎推论和归纳逻辑的溯因论证，是重要的思想论证方法。 该书特别是谈到了哲学与哲学史的重要区别，作者认为，虽然哲学史的学习，对于做哲学，对于思考哲学本身的根本性问题是有帮助的，但绝不可将哲学就理解为哲学史，哲学史是哲学的重要部分，不过，哲学并不只是哲学史，原因在于，其一，这是一个自我挫败的观念，主张这种看法的哲学立场是存在争议的，人们不是非得接受不可；其二，缺乏理论支撑，哲学史上所研究的哲学家，几乎都不写哲学史，他们的理论目标不是研究他人的思想理论，而是通过做哲学构建起自己的哲学思想。 其三，将哲学与哲学史等同起来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没有忠实于历史本身，研究哲学问题被研究的历史，尽管也是研究该哲学问题的一种方式，但不能反过来说，研究哲学问题就是研究该问题被研究的历史，因为研究哲学问题还有不是研究其历史的其他方式。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威廉姆森说：“我有时被问到在研究哪个哲学家，仿佛那是任何一个哲学家必须做的事情。我用牛津风格回答道：我研究哲学问题，不研究哲学家。”应该说，威廉姆森将哲学与哲学史作了明确的区分，这就为哲学研究根本上是一种做哲学，而不只是哲学史研究打开了思想和活动空间。 虽然，哲学史研究也可以触及哲学本身的问题研究，做哲学与哲学史研究出发点可以不同，但结果可以是一致的，但无论如何，真正的哲学研究应该是关于哲学问题本身的研究，从哲学史研究进入只是一种方式之一，最终是要归到做哲学上来。 而引起我国学界更为重视、影响也更大的一部著作是，2018年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美国哲学家小西奥多·希克、刘易斯·沃恩合著的《做哲学——88个思想实验中的哲学导论》一书，该书总目的是“通过向你描述和解释如何做哲学并鼓励你去做哲学”。 译者柴伟佳、龚皓在其内容简介中指出，本书通过88个思想实验以实例向读者传达了这样的理念：哲学不仅是用来读的更是用来“做”的；哲学不仅仅是一系列哲人的名字和他们讲过的至理名言，而是一项有着强烈现实关怀和相关性的活动，我们每个人只要掌握了基本的思维工具都可以进行这项活动。 这意味着，哲学活动绝不仅仅包括对哲学史上经典文本的阅读和分析，对哲学史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更要包括对哲学中的六个核心问题，诸如心身问题、自由意志与决定论、身份同一性、相对主义问题与道德、恶的问题与上帝的存在、怀疑论与知识的限度等的哲学性思考训练，以增强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通过逻辑推演、假设情境、思想辩驳等来对经典问题“做”出“正确”的推论。 希克和沃恩在书中说道：“哲学不仅仅是一系列知识的集合，它更是一种活动。所以知道哲学家们得出其结论的路径至少与知道这些结论本身同等重要。”哲学家的工作是努力确定概念运用的充要条件，而科学家的工作是努力确定事件发生的充要条件。 按照作者的理解，哲学就是对关于世界及我们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真理的探寻。做哲学主要表现出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是，能够在一种思辨和论证的思维中辨析不同理论观点，并确立起一种正确与错误的判断，“通过做哲学，你将会区分好的理由和坏的理由、强论证（argument）与弱论证，以及可信的理论与不太可信的理论。 你将会发现并非所有看法都一样好。虽然每个人都有权持有某种观点，但观点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习得这些批判性思维的技艺能够帮助你做出更可靠的判断，并降低你被诈骗犯、撒谎者和吹牛者忽悠的几率”。 其二是，能够不断地对我们思考问题的原则、价值和信念本身不断进行反思，并可能带来全新的哲学改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人类存在行为和生活的改变。“做哲学涉及反思那些你用来组织经验、引导决策的信念和价值。 这要求你质疑预设，分析概念，并做出推断。在这个过程中，你将会发现一些你之前没有意识到的联系、关系和意义。因此，做哲学会加深你对自身和你的世界的理解。”  可以说，近两年英美学界出版的这些重要的有关做哲学的著作，以及其翻译过来的中文译本的出版，给我国哲学界带来了一种如何看待哲学和如何进行哲学研究的新鲜而贴近大众的方式。 显然，做哲学就不仅仅是对事实知识的认知问题，学习哲学知识当然也很重要，有利于人们对人类历史上关于宇宙万物的哲学理论做到了解、熟悉，并通过与哲学家一道思考，对其各种哲学方法熟稔掌握，但这不够，甚至从根本上，并没有进入哲学的存在方式，做哲学就是要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哲学思考方式和写作方法，并自觉地对这种认知技能加以训练，以用于人们对各种问题的哲学性思考和文章写作，这样才真正参与到哲学工作中。 做哲学就是要让哲学成为人们的一种思考问题和生活方式，通过哲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在做哲学中，不断地去对各种问题的根本性或者说问题存在本身进行质疑、批判和思考，进而使事物的意义向我们发生和显现，也使哲学的真正意义和作用与人们的存在和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并在我们实际的生活经验中得以体现和运用。 二、哲学研究中的 “做哲学”认识与理解 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树立起了“做哲学”特别是如何做哲学的典范。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苏格拉底经常通过问答究诘的形式来进行哲学活动，这种被称为“助产术”的方法以一种日常对话形式表现了人们对问题的理性思考，这种做哲学展示的并不是问题的结论，而是哲学性思考问题的方式与过程，正是通过这种哲学性思考方式或者说在这种思维训练中，人们不断地接近关于事物问题的根本性意义的理解和认识。 后来的康德同样强调了哲学作为一种理性能力的训练对于人们思考问题的重要意义，哲学根本上不是一种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而是一种批判性能力的锻炼和培养。 康德认为，“哲学就是一门可能科学的纯然理念，这门科学不能在任何地方具体地被给予，但人们可以沿着种种途径来试图接近它。” 康德的一段自问自答似乎很好地说明了什么是“做哲学”研究——“哲学在哪里？谁拥有哲学？而且凭什么可以认识哲学？我们只能学习做哲学研究，即按照理性的普遍原则凭借某些正在着手的尝试来锻炼理性的才能，但却总是保留着理性对那些原则本身在其来源上进行调查、认可和抵制的权利。” 在这里，康德的意思很清楚，真正来说，哲学从来就不是现成的，哲学是不可教的，可教的只能是如何学做哲学，那就是，通过锻炼、训练理性的才能或者说技能，来对人类的一切普遍原则在其来源上进行调查、认可和抵制，做哲学意味着一种批判性分析、论证。 换言之，任何的原则和结论，其成立或不成立，只有在做哲学中，方能通过纯粹理性的批判性分析和论证而获得其合法性与否的判断和确认。 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对此也有明确的看法，认为“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是在前进运动着”，因而哲学思考的过程远比哲学结论、哲学目的的呈现更为重要。 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说，在一本哲学著作的序言里，“不论对哲学作出怎么样周详的陈述，比如说，给哲学的趋势和观点，一般内容和结果作一种兼容并蓄的罗列，如此等等”，可以说，都是“不适宜、不合目的的”，因为那样就容易“使人觉得，仿佛就在目的或最终结果里事情自身甚至全部本质都已得到了表达，至于实现过程，与此结果相比，则根本不是什么本质的事情。” 这实质上表明，黑格尔更要强调的是哲学思想的过程学习和训练。可以说，做哲学的过程应该比哲学所能达到的结论更加重要，更加贴近一本哲学著作所要阐发的真理。 对此，黑格尔就深刻地指出：“事情并不穷尽于它的目的，而穷尽于它的实现，现实的整体也不仅是结果，而是结果连同其产生过程。”因而，于哲学而言，“——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东西最容易的工作是进行判断，比较困难的是对它进行理解，而最困难的，则是结合两者，作出对它的陈述。” 这也就是说，对于哲学这种学科来说，说出其结论或者说提出某种观点是较为容易的，而实际上更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是通过理解或者说思想论证来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黑格尔是把“哲学体系理解为真理的前进发展”，其真正的意义就体现于此种前进发展过程之中，“哲学史上的分歧意见都是精神进展中的合理环节”“真理是在漫长的发展着的认识过程中被掌握的，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步都是它前一步的直接继续”。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没有对何谓“精神现象学”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大概就是要人们去关注精神的发展和实现自身的过程，通过精神的现象学（并非后来的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理论）的分析和了解，来把握一种哲学性的问题思考和论辩方式，进而于思想过程中领略一种哲学理论的说服力和魅力。可以说，黑格尔的精神之现象学研究就是一种“做哲学”方式的研究。 对于这种做哲学的思想过程的重视，美国学者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就指出：“哲学并不是空洞的体系和无聊的构思；所有社会生活中的规则和行为都属于它的广大领域。” 从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发展来看，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基本上就是一种做哲学，不再将哲学理解为只是一种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科学认识之外再去形成一套关于宇宙万物的知识理论体系，而是强调，哲学就是一种语言意义分析活动，类似科学“校对员”，是对已有科学语言命题陈述的逻辑分析，通过这种语言逻辑分析活动，澄清语言的意义，语言意义问题就是语言分析活动或者说做哲学的问题导向。 美国逻辑实用主义哲学家奎因曾认为，哲学研究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大传统内又包含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是传统的哲学理论和哲学史的研究，另一种则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做哲学，即语言命题的逻辑分析。 而小传统表现出的是将语言命题逻辑分析和命题意义的历史性研究结合起来，本质上也还是一种做哲学研究。应该说，奎因的这一理解，就将整个现当代西方语言分析哲学视之为一种做哲学研究。 于此，法国哲学家阿多更是坚持认为，要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依其看法，哲学活动与日常实践应是连贯的，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主张将语言的意义问题拉回到日常的用途上来加以理解，通过日常语言的具体使用，来澄清和明确语言的意义，以防止陷入语言意义的含混不清，导致形而上学问题的出现和争论不休。 这实际上，就将哲学关切转换成了一种日常语言意义问题的分析活动，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社会性的分析活动。显然，这种哲学研究更注重的是一个语言命题的意义分析活动，在语言日常使用中，去明确和接近语言和被语言所表述的事物的意义，以此而言，此种哲学活动便是一种“做哲学”。 罗素在其《哲学问题》著作中撰写有最后一章“哲学的价值”，在该部分中有这样一段话是值得回味的——“除了显示出那些未被怀疑的可能性这个用处，哲学的另一个价值——或许是它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所思索的对象都是宏大的，对这些事物的思索可以让我们从狭隘和个人化的计算中解放出来。 一个依本能生活的人的眼界，只能囿于个人利益所构成的小圈子中：家庭和朋友或许会包含在内，但外部世界绝不会进入他的视野——除非外部世界有利或有害于那些出现在他本能欲望圈子里的事物。这种生活是狂热而局限的，而相比之下哲学的生活平静而又自由。 处于本能兴趣中的个人世界是狭小的，它被置于一个巨大而强力的世界中，并迟早会被这个更大的世界所毁灭。除非我们能将自己的兴趣扩展到包含整个外部世界，否则我们就将如被困于堡垒中的守军一样，知道自己无法逃脱，最终难免要投降。 这样的生活中是没有平静可言的，只有坚持抵抗的欲望和无以为继的意志在不断争斗。如果我们想找到一个办法使自己的生活变得自由而伟大，我们就必须逃离这个监狱和这种斗争。哲学的沉思（contemplation）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脱身之计。 哲学沉思——在其最广阔的视野上——并不会将宇宙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朋友和敌人、有益的和有害的、好的和坏的，而是不偏不倚地看待所有事物。纯粹的哲学沉思的目标不是去证明宇宙的其余部分都是类似于人的。 所有知识的获得都是自我的一种扩展，但是要得到这种扩展，最好不要直接去追求它，而是要通过在求知欲独自发挥作用的时候所实施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事先期望其对象会拥有这样或那样的特征，而去让自我适合于在研究对象中所发现的性质。 当我们将自我看作是现在这个样子，并试图去证明世界与自我是如此相似，以至于无需将任何看上去异质之物纳入考虑就能获知关于世界的知识，那么自我就不可能得到扩展。”  在该段话中，罗素指出了哲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能够使人跳出自身生活的局限和狭隘以及情绪，而能从超越的意义上去思考一个“巨大而强力的世界”，并达到平静和自由，也使人们变得伟大； 同时也强调了所有知识的获得最好不要直接去追求它，而是要通过在求知欲作用时所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事先期望对象的某种性质和结论，而是在对对象的研究中去发现其性质和结论，就此而言，在罗素这里也已同样明显地认识到，真正的哲学思考就是思想过程，是一种思想过程的研究，也就是一种“做哲学” 三、“做哲学” 的四大面向问题 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布兰德·布兰沙德（Brand Blanshard，1892—1989）认为，最好将哲学理解为一个更古老和更广阔的事业——理解世界的事业——的一部分。因为理解的事业就像人类一样古老，它使人成为他现在所是的这个样子，而且也只有它才能将人塑造成他将可能成为的样子。 这种看法，将哲学与理解联系起来，而理解便是一种去论证和解释的过程，依照现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所言，事物的意义就存在于被理解之中，事物的意义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理解和解释的问题，“理解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Understanding belongs to the being of that which is understood），因此，这也在十分广泛的意义上，不仅将哲学视为理解的事业，更是从理解的意义上，将哲学思考视为一种理解和解释过程，这也就是在“做哲学”。 将哲学视作一种理解世界的事业，那么，这种“做哲学”，应该如何去理解它的主要面向问题呢？在我看来，在理解的意义上，“做哲学”要有这样几种主要的面向： 其一，做哲学需要面向人们的“惊异”之心。柏拉图（Plato）指出，哲学起源于惊异，持有“惊异”之心，亚里士多德也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 “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开始是对身边所不懂的东西感到奇怪，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例如关于月象的变化，关于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万物的生成。” 人类拥有一种惊异之心，才开始了知识的探索和精神的旅程，也真正产生了以诉求于对世界万物以整体的绝对的和永恒性理解的哲学这样一门学科，可以说，没有人类的惊异之心，就不可能有哲学的产生，也就没有哲学的发展。 一个人要“做哲学”，当然，不能缺少这种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之感，缺少这种惊异，也就失去了做哲学的最基础最源始也是最为强烈的内在动因。 人们只有拥有并保持这样的惊异之心，做哲学方有开始，并永远在路上，没有结束。并且，这种惊异之心是出于一种纯粹的理解和把握世界之精神需要，与人的具体的经验的功利需要无关，这样也才会使我们的“做哲学”拥有一种独立自由的品质，思考问题是在一种纯粹的意义上保持最大可能的思想纯洁性，而由此一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绝对性的思想才会向我们的理解发生、显露，思想只是为了自身而存在。 这一点，二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早已有了深刻认识，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哲学——引者）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  对于这种惊异之心和哲学思想的一种自由性质，现代美国哲学家罗森伯格在其《哲学是做出来的》一书中，同样给予了十分重要的强调。 罗森伯格认为，几乎所有人都曾在某些时刻经历过某种冲动，这是一种感觉、一份惊奇或是不安，一些朦胧又富有启发性的问题进入了日常生活，诸如时空会永恒不灭吗？若上帝不存在会怎样？（或者，若存在会怎样？）是否有人真正地自由？一件事情真的有对错吗？有没有绝对真理？某种艺术作品真的就比其他的更好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等等。 面对这些问题，人们有一种不安感，也内在地蕴涵着试图去思考和解答的冲动，在罗森伯格看来，“这样的不安感正是那种冲动，将人引向哲学活动”。这种冲动，本质上，便是一种“哲学冲动”，它表达了一种让世界有意义、让我们身处其中有意义的需求。 在罗森伯格看来，“这一针对我们身处其中的复杂世界的根源性惊奇，这一最基础的哲学冲动，是一切人类探问之流的终极源泉”。其他各门学科也是基于此种哲学冲动的哲学沉思为根源生长起来的，如同橡子成长为橡树那般自然。 同时，罗森伯格也指出，人类的这种惊异之心或哲学冲动所追求的理解并非实用性的理解，哲学沉思并不是一种功利性的活动，哲学也不是一门实用性的学科。这是因为，“哲学性探究不是工具性的，不是件家什。 哲学既不烤面包也不造桥梁。它以明晰性为目标，不是辅助行动的手段，也不促进其他独立的人生目标，而只为明晰性——去理解'最广义的事物是如何最最广义地相互联系的’，去理解这类理解的限度。所以，尽管可能会有哲学的'技术’，但并没有哲学的'实用技术体系’。 这一定也是语源学上将哲学家刻画为'爱者’的意思，不是对知识（episteme）的爱，而是对智慧（sophia）的爱”。 应该说，这种“惊异之心”或者说“哲学冲动”是做哲学也是做好哲学的首先面向的问题，没有这一面向，就没有哲学，也就谈不上做哲学的一切。 “惊异”“理性”“自由”“独立”“自身存在”等，构成做哲学这一面向之核心性要素和要求；而反过来说，正因为人类具有这种惊异之心，这就决定了哲学的出现，也导致了人类通过诉求于理性的思辨论证而试图获得关于世界万物的整体性普遍性和永恒性的理解和把握，如同康德所言，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自发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自然倾向，人类天性是倾向于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一切教养的完成”。 其二，做哲学需要面向人们的实践或生活本身。法国哲学家、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认为，对真理的发现和对善的实践是哲学最重要的两个目标。应该说，“做哲学”不仅仅是对一种问题的哲学性思考和论证，从根本上说，更是人的某种存在和生活方式，最终是要服务于人自身的存在、行为和生活。 就此而言，做哲学有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面向实践和生活本身，通过做哲学以获得关于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本质性的思考，并为人的实践行为确立一种普遍性的意义。 当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说，“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判性地沉思宇宙和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这也包括我们的认识能力以及我们行善和作恶的能力。” 做哲学是人的一种理性活动，只有当将它与人的存在和行为活动或者说生活本身联系起来，才能对我们所奉行的基本价值原则加以批判性反思，也方能不断推进人们关于自身存在意义的思考，形成新的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实践原理、道德行为原则、生活价值体系。  对于这一点，当代哲学解释学的最突出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有着深刻的论述，他认为理解、解释和应用是解释学的三个重要要素，应用不是理解、解释之后的应用，而是在理解、解释之中就蕴含着应用。 对世界万物的理解与人的存在本质和意义的理解是统一的，解释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哲学，并且就是实践哲学，伽达默尔在《科学时代的理性》序言中甚至评说道：“当我们今天在哲学本身内开始把解释学独立出来，真正说来我们乃是重新接受了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 这样，做哲学就需要面向事情本身，面向人类实践和生活本身，因为真正的哲学问题都是存在于哲学之外的，波普尔就指出：“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植根于哲学之外的迫切问题，如果这些根基腐烂，它们也就死亡”。 这里所谓的哲学之外的迫切问题，就是人类的文明文化问题，根本上就是人的存在与实践生活问题。 可以说，这种做哲学面向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开始转向人的存在和生活领域，重视和重建实践哲学是相一致的。 于此，现象学家胡塞尔晚期就以“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改变和扭转了西方哲学的传统研究方向，而开始要求回到一切科学、知识、信念形成前的人与对象的先前的源始关系即“生活世界”上来探讨一种哲学观念是如何发生和向我们显现的。 胡塞尔于1936年在其77岁时，写出了《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一书，对其早期思想和意图做了重新思考，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概念和理论：没有任何前提的科学是不可能的，科学的最初前提就在产生科学认识之前的（或称科学之外的）人与对象的源始关系里，即人的“生活世界”中。 他说：“生活世界是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一切目标以它为前提，即使在科学真理中被认知的普遍目标也以它为前提。” 受到胡塞尔影响，并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和意义上，伽达默尔十分强调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的解释学，根本上是要研究人的存在和生活之意义的理解问题。在伽达默尔看来，理性要表现和发挥自己的力量，就必须指向人类生存的世界，要对这个生存世界加以理性的反思。 这也就是说，理性的最大功用并不是为了去对某一事物的规律性做出认识，而是要服务于人类生活，要为人类的实践行为做出理性的思考，一切科学理性的认识只是这种理性思考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转换我们传统哲学的对象，从那种对所有事物的终极性原因、规律、本质和统一性的思考转到产生这种思考之前的人类现存的生活状态上来，即哲学要“回溯到人的基本状况与理论，以及实践和人与人、实践和人与物的处事经验这些我们不想称之为理论的东西”上来。 其三，做哲学需要面向严格的哲学性思维方法和写作训练。维特根斯坦说：“没有哲学，思想便模糊不清。哲学的任务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清晰，赋予思想鲜明的边界。” 黑格尔也认为，“一门学问的历史必然与我们对于它的概念密切地联系着”。这都意味着，哲学研究或者说做哲学就是一种理性思考，根本上就是在明确概念涵义基础上通过合乎逻辑地思考而论证某个观点或者推论出某种结论。 逻辑地进行思考就是理性地思考，而理性思考最有可能引导我们走向真理。在罗森伯格看来，虽然做哲学的方法很少能形成共识，但对于哲学之作为哲学，其根本性的方法论要求是需要给予逻辑性的论证，关于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共同的，这也就构成如何做哲学的“第一原则”，其“基本主旨在于，哲学的观点或立场需要通过论证（argument）来支持。” “最广义上，论证就是要为信念提供理由。”也就是说，做哲学的“第一原则”所坚持的是，无论何种观点，所持此观点的人，为了在哲学中进行合适的讨论，“有义务努力为其观点提供充分的支持，给出理由，构建论证，以供后续对其观点进行有益和有效的批判研究”。 希克和沃恩也指出：“当你做哲学时，你要么在试图判断一个论断是否为真，要么在试图证明一个论断为真。前一活动需要你能识别和评价其他人的论证，而后者则需要你能构建和维护你自己的论证。” 当然要完成这两步，需要遵循特定的规则和程序，即思维逻辑规则，以进行有效的论证（有效的意思是指，如果一个论证是有效的，那么从真的前提，就可以得出真的结论），并通过不断反复的严格训练来增强哲学思维能力。  这里我们主要从希克和沃恩在《做哲学》著作中的相关理解和论述来说明人的理性的逻辑性思维即论证的主要形式有哪些，如何进行训练，论证的性质和要达成的结论是什么。应该说，这种逻辑性思维训练，对于做哲学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依其理解，逻辑性思维主要有识别论证和具体论证两个重要的方面： 从识别论证来说，就是要运用逻辑规则，去认识一种理论观点论证的过程，以便判断理论观点成立与否以及做出支持或反对的看法。譬如这样一个命题：只有由血肉组成的东西才能思考，所以电脑不会思考。 首先是要识别该命题的结论，就是“电脑不会思考”，接着要识别的是该命题的论证过程，该命题属于“省略三段论”，要找出其中蕴涵而未显示的前提，那就是“电脑不是由血肉所组成的”，这样一来，该命题完整的三段论推演过程显示为：只有由血肉所组成的东西才能思考；电脑不是由血肉所组成的；所以电脑不会思考。该命题结论是演绎推理的结果，只要前提是真的，那么结论也必定是真的。 而就具体论证而言，人的理性逻辑思维又区分为演绎（deductive）论证和归纳（inductive）论证两类。 演绎论证是有效的（valid），在一个有效论证中，结论是从前提中逻辑地推出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效论证中，逻辑上不可能会出现前提为真而结论为假的情况，因为结论只是表达了隐含在其前提中的东西。 比如，“如果所有的存在物都是运动中的物质，则不存在脱离物质的精神”。而归纳论证不是保真的，因为其前提的真不能保证其结论为真。比如，“所有已被观察到的乌鸦都是黑的，所以，所有未来将被观察到的乌鸦都会是黑的。” 可以看出，在归纳论证中，虽然前提为真，但不能保证归纳论证的结论为真，因为我们并没有观察到所有的乌鸦，归纳论证是一种基于经验的由个别推知一般、由特殊推知普遍、由过去推知未来的论证。 与演绎论证可以肯定地确立其结论不同，归纳论证只能高概率地确立其结论，一个强的归纳论证也就是一个假设其前提为真，其结论就很可能为真的论证。 演绎论证大致包含肯定前件、否定后件、假言三段论、析取三段论四种论证逻辑或方式，肯定前件是说，如果p，则q，p，所以，q。例，如果灵魂是不朽的（p），则思考就不依赖于大脑活动（q）；灵魂是不朽的（p），所以，思考不依赖于大脑活动（q）。 否定后件是说，如果 p，则 q，非 q，所以，非p。例，如果灵魂是不朽的（p），则思考就不依赖于大脑活动（q），思考的确依赖于大脑活动（非q），所以，灵魂不是不朽的（非p）。 假言三段论是，如果p，则q，如果q，则r，所以，如果p，则r。例，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提高了利率，贷款就会更加困难，如果贷款更加困难，房产销售额就会降低，所以，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提高了利率，房产销售额就会降低。 析取三段论是，或者p，或者q，非p，所以，q。例，萨莉或者走路或者乘公交车，她没有走路，所以，她乘了公交车。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演绎论证来说，“有效性只关乎论证的形式，所以任何拥有这些形式的论证都是有效的——不论它所包含的论断是否为真。所以要判断一个论证的有效性，我们没有必要去判断其前提是否为真。” 也就是说，前提真假问题是另一个问题，不蕴含于演绎论证形式之内，根本上，演绎逻辑不对前提真假作出论证。  归纳论证不是有效的，或者说其论证的结论并不是必然的，但其仍然是我们去进行论证和相信结论的一种好的理由和方式，这是因为一个归纳论证在假设其前提为真的情况下能高概率地得出其结论，这种论证也可算是一种“强的论证”（strong argument）或者说“有说服力的论证”（cogent argument）。归纳论证大致有三类，即枚举归纳，类比归纳和假设归纳。 枚举归纳是说，通过一些局部因素的观察，归纳出一种整体性的判断，其公式如下：已观察到的A群体的成员中有X%是B，所以，整个A群体中有X%是B。如，观察到某大学中有54%的学生是女生，则得出结论说所有大学里都有54%的学生是女生。 显然，这种枚举论证其真值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选样本的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类比归纳是说，从两个东西某些方面的类似推论出其他方面的类似，其公式如下：事物A拥有属性F、G、H等，同时也具有属性Z，事物B拥有属性 F、G、H 等，所以，事物B很可能具有属性Z。 如，地球上有空气、水和生命，火星就像地球一样也有空气和水，所以火星上也可能有生命。当然，与其他归纳论证一样，类比论证也不能保证结论的真值，至多只是一种高概率性的判断，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越多，则结论越可能成立，相似性越少，其结论就越难成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假说归纳论证是由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首先提出的，他称之为“溯因”（abduction）论证，这种论证方式可能是最为广泛使用的一种推论方式。 它是基于已发生的各种事实，而提出和确立一种理解世界或者说解释某些事物的假说，如果这种假说在现实中越能很好地解释事物，那么它就越合理、越真，反之，则越不合理、越假。 其公式如下：有现象p，如果假说h为真，则它可以为现象p提供最佳解释，所以，h可能为真。也就是说，一种假说如果能很好地解释所发生和表现出的各种现象，那么，这种假说就是最佳解释，就可能是真的。 “最佳解释推论”（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是由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哈曼（G.H.Harman）于1965年发表的“最佳说明推理”一文中最先提出，后为利普顿、希区柯克、希洛斯等学者所推崇，缩写为“IBE”，是指在多种解释中确定最佳解释的一种推论方法。 在哈曼看来，“最佳解释推理与其他人所称的'溯因’'假设的方法’'假设推理’'消除的方法’'消除推理’和'理论推理’相似”，并且，“最佳解释推理属于一种独立的非演绎推理”。具体而言，“当有很多假说都能解释某一证据时，推论者在得到一个合理假说时，必须拒绝其他假说。因此，如果一个已知的假说相比于其他假说能为某个证据提供'更好的’解释，那么该已知假说就是真的。”其推理形式如下： a. C为资料集合；（事实、观察到的现象、给定的情形）， b. A为C的解释；（如果选择A，就可解释C）， c. 其他假设均不能像A那么好地解释C， d. 所以，A为真。 在希克和沃恩看来，所谓最佳解释，是指满足了充足性、一致性、简单性、广泛性和成果性等要求的解释，“最佳解释推断的困难之处不在于找不到任何解释，而在于可以找到太多的解释。 关键在于从所有可能的解释中识别出哪个是最好的。一个解释有多好取决于它能提供多少理解，而这又取决于它能多好地将我们的知识组织和结合起来。我们开始理解事物，就意味着开始将其看作某个模式（pattern）的一部分，而这个模式能包含的现象越多，它就能产生越多的理解”。  由上可见，任何归纳论证都不能保证所论证的结论的必然为真，但还是可以提供高概率为真的结论的。应该说，希克与沃恩的此种认识与现代归纳逻辑体系的集大成者穆勒（Mill）的思想是一致的。 现代英国著名归纳逻辑学家穆勒，在归纳逻辑创始人弗兰西斯·培根所提出的“三表法”（本质和存在表、相似情形下的缺乏表、程度或比较表）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了归纳逻辑体系，就试图以其“归纳五法”理论从归纳论证的“高概率为真”的意义上来说明和解释人类所有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 “归纳五法”就是指“契合法”“差异法”“契差兼用法”“剩余法”和“共变法”。 “契合法”是指，如果现象A的发生，总是与现象B相关联，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则A与B之间有可靠的因果联系； “差异法”是指，如果A现象发生，X现象相应发生，A现象不发生，X现象就不发生，则A现象与X现象之间必有可靠的因果关系； “契差兼用法”，是指“契合法”与“差异法”两者的合用； “剩余法”是指，如果根据已知全部条件，都不足以说明现象X变化的原因，则必有其他某一或某些条件是现象X变化的原因； “共变法”是指，现象X在只有条件A发生变化而其他条件都无变化的情况下，它才与A发生相应的变化，则X与A之间必有可靠的因果联系。 显然，上述主要逻辑形式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于哲学研究而言，坚持和保证逻辑性地思考问题具有严格性的要求，就此而论，逻辑性地思考（包括演绎推论论证和归纳推论论证）是做哲学必须加以严格训练的思维和写作方式，也是必须面向的一个重要的理性思考维度。 做哲学就是要通过这种理性的逻辑性的思考去提出和论证观点或者质疑、反驳结论，以获得知识、并达成关于世界意义和人类存在和生活价值、原则的普遍性整体性和永恒性理解。 当然，在人们的逻辑思维中，演绎论证和归纳论证两者并非完全分离，而往往是综合运用的，正如恩格斯在其所著《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 of Nature）中所言：“——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我们不应当在两者之中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高高地抬上天去，我们应当力求在其适当的地位来应用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而要想做到这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 其四，做哲学需要面向经典文本问题，在论证和辩驳中，创新哲学性意义。 罗森伯格认为，“做哲学的人通常以写作形式呈现其思想”，虽然他们的首要工作并非富于创造性的文字表达，不是以学术方式通盘整理史料，但是，“他们经常在哲学史的背景下探讨历史先贤的观点。” 这就表明，尽管做哲学与学哲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完全撇开对哲学史的了解和研究，做哲学就会失去一种学术史的维度，特别是难以察识哲学史上已有的哲学问题和哲学论证过程。 因此，哲学史知识对于做哲学来说并非必要条件，但不影响将其作为做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那就是面向哲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在对文本的理解（论证和辩驳）中，锻炼自己哲学性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能力，并使做哲学具有了一种历史传承性，也使继续推进哲学根本性问题思考、创新哲学性意义具有了思想上的连续性和可能性。 历史流传物或者说历史性的构形物构成人类历史文化的基础和根基，我们每个人也都生活、存在于历史流传物之中，历史流传物的意义，也正是通过我们每个人对它的经验、理解而向我们发生和显现。 存在于历史流传物中并始终保持着对流传物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了人类知识和思想的连续性与发展性，当代著名解释学家伽达默尔就指出：“对于世界史全部历程的理解只能从历史流传物本身才能获得。” 按照伽达默尔的理解，历史流传物的本质是语言性存在物，而语言性的存在物则从根本上表现为一种文本，“解释学本来的任务或首要的任务就是理解文本”。当然，任何文本的意义都是开放的，永远处于理解和解释之中，实质上，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就是一种做哲学的过程，通过理解和解释，或质疑辩驳乃至推翻经典文本之思想结论；或推进发展乃至创新哲学问题发问方式，构建新哲学理论。 那么究竟什么是经典文本呢？根据伽达默尔的理解，经典文本的“经典性”表现为“规范性”和“历史性”之结合，从其规范性来说，“我们所谓经典性，乃是某种从交替变迁时代及其变迁的趣味的差别中取回的东西——它可以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被我们接触……其实，经典性乃是对某种持续存在东西的意识，对某种不能被丧失并独立于一切时间条件的意义的意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称某物为'经典性’的——即一种无时间性的当下存在，这种当下存在对于每一个当代都意味着同时性。 因此，'经典性’概念中（这完全符合古代和现代对于该词的用法）首先存在的是规范性的意义”。这意味着，一种文本要成为经典，必须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规范性或者说典范性，具有超越一切时间条件的意义。 就历史性而言，“经典性之所以是一种真正的历史范畴，正是因为它远比某种时代概念或某种历史性的风格概念有更多的内容，不过它也并不想成为一种超历史的价值概念，它并不表示一种我们可以归给某些历史现象的特性，而是表示历史存在本身的一种独特方式，表示那种——通过愈来愈更新的证明——允许某种真的东西存在的历史性保存过程”。 这表明着，经典性是一种关于事物认识和理解的真理性和规范性，而这种真理性和规范性又不是凝固的不变的，而是开放的，它就存在于历史之中，是一种历史性的保存，也是一种历史性的流传，其经典意义也总是不断地在人们的历史性的理解和解释中向我们发生、开显和展开，伽达默尔说，“在精神科学里所进行的理解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理解，也就是说，在这里仅当文本每次都以不同方式被理解时，文本才可以说得到理解。”总之，规范性或者说真理性与历史性的结合，这是伽达默尔之所以将经典称为经典，或者说对什么是经典性的重要理解。 这也就是说，经典文本的意义并非固定的，而是存在于人们不断地对其所作的历史性的理解和解释之中，每一次阅读都在展现也在构成经典意义。伽达默尔说：“阅读的理解并不是重复某些以往的东西，而是参与了一种当前的意义。” “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一切东西对于一切时代都是同时代的，在文字流传物中具有一种独特的过去与现代并存的形式”，“文字流传物并不是某个过去世界的残留物，它们总是超越这个世界而进入到它们所陈述的意义领域”。经典意义就存在于人们的不断地阅读、理解和解释之中，正是通过不断地历史性的理解和解释，经典意义方能向我们真正发生、显露乃至传承和发展。 既然经典意义是一种历史性的流传物，其生命力也就存在于人类不断地理解和解释之中，因而，作为一种被理解和解释的经典意义，它就永远不会终止于某一时代或者某一种理解，而是永远的无限的开放的过程，经典理解和解释自然是只有开始，没有结束，“因为要解释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可以一次就被理解的”，“对一个文本或一部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是永远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 应该说，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当代解释学关于文本和经典性的理论于当今的做哲学是十分重要的，既为做哲学的意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从方法论意义上为做哲学的可能性开放了无限的空间，并使之具有一种思想史上的连续性与发展性。 真正说来，经典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根本上，就是一种“做哲学”，这种“做哲学”会在已有的哲学思考基础上，触及那些哲学性的根本问题，并能通过对以往哲学家的理性论证的分析，去为质疑和提出新的论证与思考提供永无止境的开放性和可能性。“做哲学”是一种理性活动，它不同于一般活动会有结束，“做哲学”则永远处在自由的思想探索的道路上。 综上所论，应该说，做哲学开始扭转和改变传统的哲学研究观念和方式，这也是哲学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自我反思、自我补充与自身改变。 所改变的不仅是，哲学研究不只是哲学史研究，真正的哲学研究是一种做哲学，是通过一种理性的哲学性思考问题的方式对世界事物和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刻追问； 而且是，做哲学不只是哲学史家的事情，而可以是每一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哲学，哲学思考可以成为人们存在和生活的一种方式，这种做哲学的意义的广泛性，或许是一种对哲学日益被社会文明边缘化的挽救，在做哲学中，哲学抑或会重新焕发生机，成为人类生活和深度介入和影响社会文明的重要方式。 来源：《哲学分析》2020.1 作者：张能为 ●斯坦福教授：为什么很多人名校毕业，却终身碌碌无为？ ●南大教授：如何避免写论文不是像作文就是像社论？ ●北大副教授反思：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这十六个经典哲学问题，你和哲学家的回答相同吗？ ●敷衍的表情包背后，是当代人无处不在的自欺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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