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此一说：抚仙湖东汉水下遗址是商族发源地】

永生道人 2012-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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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有此一说：抚仙湖东汉水下遗址是商族发源地】作者：考古人许宏

《商族源流史》前言

安阳殷墟发现之后，商朝都城所在地随之尘埃落定。但是，商族之根须何在？甲骨文的起源在哪里？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争讼最多的问题。

本书开篇，罗列了中国抚仙湖水下上古遗址的诸多考古探秘照片。抚仙湖位于云南省会昆明市东南60公里之外，抚仙湖水下有一个上古遗址，它和数千公里之外的殷墟有联系吗？据初步研究，抚仙湖水下上古遗址上限距商朝约有1.4万年，下限约有0.5万年，在这么遥远的时空距离中，殷墟甲骨文没有与中国本土其它文化遗址出土的文字符号和图案有联系，而独与抚仙湖水下上古遗址石质建筑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接轨？说明商朝约有5000年的时间一直游离于中国本土其它文化遗址的时空距离之外，从天而降似的突然一夜之间出现在古代安阳，为后世学者研究其起源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推理和猜测？根据本书例举证据研究得出的结论，殷墟商都所具有的文明起源四要素：大型祭祀中心、文字、青铜器和5000人的聚居点，一一可以在抚仙湖水下上古遗址2.4平方公里的石质建筑群中找到可联系之处。这些有关联的每一痕迹连接得几乎是天衣无缝，吻合无痕。而且，这些文字符号和图案还可以澄清文献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是文字学方面的问题：中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即有一个最显赫的以王—贵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其后发展为帝王—贵族、官僚集团，牢牢地控制着社会。这个集团的最高统治者是王，这个王字怎么写？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中对“王”字的解释：“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但是，甲骨文和金文的“王”字都是上下结构，甲骨文的“王”字上为“┴”，下为“Δ”；金文的“王”字上为“工”字，下为“Δ”或月形，写法上显然与董仲舒讲的“王”字结构是两回事。往上追溯，董仲舒讲的“王”字结构可以东周时期的“王”字吻合，再往上追溯，西周的金文直至殷墟甲骨文，就与董仲舒解释的“王”字结构不一致了。而西周的金文与殷墟甲骨文却可与抚仙湖水下上古遗址石质建筑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接轨。在二者之间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知道甲骨文“王”字上面的“┴”，下面的“Δ”来自石质建筑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金文的“王”字下面的“Δ”或月形为表义文字，上面的“工”字为表音文字。

二是语言学方面的问题：上面说到金文的“王”字上面的“工”字为表音文字，其义是什么呢？根据东周时期吴越之地出现的兵器铭文和相关文献研究，吴越民族自称为“干”或“工”，这个发音在百越民族后裔之一壮族的语言里包含有“天”和“太阳”的意思，我们根据商王族有“日王”自称，其名均以“十天干”的代表字命名之。此外，美国学者约翰·B·诺斯和戴维·S诺斯在《人类的宗教》一书指出：创造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把天叫做“干”，把地叫做“支”。苏美尔人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奠基者，古巴比伦文明为学术界公认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创造人类社会最早文明者称天为“干”，称地为“支”，显然可以推断“干”和“支”为表音文字，“天”和“地”是表义文字。在这里，表义文字是汉文，表音文字是苏美尔人楔形文字的发音。从这个例子看，楔形文字显然与汉字不是同一种文字，因为二者的读音完全是两个系统的文字。但是，美国历史学家斯塔里夫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认为：苏美尔人“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斯塔里夫阿诺斯说苏美尔人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在《人类学》也认为，古代汉语与古巴比伦语是出于同一母源的语言，可是把天叫做“干”，把地叫做“支”的语言，至今只有百越民族及其后裔在继承，从春秋时期的考古文物铭文看是这样，从当今仍在讲同类语言的壮语中看也是这样。据说在战国时期成书的《世本》解释分析，从战国开始，先汉民族就开始把“天干地支”解释为“干”是“树干”，“支”是“树枝”，与苏美尔人楔形文字和百越民族及其后裔把“天”读为“干”，把“地”读为“支”的语义完全不同。这就告诉我们，古代语言通行的是把“天”读为“干”，把“地”读为“支”一类的语言，而不是把“天干地支”解释为“干”是“树干”，“支”是“树枝” 一类的语言。美国学者J·H布雷斯特德在《文明的征程》中讲到“苏美尔文明的发展”时，提出在两河流域当时居住着两个人种，一为白种人，一为蒙古人种。由此可证，创造出楔形文字，“语言与汉语相似”的苏美尔人应该属于蒙古人种。而蒙古人种讲述的应为把“天”读为“干”，把“地”读为“支” 一类的语言。甲骨文、金文出现许多“父”字和“母”字，根据《朱熹集传》注、《毛诗古音考》、《诗·魏风》，父亲之“父”古读“播”音，母亲之“母”古读“米”音。关于这一点，陈第《毛诗古音考》说得很明白：“凡父母之‘母’，诗皆音‘米’，无有如今读音。”陈第是明朝学者，《毛诗古音考》是考证《诗经》古音的一部研究著作。陈第的研究说明，古代的读音与明代的读音是两回事。而父亲之“父”古读“播”音，母亲之“母”古读“米”音的语言至今仍为许多少数民族所继承，而汉语至少在明代已无古音。

三是宗教学方面：十进位的基础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10个数字，完整的十进位数字出现于殷墟甲骨文。令人费解的是，甲骨文数字的书写形式可以在抚仙湖水下上古遗址石质建筑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找到来源，而且以“十”字面目出现的符号与易学占卜有关，特别是甲骨文数字“七”写为“十”，且与文献记载人死之后另魂七日之后回归的“头七”观念有联系。从这个民间习俗判断有二：一是“十”字符号与死而复生、转世轮回的灵魂复活或投胎转世的习俗有关，且自甲骨文时期就出现，早时可追溯至1.7万年前的抚仙湖水下上古遗址；二是“十”字符号不是“亚”字，自宋代以来把“十”字理解为“亚”字，是一种错误；三是死而复生、转世轮回的灵魂复活或投胎转世产生于古代中国，并非传自佛教。出现“十”字的抚仙湖水下上古遗址、安阳殷墟在时间上远比基督教、佛教使用“十”字或其变体的万字符的时间要早1000至1500年，可见“十”字所代表的死而复生、转世轮回的灵魂复活或投胎转世的理念早于基督教和佛教。

四是民族学方面：根据上述的研究，商朝到西周的文字可与抚仙湖水下上古遗址石质建筑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接轨。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二者之间的时空距离有万年之久，彼此为什么结合得如此紧密，而与中国境内出现的文化遗址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要合理地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建立商朝的这支文化共同体应该具有血缘关系，而且是一个“财产共有群体”。这支“财产共有群体”曾经有过迁徙，据说有“前八后五”之多，他们应该有一段遥远的时间，远离中国境内出现的文化遗址之外自我发展，彼此之间很少有过接触。否则，怎么解释诸多不可理喻的问题：首先是商朝的诸多文化与西亚接近，而与中国本土文化疏远的问题；其次是青铜文明、甲骨文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兴起的问题；第三是甲骨文、金文与抚仙湖水下上古遗址石质建筑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接轨的问题，等等。研究证明，商族这支“财产共有群体”的根在古代抚仙湖畔，证据是水下上古遗址2.4平方公里石质建筑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其形状和解读内容与两河流域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吻合，与殷墟甲骨文一致，它们当属同代证明的证据。由此可以推测，创造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苏美尔人根在远古中国，巴比伦王国建立之后，苏美尔人的主体回归祖籍地，建立了商朝。国外学者研究居住在两河流域的蒙古人种，就是创造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苏美尔人。商族“前八后五”的族群迁徙，有一些路程和范围并不在当今中国版图之内，而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过去，学术界把商朝多西亚文化成分的问题归结于文化交流的原因，但就是没有提出文化交流和碰撞的主体是人，而不是技术。即便是技术靠的也是人的传播！既然承认有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就无法把带来先进文化和技术的迁徙族群从其“财产共有群体”当中分离出去。

五是历史认识论方面：根据抚仙湖水下上古遗址石质建筑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与两河流域、商朝甲骨文接轨的事实，商族之源毫无疑问要从远古中国的抚仙湖畔开始，然后世这支“财产共有群体”的大迁徙。路线经历了远古中国抚仙湖畔—两河流域—远古中国境内---殷墟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在约于公元前6000年的“大洪水”迁徙活动中，因第四纪冰期而选择远古中国抚仙湖畔居住的文明族群，其主体迁徙至两河流域之后，仍有一部分留在本土发展。

地处滇东的曲靖市富源县城东南约17公里的大河乡茨脱村的癞石山，发现一个保存完整，时间在3.8万年左右的大河文化遗址，这“是我国目前仅有的具有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两大典型文化特征的遗址”，属于莫斯特文化。

莫斯特文化是最早发现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文化，“它的发现对研究史前东西方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刘丰：《中国世界古文化》，第190页，时事出版社，2007年）。莫斯特文化属于欧洲先进的文化，上限在20万年以前，下限在公元前1.5万年。“我们必须承认，真正的文明是在古代东方兴起和建立的，而这时的欧洲仍沉浸在后旧石器时代的蒙昧之中”。（【英】戈登·柴尔德：《欧洲文明的曙光》，陈淳、陈洪波译，第21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在如此遥远的年代，欧罗巴人能够从欧洲迁徙到远古中国，难道远古中国的抚仙湖人就不能够在8000年前迁徙到两河流域吗？尽管一些传统思维的学者很难转过弯来，但抚仙湖水下上古遗址石质建筑出现的文字符号和图案与两河流域文化、商朝甲骨文接轨是铁的事实。我们研究发现，2.4平方公里的抚仙湖水下上古遗址存在着石质和干栏两种建筑形式，在建筑风格上形成了万年之前惟一的东西方建筑文化的交汇点，。哪怕是花岗岩脑袋的学者，根本无法否认这些事实的客观存在！

东西方文化在远古中国的交汇，远一点的可追溯到3.8万年以前的“大河文化遗址”；近一点的可追溯到1.7万年左右的抚仙湖水下上古遗址。倘若要追溯大地的根源，只能是茫茫一片汪洋大海；倘若要追溯江河的根源，可能只是开口很小的一处水源；倘若要追溯人类文明的始祖，只有两个人。西方世界找到的是亚当、夏娃，中国找到的是伏羲、女娲。如此，人类社会文明的源头也宛如金字塔一样，越往上走，可行之路越小、越窄。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何来中国文明“满天星”的理论？况且，中国文明“满天星”的时代并不代表文明起源的时代，因为“满天星”的时代是若干社会群体的出现，他们只能是伏羲、女娲的后裔，不能取代伏羲、女娲这两个人。伏羲和女娲的时代是“画八卦”的时代，只有代表“伏羲画卦”易学文化遗址的出现，才可能标志着中国文明的诞生。倘若要追溯中国文明起源的时代，还得到抚仙湖畔去研究水下上古遗址石质建筑出现人工錾刻的文字符号和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