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潮下的贝家——一个600年望族90年的变迁

过去一个世纪改变了无数中国家庭的命运，并产生了像《家春秋》、《骆驼祥子》和《活着》等一批有关乱世家庭的文学作品。其中一些在大潮中没落下去，而另一些则顽强地延续了下来。

　　2006年10月6日下午3时，苏州老城东北街和齐门路交界处冠盖云集，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夫人，英、法、德、日等国驻华大使馆和中国文化部部长，江苏省各级官员等200多位中外来宾，簇拥着一位兴高采烈的老人，轻轻地推开了一扇朱红色的大门——苏州博物新馆宣布开馆！掌声中两旁围观的苏州乡亲高声地喊：“老贝，谢谢倷！”这个老贝，就是他们的街坊，少小离家老大还的贝聿铭，博物新馆的设计者。是日也，丙戍年中秋节。73年前贝聿铭从苏州走向世界，在地球的不同角落营造了100多件为世人称道的建筑，如今载誉而归，把他自喻为“最亲爱的小女儿”的封笔之作留在故乡，挑选一个团圆之日开馆，为自己绚丽的事业生涯画一个完美的圆。

　　离博物新馆300米之遥，就是贝家的老宅——狮子林。狮子林本是一句禅语，意思是参禅信佛者为林中之狮，佛经中有狮子座一说。园中有上千块状似狮子的太湖石，难怪所有英文资料均望文生义地译为Lion Forest Garden。康熙皇多次赋诗，并赐《狮林寺》，乾隆皇每次下江南均指定下榻狮子林，至今园中乃留有《真趣》匾。1917年，聿铭叔父贝润生斥资80万两银子重修，园东有贝氏家祠、族学和住宅区。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出生，可出生地并不在苏州，而是生在广州，长在香港，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约翰附中，一直到17岁负笈美国。狮子林只是他履历表中的“籍贯”，是他回乡祭祖、接受祖父庭训、感悟儒教传统的地方，是一处精神家园。或许我们可以狮子林为场景，顺着贝聿铭迄今走过的90年的路，回放一次贝氏家族。

　　在苏州繁衍生息的贝氏族人，最早于元末明初来到此地行医售药，在玄妙观音前设馆。贝家乐善好施遂名誉日隆，生意经营有道，至18世纪初已富甲一方。笔者在1982年曾见过摆放在园中的正厅燕誉堂的一个由公园管理处撰写的说明：……贝氏家族历代出过23个丞相（是否包括贝家在中国各地的支系？有待考证。笔者注）。聿铭的祖父贝礼泰，17岁已通过科举的殿试而成为最年轻的朝廷命官。后来因父亲去世返乡承接家业。其时，西风东渐，资本主义在中国已具雏型，在外国人的管辖下上海已发展为远东最繁荣的港口和东西文化交汇点，工商业地主开始将财富从农村转往大城市融入资本运营。贝礼泰协调组建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那是规模最大和最早的以现代化手段管理的私人银行之一，是中国金融史上所谓“南三行”的支柱行（总行设在北京的金城等4家私营银行称为“北四行”）。贝礼泰让三儿子祖贻（聿铭的父亲）上了当地一所美国传教士开办的大学，期间贝祖贻与清朝最后一任国子监祭酒的女儿结为伉俪。大学毕业后贝祖贻不负父亲期望，参与组建官商合股的中国银行。

　　假如说贝聿铭出生前的500余年这个家族都是生活在为仕绅和富农设计的制度中，生活只会泛起涟漪而不会有波澜，那么贝聿铭则是生于中国近代史的多事之秋。1912年末代皇帝已被逐出紫禁城，“共和了”，孙中山试图用中央集权的社会体制摆脱封建秩序，但虚弱的国民政府镇不住局势，各地军阀狂征暴敛畜养军队。1916年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的经理受不住军阀的威吓一走了之。贝祖贻临危授命，南下救急。这就是为什么贝聿铭生在广州。那又为何一岁的时候去了香港？这回是举家仓惶出逃！国民革命军为筹款北伐，向各银行商户摊派，贝祖贻对军政府的苛索无度极为愤怒，抗命不从。军政府下令逮捕，贝祖贻化装成洋妇怀抱小孩连夜乘船去了香港。如此一来竟在香港滞留了10年，至今贝聿铭乃说得一口流利标准广东话。直至1927年，得到国民政府保证不再追杀，贝祖贻携妻儿回沪担任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贻在香港10年也没白呆，他在香港创立了中银香港分行，在英国法律保护下开始了汇兑业务，通过地区差价赚得利润。当时香港的外汇业务由汇丰银行把持，旁人不得染指。汇丰的大班A·G·Stephen是一个习惯在商业函件引用莎士比亚的老绅士，发现这个年轻的银行家竟然在侵蚀他的地盘，于是约见贝祖贻，“What do you want? Boy!”大班居高临下地问，贝祖贻谦卑地回答：“我只想在你做不完的生意中赚一点点皮费。”“那就好，注意手不要伸得太长。”饱读诗书长袖善舞的贝祖贻后来与大班成了好朋友。十年的磨炼令贝祖贻成为外汇业务专家，为回国后重整中银，成为政府专责处理国际金融业务的机构打下基础。中国银行有别于中国人民银行职能延续至今。1934年，贝祖贻提议并协助当局改革货币，以较易管理的纸币“法（定货）币”代替银元，结束了中国500多年的银本位币制。中国银行发行的“法币”上有贝祖贻签名。另一家发钞行是中央银行（国民党党办银行）。1946年3月，经宋子文推荐贝祖贻出任中国银行总裁。此时，全面内战已令国家的财政千疮百孔。1948年4月贝祖贻最后一次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国与国务卿马歇尔商讨援助，几乎是空手而回。非贝祖贻无能，而是杜鲁门总统认为国民党气数已尽无药可救。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中国。1949年5月，蒋介石退守台湾，贝祖贻以准备担任香港和纽约的几家银行和保险公司顾问为由，没有去台湾，最后以89岁高龄在美国终老。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国民党败退前，都狠狠地发了一笔国难财，孔祥熙一人就卷走了一亿三千万美元，留下了千古骂名。令贝氏后人倍感骄傲的是：贝祖贻没有以中银总裁的身份拿走一分公款。中银驻纽约分行的晚辈对老行长满怀敬意。

　　1982年中银拟请贝聿铭设计香港中银大厦时，先去征询贝老先生，老爷子回答很爽快：“这是件好事！”这就是贝家的豁达。没有亲身经历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种种政治风雨的中国人都可能很难理解这种胸怀，以一般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常识更无法明白。2004年的夏天，我陪一名越战老兵Edward回越南。Edward为人直率真诚是非分明，当年是第一批登录蚬港的海军陆战队排长，回国后在新泽西当消防队目，救完9·11大火退休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回一次越南和游遍中国。我安排了从重庆三峡顺流而下至上海为第一站。来到狮子林门口，我为了制造一点“戏剧效果”，有意把公园介绍牌最后的一段“……解放后，贝氏后裔将狮子林捐给国家，1954年对外开放。”一字一句地翻译，果然他一听就跳起来：“Donate? No way! Suite them! Take it back!”(捐赠？没门！告他们！要回来！)因为他知道贝聿铭是我太太的舅舅，所以让我去要回来。我冲他笑笑，晃了一下头，我早知道是这个反应，他却一脸认真地说：“笑什么？这是重要的事，我可以帮你忙。”后来每次通电话他还问Stone Park 的诉讼开始了吗，有什么要帮忙，我只好对他说，非常感谢，我们还在商量中。我没法向他解释，难道能用越洋电话给他补50年的课？

　　1949年，贝聿铭在纽约著名的威奈公司做建筑主任，美国作家Michael Cannell 在《I·M·Pei》书中这样写：“第二故乡允许他有独立思考的机会，去追求新契机，并且从事美国人最擅长的工作——创造未来”。而此时此刻，留在故国的所有贝氏族人正在忐忑不安地等待命运的发落。5月25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开进上海，外滩升起了五星红旗。一个时代结束了。对于贝氏家族这是500余年来最彻底的一次颠覆。无一例外，所有贝氏族人都很从容地交出了全部财富，银行交出去了，电力、燃油和染料的经营权移交了，在法租界南阳路170号老上海称为贝家花园的洋房搬空了，狮子林一晚之间遣散了32位仆人，主人搬去了西花桥巷的几间平房。他们都很明白：这场革命无非是要将有产者变为无产者。他们都很自信：有一样东西谁也拿不走——知识。贝家历来重视教育，男孩女孩都要上学，而且有一条祖训：男丁必须做事。贝家从没出过提笼溜鸟的公子哥。

　　清贫，似乎对贝家没有杀伤力。安贫乐道，成为了集体的自觉行为。受社会主义建设和抗美援朝热火朝天的气氛感染，有一天我岳父和我岳母（贝聿琳）商量：我想主动提出降一级工资，支援国家。岳母很轻快地回答：好咯，你认为好就做。过了三年，我岳父又说：我看好多工农出身的同事比我们还苦，我对革命又没有什么贡献，我想主动再降一级工资。岳母还是那句话：好咯，你认为应该做就做。降了两次工资是什么概念呢？每月82.5元，六口之家！孩子们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每月发薪水的当晚，爸爸和妈妈会拿出写有学费、房租、柴米等“专项”的空信封，把这82.5元象打扑克一样派来派去，必须精确到每一毛钱。真为难了生下来第一天就有两个贴身佣人的贝家四小姐和日理千万的银行家！

　　反右运动，击中了贝家的死穴！本来以为交出了财富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可是突然发现人家觉得你的心没有交出来。毛泽东主席号召：把话都讲出来，帮助共产党整风。自以为多念了点书的贝家老少爷们都不甘落后纷纷进言。有一天晚上岳父很晚还没睡，岳母起来问他在写什么？岳父说不是要给共产党提意见吗？正在写稿呢。岳母拿起看了一遍，顺手划了一根火柴烧掉，扔下四个字：“不要说话！”岳父逃过一劫。非常遗憾，贝家审时度势的本能这次只在四小姐身上发挥。末了几乎是全族皆右派，有的家庭竟然是一门双右。最惨的是岳母在北京轻工业部的弟弟贝重威，因右派入罪判刑22年发配黑龙江劳教，而且头几年音讯全无都以为他死了。好不容易得到他的联系地址，岳母千辛万苦攒了一斤白糖寄去。24年后他对我们说，这一斤白糖给了他活下去的信念，因为家早已散了。

　　以为慎小谨微夹着尾巴可以做人。慢着，你的原罪还没有清算！可是文化大革命是以破四旧立四新为序曲，用唯成分论作标识的浩劫。贝家前500年没有一个工人和贫农，注定要成为第一轮冲击波的牺牲品。运动一开始岳父被列为专政对象。有一次，他挂着“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名字打上红叉的牌子从批斗会回家，四个孩子慌忙把牌子给摘下来，只见细小的铅丝沉重的牌子在脖子上勒出了深深的紫印。没想到他一弯腰从菜篮子里挑了几棵开着黄花的菜芯，又顺手从地上拣了一个瓶子，插好了往桌上一摆，对着四个儿女说：“有花就有春天，有花就有希望！”待那个红色恐怖的夏天过去后，岳父对四个儿女说：“是你们妈妈‘不能死！’这句话让我撑过来了。”

　　现在族中最年长的，是我岳母的姐姐贝聿玿。毫无疑问她是最老的农工民主党委员，今年刚好100岁。她每个月还按时出席党务会议，前年还在上海举办了个人画展。

　　1974年4月，贝聿铭偕夫人随美国建筑师协会代表团第一回到苏州，见到100多位“穿着破旧蓝黑衣服”的亲戚。事后贝聿铭对同行的美国朋友说：“我在他们面前没有一丝一毫的优越感。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可以是我，我可以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一切都是历史的偶然”。说得好！大洋这边的贝氏族人多受了几个浪头冲刷，活得更尊严，更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