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国家在纪录片生产中扮演主导性力量，承担着纪录片生产宏观上的选题方向、基调把握、成果评估的角色，对纪录片的生产起到了导向作用。1978年以后，由于新闻纪录电影的衰微和电视机的普及，电视纪录片逐步取代了新闻纪录电影的地位，因此国家也不断提高对电视纪录片重要性的认识。国家的因素对于各个层面的纪录片生产尤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选择和把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民族国家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国家组织方式。民族国家的统一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国家理想。美国学者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资本主义条件下印刷媒介的兴起，使以想象的形式创造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可能。民族国家的存在依赖共同体内部成员的认同。但仅靠想象并不能完成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诚然，稳固的民族国家共同体需要有真切的历史作为基础，在历史之上才能逐渐建构民族的文化形象和国家形象。而纪录片一方面以真实为特征，另一方面又需要与历史直接对话。因此，它是表现民族国家形象的最好载体。纪录片中的国家话语能够唤起并持续凝聚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身份认同。
纪录片题材与叙事策略的多样化
当代纪录片始终担负着用影像制造民族国家认同、传播爱国主义的重任。1978年以来，以民族国家为核心话语的主流纪录片，题材逐渐丰富，手法逐渐多样，表达方式也逐渐与世界靠拢。同时，随着西方纪录片及其理论进入中国，中国主流纪录片也借鉴了它的部分理念和方法，调整了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
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人们往往最先提到的是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而这两个题材正好也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纪录片对民族国家再现时最重要的两个来源。借用杰姆逊“寓言”的观点，以大好河山为主题的纪录片本身就是一种民族寓言。它意味着“重整山河”，意味着新的开始。当国家从动乱中走出来之后，重塑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自豪感的最好办法就是继承文化历史遗产，把它们作为生产爱国主义的原材料。事实上，这些纪录片的用意又何止在“山水之间”呢？
新千年以后，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除文化风光、历史遗迹、伟人纪念题材之外，纪录片中的国家话语开始与当下的重大事件结合起来，对事件反映的深度也大大超过了以往普通的新闻纪录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纪录片制作人开始意识到，某些具有独特政治和文化资源的片子潜藏着大量的商业价值。因此，纪录片开始引入了商业营销的理念，即通过纪录片来“营销国家”。
除了题材的不断丰富，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也不断多样化。现实主义题材如何在“宏大叙事”和“细小叙事”之间取得平衡甚至和解，是主流纪录片力图解决的问题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纪录片无一例外都是“宏大叙事”。到了八九十年代，纪录片出现了“细小叙事”的转向。然而，中国电视纪录片界的“细小叙事”并没有取消“宏大叙事”的存在。这在代表中央级电视纪录片制作机构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中国近年来成功的纪录片很多是在坚持宏大叙事的基础之上，实现了两种叙事的对接。有些研究者习惯将“国家—个人”理解成二元对立的模式，这是需要反思的。任何一种表述行为本身都是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宏大叙事”对“细小叙事”的接纳，体现了“宏大叙事”的变化。
纪录片生产主体的结构性要素
中国当代纪录片尤其是电视纪录片，通过再现现实题材体现国家话语，是通过独特的生产体制实现的。其中，生产的主体性要素有三个：一是作为纪录片生产主导力量的国家——控制者要素；二是作为纪录片生产具体组织单位的各种制作机构——组织者要素；三是直接从事纪录片生产的编导等——生产者要素。这三个要素之所以能构成电视纪录片生产体系的结构性主体，是由当代中国的国家特点和电视格局所决定的。
国家在纪录片生产中扮演主导性力量，承担着纪录片生产宏观上的选题方向、基调把握、成果评估的角色，对纪录片的生产起到了导向作用。1978年以后，由于新闻纪录电影的衰微和电视机的普及，电视纪录片逐步取代了新闻纪录电影的地位，因此国家也不断提高对电视纪录片重要性的认识。国家的因素对于各个层面的纪录片生产尤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选择和把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国家之下是作为组织者的各级电视纪录片生产机构，其中主要是各级电视台。《生活空间》等纪录片的组织运作模式在国家级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落地生根，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制片人制度、栏目内部承包等做法使得体制内达成了某种程度的沟通。很多体制外的纪录片人参与到主流电视纪录片的生产中来，从而丰富了节目形态，并创新了传统的纪录片生产模式和纪录片话语。另一方面，这也给地方电视台树立了榜样。很多地方电视台照搬了央视的做法，有的甚至走得更远，推出了纪录片工作室、创作室。这种从“单位化”到“公司化”的变化，成为1990年代纪录片走向市场的一种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话语的实现与生产者性质有着直接的联系。今天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大部分仍是电视台独立生产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台与国家机关部门、地方政府、大型企事业单位，或是民营的电视制作机构展开了一些合作，此外，还有少量民营制作机构独立生产并获准在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电视纪录片也与新闻消息类节目不同。根据规定，新闻消息类节目只能由电视台独立生产。因此，电视纪录片的生产空间、生产主体、生产过程相对复杂得多。
在控制者、组织者的后面，是纪录片的直接生产者——编导，也可以称之为纪录片工作者或纪录片人。纪录片生产者的构成状况、生产状态，是纪录片生产的第三个结构性要素。如果我们将时间稍加延伸，会发现一个纪录片生产者的变化轨迹。优秀的纪录片人可分成崇高理想型、职业理念型及文化自觉型等类型。
在厘清当代中国电视纪录片生产的主体性要素的基础上，这三方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学界需要面对的问题。在纪录片生产中，作为控制者要素的国家、组织者要素的机构与作为生产者要素的编导个人之间，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与过程。这其中既有国家制约机构、机构制约个人的逻辑，也包含了个人影响机构、机构影响国家的纪录片生产的逆向流程。这也正好对应了社会学的“结构—行动”的关系。
一方面，我们习惯于将结构的决定性作用放在首位，即国家与机构通过制度建构、提供经费、评奖处罚等途径决定了纪录片生产个体的行为。另一方面，个体的行为也能反过来影响机构和国家对于纪录片生产的控制。作为个体的纪录片编导既可以个人的志向、态度，也可以自己的生产成就来影响纪录片生产机构，乃至影响整个国家的纪录片生产。当国家制约生产机构，并通过机构制约纪录片生产者个人的时候，生产者个人的行为选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纪录片生产的国家意图。（本文是教育部项目“误读、挪用与吸纳——国外纪录片理论与流派的中国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陈一/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