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一位蜚声中外、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不但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癸酉)2月23日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的—个半农半儒家庭，从小受父辈悉心教育，5岁开始诵读“四书”、“五经”，9岁能缀千言，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1895年赴京会试，参与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并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次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1897年倡“诗界革命”；应邀主讲长沙“时务学堂”，积极鼓吹和推动维新运动。1898年入京，同康有为等人发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曾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创办《新小说》杂志，倡“小说界革命”。1903年前往美洲游历。1911年辛亥革命后返回中国。曾出任袁世凯司法总长，1916年又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1917年间与段棋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任职未及半载，即随段内阁垮台而辞职。从此决心离开政坛，从事教学和著述。1919年游历欧洲各国。1921年秋开始，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校任教，并巡回天津、南京等地学府讲学。曾任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1929年1月19日因病不治，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
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他在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书法对于他的政治活动及学术研究来说，梁氏自己认为只是“余事”而已。但他一生写下近2000万字的著述，所有字都是用毛笔写出来的，写字与他可谓相伴终生。尽管他把书法当作“余事”，他也没有打算成为专业的“书法家”，但收藏金石碑拓、研究书法艺术却是他平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业余爱好”，他刻有用于收藏题跋及其书法的印章数十方，可见其对书法艺术爱好的程度。梁氏于书法所下功夫甚多，特别是退出政坛之后，在著述与讲学之余，他一有时间就研究书法，并以书法临池为日课，随着岁月的增长，其书法艺术亦取得相当的成就。早在1939年丁文隽在所著《书法精论》中就称梁启超的书法“其结字之谨严，笔力之险劲，风格之高古，远出邓石如赵之谦李瑞清诸家之上”。近十年来，梁氏书法更越来越受到海内外书法界及收藏界的珍视。1993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他的楷书寿文十二屏以23万港元成交；1995年北京翰海拍卖他的临张迁碑十二屏以17．6万元成交。
历史上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书法家，其个人书风的形成，都不免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的熏染和制约。尽管同一时代的书法家会形成各不相同的书风，但都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文化思潮以及书法发展的大趋势的产物。
清末至民初，中国书坛继阮元、包世臣著书立说倡导碑学，康有为再著《广艺舟双楫》推波助澜，尚碑书风形成高潮，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书风嬗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继而碑学与帖学并重，互为交融，遂形成一股新的书法潮流。梁启超的书法艺术风格正是在这样—个大趋势下孕育而成的。
从梁启超一生的书法艺术实践及传世的书法作品(手迹)来看，其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梁启超少年时习字开始至1911年，即清光绪至民国成立前，也就是梁氏40岁之前，是梁启超书法艺术实践的承袭期。第二个阶段是1912年至1922年，即梁氏40岁至50岁间，是梁启超书法艺术实践的融合期。第三个阶段是1923年后，也就是梁氏50岁之后，是梁启超书法艺术风格形成的升华期。梁启超书法艺术活动及成就主要在民国成立以后，以此定位，他应属民国时期的书法家。
下面试结合清末民初中国书坛状态，通过梁启超在各个阶段中的书法艺术实践探讨其楷书、行书(行楷书)和隶书的风格特点及其形成和发展过程。
楷 书
清代，科举盛行。一般读书人，都忙于乡试朝考，因此要练习写白折子、大卷子。所写正楷规矩严格、法度古板，被称之为“馆阁体”(也叫翰林字)。为了适应写白折子、大卷子，故当时读书人以学欧体(欧阳询)、赵体(赵孟兆页)的为多。梁启超出生于晚清时代一个半农半儒家庭。因此，少年时的梁启超也依例进行“馆阁体”楷书的学习。后来，他在回忆学书经历时也说过：“我年轻时候，想得翰林，也学过些时候的翰林字，到现在总不脱大卷子的气味。”
梁启超13岁时，在广州越秀山三君祠见到陶睿宣用魏体楷书写的一副楹联，赏心悦目，久久不愿离去。由此产生对书法艺术的浓厚兴趣。之后便常以书法临池为日课，专心学习书法。
1890年，梁启超18岁，受业于康有为主办的万木草堂，攻读经世之学，时逾数载。康氏是中国近代书学史上提倡碑学且卓有造诣的书法家，l889年写成《广艺舟双楫》，这部碑学理论，在晚清碑学中兴时期，给碑学作了一个新的总结和发挥。梁启超正好在这时从师康有为，书法方面也自然要受其“扬碑抑帖”理论的影响。但梁启超在学习书法过程中没有跟着康有为的路子走，更没有生硬地去模仿老师的书法。同时，康有为主张“尊魏卑唐”，认为学书“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窥见古人之日。”而梁启超在学习方法上也没有盲目接受康有为“卑唐”的主张。在广集历代碑版的基础上，他选择从唐楷颜(真卿)、欧(欧阳询)诸体入手，然后由唐牌上溯六朝碑版，进而研习汉碑，以广泛吸收传统的精华。在习碑临池上，康氏取法圆笔一路的魏碑，得力于《石门铭》；而梁启超则决然摆脱“康体”的“阴影”，选择了方笔为主、方圆结合的北魏碑志如《张猛龙碑》、《高贞碑》、《爨龙颜碑》、《张黑女墓志》和《李超墓志》等进行临习，试图另辟蹊径，开创个人独特的书风。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梁启超最的楷书书迹有两件。—件是1894年为家乡茶坑村文昌阁撰书的门联，另—件是1898年致康有为的小楷信札。从梁氏的这两件早期的楷书中，尽管未有风格可言，但从字里行间，却可窥见他年青时对书法学习的认真态度。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出逃时，他身边不忘带上心仪的碑帖。在逃亡的14年间，梁启超虽然身居异国，但学习书法之兴趣依然不减。后来他在整理校勘所藏碑拓《李壁墓志》时写有这样一段记：“碑以宣统元年(即1909年，时梁启超37岁)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片，欢喜累日，……”还有在1911年9月间，他跋自临张猛龙碑赠女儿令娴时写有“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句。是他身居异国期间继续搜集碑刻拓本和研习书法经历的记录。从他1900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题冈州会馆的楷书对联以及1905年署《饮冰室自由书》书名字迹，多少能窥见他在这一相当长的年月里的学书轨迹。
在日本的岁月里，梁启超从事社会活动之余与著述之余，书法临池用功最多的要算王羲之的小楷《黄庭经》了。他在1909年至1911年间，先后以小楷手抄自作诗集一册以及《南海先生诗集》一册，从这两册手抄诗集的小楷手迹中，可见在当时梁氏于二王小楷的功力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当时康有为显然对他的这两册手抄诗集所展示的书法艺术十分满意。康氏在梁启超手抄自作诗集中多处地方就书法的用笔、结构方面作了眉批，还在梁启超手抄的《南海先生诗集》题诗，称赞其书法“精妙绝伦”。
1912年后，粱启超回到中国。在政务与著述之余，一如既往钟情于他的“业余爱好”。只要一有闲暇，他便倾情于书法临池。从梁氏1914年所书的赠鹤俦仁兄楷书对联及1915年题西樵山白云洞楷书对联等作品可看出，经过多年的临习，其书法艺术水平已有明显的提高。
1916年间，他曾再度以欧阳询《化度寺碑》为书课加以精心临习，说明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不断在唐代欧楷与魏碑之间来回游弋，似乎在探索两者之间可以相融的路径。1916年楷书署《盾鼻集》书名便是他这一探索经历尚未成熟的“产品”。其间，他还深研隋《龙藏寺碑》，意在探索从魏碑到唐楷嬗变的轨迹。
1918年，梁启超46岁。自这一年开始，梁氏逐渐退出政坛，潜心于著述和教学活动。这时，他意识到要开始注重自己的书法个性形象，于是刻了一枚专用于书法的印章，印文曰：“任公四十五岁以后所作”。1923年，梁氏51岁。这一年，他在北京西郊翠微山秘魔岩养病，日作书课l小时。期间，他又刻了一枚印章，印文曰：“任公五十以后手笔”。他决意要向人们展示自己的书法艺术经过数十年的研习所取得的成果。
梁启超在1922年50岁之前，其楷书面目还未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然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粱氏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北魏碑志的临摹。尽管政事繁忙，奔波劳碌也未辍笔。直到50岁以后，他还对多种魏碑进行过认真的临习。正由于他对北魏碑志的广采博取，从而为他50岁以后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打下深厚的基础。
同时，梁氏在50岁前后，还着力研习汉碑，探索取汉隶笔意，以丰富魏体楷书的神态。1925年2月5日，他在致仲策弟的信札中写道：“日来写张表，专取其与楷书接近。一月之后，请弟拭目观我楷书之突飞也。”可见他其时对自己的探索成果是充满信心的。
从梁启超50岁以后所写的楷书作品来看，确实已逐步形成自家的风貌。他取唐代楷法和汉隶笔意融入魏碑，刚柔相得益彰，形成了劲健而俊雅的艺术风格。其结体多以魏碑扁方的体势为主，但欧体楷书的险峻特点仍隐约可见。用笔方整为主，圆润为辅；横、竖画起笔方利，收笔圆润及转折之方棱，均取法魏碑；而横画收笔上翻，撇捺之伸展外拓，汉碑隶意犹存。如果说1926年所写的楷书作品如赠寄 庀 仁兄集句楷书对联、楷书七言诗轴、赠杏村仁兄楷书对联、“清风红树”楷书对联以及楷书轴等尚带有一些悍气，在用笔上还带点刻意追求北碑的刀刻所形成的棱角方笔的话，那么他在1927年所写的楷书如南海先生七十寿文、赠铁庵集陶句楷书对联、赠王力集宋词楷书对联、赠任父仁兄楷书对联以及赠豪伯姻兄楷书对联等则更有特色。这些作品，用笔、结体都极具个性，细细品味，刚柔相济、骨力内涵，使人感觉到有一种潜在的力量。笔者认为，这正是梁氏50岁以后以唐楷融入魏碑取得自然结合，艺术风格从成熟到升华的体现。
行书与行楷书
清代中晚期，由于受“馆阁体”的影响及碑学大兴的负面影响，行草书艺术的发展曾一度衰败。随着光绪三十年(1904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行书艺术才得以恢复生机。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后，由于行书书写便捷，抒情达意，更是得到文人以至一般人民群众的广泛应用。梁启超的行书艺术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发展的。这是客观方面因素。
另外，大家知道，梁氏一生著述甚丰，包括政治、哲学、史学、文学、经济、教育、新闻、自然、地理、法律、宗教、伦理等等学科，其中重要著作一百多种。有人计算过他一生著述(包括信函数千件)将近2000万字，如果以他33年的写作时间完成，平均每年要写60万字。据载梁氏一夜就写成了7000字的《国民筹还国债问题》。这样，对于梁启超来说，行书自然是他从事著述、信函交往的主要书体。这是梁氏行书艺术赖以发展提高的一个内在因素。
梁启超40岁之前所写的大量行草书，基本上也是在沿袭着传统的基础前行的。
梁氏的青年时期，也就是他拜谒康有为为师之后，其行草书临池要数唐颜真卿《祭侄稿帖》用功最多。如梁氏1899年致犬养毅信扎，粗观全篇，可见其当时信笔疾书，一气呵成的情景。书中行气章法自然流畅，无矫饰凝滞；细看其运笔圆转、外拓，锋毫变换精到自然；字体姿态飞动。这些都与颜真卿《祭侄稿帖》惟妙惟肖，如出一手。可见，梁氏在此之前对行草书的书写技巧，已非常熟练和精到。及至1903年梁启超书赠竹友先生的澳亚归舟杂兴二首草书四屏(图29)，在用笔方面保持了颜书圆转外拓的特点，而在结字方面，那宽博大度的体势似还受到“康体”行草书的影响。之后，梁启超曾临习过欧阳询的行书。1911年梁氏致林献堂的信札(见1967年12月《传记文学》)以及其间所写的部分书信，字体修长，清劲秀健。从字里行间，不难窥见欧阳询行书《张瀚帖》、《梦奠帖》等的影子。
此外，梁启超40岁以前的行书还有1907年致杨度的信札选段和1910年寄赠仲策弟的行书诗笺，都是梁氏这一时期行书艺术的代表作。
但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行草书作品或行书作品，毕竟是梁氏承袭古人的东西，尽管写得很好，尚未形成属于自己的个性。1912年后，即梁氏40岁后，随着他对北魏碑体楷书的研习，其行书的体势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纳碑版笔势于行书之中，是他这一阶段行书的主要特点。因此，1912年后梁氏的行书都逐渐带有北魏体的意味。本书所收录梁氏19l5年至1918年的信札和题跋碑拓的多件行书作品，如致梁思顺信札、致仲策弟信札、致徐树铮信札以及俞玄墓志跋等都反映出他这一阶段中行书变化发展的轨迹。
1923年起，也就是梁氏50岁以后，其行书(行楷书)艺术通过不断的实践、应用、探索，逐渐以方笔一路魏碑之体势和笔意融入行书之中。特别是1925年初在校勘所藏碑刻拓本时写的行楷书跋语如尉富娘墓志跋、高湛墓志跋、张通妻陶贵墓志跋、颜勤礼碑跋、姚辩墓志跋、皇甫 磷 墓志跋及圣教序跋等，这些跋语中，行楷互渗，魏碑体势明显可见；其用笔沉着稳健，方圆结合，轻重、徐疾、提按分明；既在每笔之中体现运笔的规范，又在结体中生发出丰富的运笔变化。是他行楷书风格成熟的标志一。
1925年后，梁启超于行草书似乎还在继续探索，所见其临王羲之十七帖和临章草千字文都写得相当精妙，并非偶而为之的习作。可惜，他的探索因生命的早逝而未能延续下去。
篆书与隶书
自从魏晋基本完成汉字书体演变后，篆书、隶书的书写艺术日渐衰落，传世书迹无论数量与艺术水平都远不及其余诸体。历代翻刻的法帖、丛帖中，也几乎见不到篆书和隶书的踪影。到了清雍正、乾隆之世，文人学士因害怕文字狱，适逢金石、碑刻不断出土，便转而致力于金石考据之学。当时书法界追古之风日盛，篆、隶书一度受到书家的青睐。至嘉庆、道光年间，篆、隶书的书写艺术得到高度发展。出现了邓石如、伊秉绶、陈鸿寿等以篆、隶著称的高手。但到了清末民初，篆、隶便又成了强弩之末，日渐式微。
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初篆、隶书日渐式微时期，再加上由于日常应用不多，所以在他40岁之前，于篆、隶书也就很少临习了。
梁氏传世的篆书极少。见于1894年题家乡茶坑村文昌阁门额“宏文社学”石刻，是他最早的篆书手迹。之后所能见到的是于1918年临写的汉碑篆书额册页和1923年临写的篆书轴，1925年篆书题孔彪碑则是他偶然所作。但这些篆书都没有自己的特点，只能说明他曾经临习篆书而矣。
梁启超刻意临习汉隶，大概始于他40岁之后。所见早期隶书书迹有1916年署《德育签》书名和《饮冰室自由书》书名等。这一年他还在广州购得汉碑旧拓10多种。梁氏临习过的汉隶很多，但主要有《张迁碑》、《曹全碑》、《张寿碑》、《乙瑛碑》等。他初时临习隶书的目的主要是吸取汉碑的营养，充实到楷书中去，追求属于个人独有的书风(这点在上面关于其楷书风格的形成与发展的论述中已有阐述，在此不再重复)。但后来他在临摹的过程中，却发现汉碑特别是《张迁碑》“如有魔力强吾侪终身钻仰”(见1925年跋自临张迁碑)，于是便对汉隶着力进行研习。
1925年初，他在跋《张寿碑》时写过这样一段活：“此碑丰容而有骨，遒劲而流媚，与我笔路最近，今后拟多临之。”他又在跋《曹全碑》中写道：“余五十三岁初度，与仲策摩挲竟日……”他还在自临张迁碑跋中写道：“平生临摹垂百过，卒不能工”。从这些跋文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临习汉碑的轨迹及其用功之勤奋。这一年，他写的隶书特别多，其中有临汉碑隶书赠燕谋仁兄、赠允滋仁兄隶书横披、赠与曼仁弟隶书对联以及隶书题所藏永寿元年残石碑拓、题颜勤礼碑名等，虽然这些隶书风格多变，但不存在其个人书风的递变，只能说明梁氏写隶书善于用多种表现手法而已。
1927年，他临有东汉武荣碑赠桃三仁兄。这幅隶书与其说是“临”，不如说是“写”。因为《武荣碑》磨泐严重，模糊至不可辩识，梁启超“临”《武荣碑》只是略取其形，而整幅字是在他广泛临习汉碑博采众长化为己有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也就是说，梁氏的这幅隶书实际上是代表了自己的风格，是他对隶书审美意趣的表露。细看之，其用笔圆中有方，结体端稳平和，章法循规蹈矩，精神含蓄内敛，风格淳古而峭健、流丽而圆活。与他品评东汉《张寿碑》所说的“丰容而有骨、遒劲而流媚”的风格相类。这也许就是他所追求的隶书风格吧。
结束语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其书法艺术由于受政治上多方面因素影响以及被他学术著述上的成就所掩，并不受到世人的注意。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梁氏书法手迹的不断公诸于世以及书法界学术界对其书法方面的研究开掘，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至今，我们见到梁启超的书法手迹，仍然可感到一股清气扑入眉宇。梁氏之所以在书法艺术上取得成就并进入“气定神闲，温文尔雅”的境界，首先是他于书法传统深厚的功力和深刻的领悟，其次是他广博的学识和多方面的修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陈永正先生对梁启超的书法艺术作了极其恰当的评价：“梁氏一生，遵循传统书学中的‘古法’，努力探索新路，以其清隽平和的韵致，恂恂儒雅的气度，给以‘阳刚’为主体的碑学书法带来‘阴柔’之美，丰富了中国书法的文化意蕴。”(见陈永正《“康体”书法与康门书家》，载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书艺》卷四)。当然，梁启超的书法艺术相对于同一年代谢世的吴昌硕（1844-1927）、沈曾植（1850-1922）、康有为（1858-1927）等书家来说，其个性风格及所取得的成就尚略欠一筹，但凭藉梁启超的学识才气以及他对书法传统的深厚的修养，如果他的生命之光不是过早熄灭，他的书法艺术定会在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留下更光辉的—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