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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经典闲话（1）——（5） 
中国书法经典闲话（1）——素朴而活泼的汉简素朴而活泼之汉简
也许有人对将汉简（艺术成就高的汉简）列为中国书法经典不以为然，因为无论汉简的结构抑或笔法，都没有多少真正说得准的规则，除了一般末笔厚重、已经有了隶的舒展和草的随意外，也很难说出它是什么“体”。它字形大多倾斜，笔画随意，大小不定，风格多样。这些不见经传的汉代作者或许不太经意的作品，自1906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县的尼雅遗址发现后，它的史料价值和书法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些或许很普通的作者在竹木片上也许很随意书写出来的短文字句，两千年后成为书法经典，也是历史与文化上颇为吊诡的现象。 但数以千计的汉简的确不仅仅具有史料价值，而且有的的确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甚至，它们的清新自然，它的素朴活泼，也是不可企及的，是我们值得永远追慕的经典。 它处于汉隶基本成熟时期，它正在追求快捷。原先笔画圆融而单调的篆书被隶书取代后，书写经已变为直笔，点画开始多样，字形与笔法得到空前的解放了，书写也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了。而更重要的在于，它们还没有必要循规蹈矩，它更多的时候是率性而为。它不免有点粗疏，但却极其活泼；它不免欠缺雕琢，但却极具素朴之美。 艺术是始于生动而终于自然的。而有价值有意味的艺术都是极具个性的作品。 从本质上说，成熟的汉简的美最大的特征是它的“野性”，这种野性的本质也是排斥造作甚至刻意模仿的。 正像歌唱艺术不可以忽视民歌一样，我们的书法艺术也不可以忽视汉简的“野味”。 我们看鲁迅先生的书法看出他深受汉隶与汉简汉造像的影响，粗看其敦厚圆融、闲适自如书法，往往以为文笔辛辣的鲁迅与其书法风格大异其趣，但细看他从汉简的“野性”中吸取的素朴与活泼，便知道鲁迅在书法上追求的也是自由与自如的境界。
居延汉简 汉简草书
隶书的形成，是中国书体的伟大变革，从篆书循规蹈矩圆转往来的单调笔法中解放出来，汉字形态逐渐变得仪态万千，笔墨变得意趣盎然起来。从美的创造来说，“方块”内有了无限的构造自由，点画个性获得无限生机了。至东汉时期，业已出现了各具特色非常成熟的隶书书体，有了敦厚秀美的乙瑛碑，有端庄典雅的史晨碑，有雄放开张的石门颂，有严整朴茂的张迁碑……而从艺术成就来说，能代表隶书最高水准的，作为隶书极则的无疑是礼器碑（“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 明郭宗昌《金石史》说：“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非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清王澍《虚舟题跋》评为：“隶法以汉为奇，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又说，“唯《韩勑》（礼器碑）无美不备，以为清超却又遒劲，以为遒劲却又肃括。自有分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清杨守敬也说：“汉隶如《开通褒斜道》、《杨君石门颂》之类，以性情胜者也；《景君》、《鲁峻》、《封龙山》之类，以形质胜者也；兼之者惟推此碑。要而论之，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所以难也。”礼器碑书风细劲雄健，端严而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 礼器碑（局部） 从篆、隶、行、草等各体来说，总体上隶书给人的是舒缓、秀丽、优雅的风貌，而礼器碑除了具有一般隶书之美外，更重要的是它俊逸而不失典雅，雄奇而不失秀美，大巧而不失严整。是美的丰富性与统一性完美结合的典范。 古人已多次讲到礼器碑用笔瘦劲具有铁画银钩之力，比之于其他成熟的隶书，礼器碑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是不少字的点画非常瘦劲，甚至可以说是纤细如毛，但在幼细的笔划中却充满节奏的内力；即使是平行的横竖画，也沉着有力，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粗豪的笔划又极其粗豪，而且“蚕头燕尾”的出锋非常干脆果断。作者深知各自笔划必须具有自己的个性，深知统一与多样、变化与协调的关系，每笔决不重复但自然呼应，这样，即使平行的横竖也因其自身的个性而使整个字显得意趣无穷。 人们早已指出《礼器碑》结字上下紧凑，左右开张，犹如大鹏展翅，翩翩有凌云之势。碑中几乎每一字都有一笔很夸张重按的笔画。但波磔的写法在各种隶书中都很普遍。而礼器碑在共通的夸张重按中更注意不拘一格的变化。《礼器碑》不少充满奇气、独具特色的字，是作者天才独具，富于创造与变化的表现。
笔画形态和结构形态其实都作了特殊处理 粗得夸张，雄奇有力 都是为了优美与个性的需要
魏碑极则张猛龙碑
隶书代替篆书逐渐成为典范，草、行便随之孕育而发展，从效率追求与力量表现来说，隶书的规范注定要被楷书的规范所代替。隶书虽舒展优美但节奏缓慢，而且一般不作连笔的隶书并不利于在快捷的行笔中表达力量的美感。在行、草追求快速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笔画更直、连接更快、两端更严格的楷书，最迟在晋代的钟繇便成熟了。 楷书在发展变化中也是追求着各自的风格与美感，在纸（绢、帛等）之外，碑刻也是孕育楷书风格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碑刻（魏碑），是我国楷书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张猛龙碑》（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现在山东曲阜孔庙中张猛龙碑》）便是这经典中的经典。 魏碑大多为方笔，点亦多为三角点，呈现出斩钉截铁方整峻利的特征。但纯方笔的字，笔法相对简单，形态较为单调。
而到了张猛龙碑，虽然以方笔为主，但方圆兼用，不仅有三角点，还有四角、五角甚至六角点，笔画的形态与字形便变得无比丰富了。结字中宫紧收，四面开张呈放射状。线条变化多端似无规律可寻，书写“从心所欲”但绝“不逾矩”。历代名家对此碑可谓推崇备至，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张猛龙碑》列为“精品上”，并称“《张猛龙》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为正体变态之崇”，“结构精绝，变化无端”。杨守敬《学书迩言》说“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则说“风力危峭，奄有钟梁胜景，而终幅不染一分笔，与北碑他刻纵意抒写者不同。”清代至今学习此碑而受益者众，如赵之谦、弘一等是，足证康氏推崇之不虚。陈振濂评价《张猛龙碑》曰：“这是书法美的极则，在北碑中允推首席的名作。”
张猛龙碑用笔沉着痛快，如断金切玉，干净利落；其结体中宫紧密，四面伸张，且随字赋形，不拘方正，达到了自然生动的效果，而在结字上欹侧多姿、险峻而著称于世。 历来都认为张碑多“斜画紧结”，大部分字都有欹侧之势，大致分为左欹、右侧、左欹右侧、上欹下侧等四种类型，极具动感，显示了超凡脱俗的气度。 张碑虽多欹侧取势，但一样保留了从容舒展的特点：
  “方”字首点如磐石，横画平而伸展，“刀”部靠右书写，单钩独撑，以斜对偏，整宇却斜而不倒。“未”字左下点势强劲非常，但右点的稳定而呼应，使这个充满动感的字势强而沉稳。这些字充满奇劲之险
正如康有为说它“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内，皆板精彩。作字功夫，斯为第一。可谓人巧极而天工错矣!”（语出《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
豪迈隽逸的爨龙颜碑
爨龙颜碑是魏碑挖掘的一大发现，这个始建于晋宋间（458年）记述云南边陲爨家光辉业绩的碑刻，注定要给一千五百多年后的中国书法一大惊喜。在此之前，人们意想不到在远离中原的云南有如此高水平的碑刻。以致它一经发现，便博得一片惊呼，范寿铭认为爨龙颜碑“淳朴之气则灵庙为胜，隽逸之姿则爨碑为长”，“魏晋以还，此两碑为书家之鼻祖。”（《爨龙颜碑跋》）康有为说此碑“与灵庙碑同体，浑金璞玉，皆师元常（锺繇）实承中朗之正统。”他在《碑品》中将爨龙颜列为“神品第一”，赞其“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弃，当为隶楷极。”他对爨碑的评价比之对张猛龙碑的还高。
客观地说，爨碑的成就仅次于张碑。但相对张碑而言，爨碑也有其显著的特点和美感。张碑雄强而过险，夸张而容易过度，爨碑则雄强而显得更为雍容有度，豪迈而又不失俊逸。它笔力雄强，结体茂密，继承了汉碑法度，时有隶书遗意，运笔方中带圆，笔画沉毅雄拔，兴酣趣足，意态奇逸。
爨龙颜碑三个“君”字，结体大同小异，但用笔的粗细轻重明显不同。这些同中不同的现象贯彻通篇，在书写与刻画中非常讲求形态的丰富与变化。
隶书形体本趋扁，爨龙颜碑也较多地继承了隶书的方切与舒展，但在爨碑中也有不少形体趋长的字，而且非常注意笔画的飞动与意向，显得很有草味，韵味十足。
中国书法经典闲话（5）——王羲之在哪里？ ——浅说《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
第一次将汉字写得充满性情与意趣的绝不是王羲之，事实上在王羲之之前的卫夫人、钟繇、张芝等就在美的追求中就完全将书法变成一种艺术了。而且比他稍早的陆机的书法也极富性情。但将书法（准确地说是行书）写得无比优美而饶有情趣的毫无疑问是王羲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举止合度充满谦谦君子之风的行书越来越被人们所喜爱。到了唐太宗，既因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也因唐太宗的喜爱，王羲之牢牢坐上了书圣的地位。但历史充满吊诡与意趣的是，因王羲之无与伦比的书法地位，他的作品反而没有留下一幅可以论证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作品。那享誉盛名的《兰亭序》随唐太宗而去就不用说了，即便是现在存于美、日的孔侍中帖、快雪时晴帖、姨母帖、平安帖、频哀帖等，其真实性也欠缺有力证据。虽然这些“真迹”也价值连城，风格与王羲之的也有其一致性，但更客观地说，它们更可能是后人临摹的作品。 但历史总有其踪迹与线索。我们除了从几种临摹的《兰亭序》中揣摩和寻找王羲之外，在唐太宗时期的《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中最大限度地再现了王羲之的真面目。 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二月，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十七年后，携梵本佛典到长安，唐太宗非常高兴。当年三月，玄奘奉命居弘福寺从事译经。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亲自为之撰序，皇太子（即唐高宗李治）作记，此序和记，与太宗御敕、皇太子笺答、玄奘所译心经，由弘福寺沙门怀仁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及民间王字遗墨中集字，历时二十四年，于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刻成此碑，全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碑高九尺四寸六分，宽四尺二寸四分，行书三十行，每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惜今已断裂。现存西安碑林。 怀仁集圣教序（局部） 怀仁是长安弘福寺僧，能文工书，受诸寺委托，借内府王羲之书迹，煞费苦心，二十多年，集摹而成此碑。唐太宗他们将这立碑作为一项大工程，而怀仁将这工程作为自己一生的一项大事业。由于怀仁对于书学的深厚造诣和严谨态度，致使此碑点画气势、起落转侧，纤微克肖，充分地体现了王书的特点与韵味，达到了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平和简静的境界。 有人指出这种集字的做法也有相当的局限性。如重复的字较少变化，偏旁拼合的字结体缺少呼应。这种局限性当然是无法避免的，但怀仁却做到了最好。即如取自《兰亭序》的字，怀仁临摹、刻写得也绝不比冯承素、欧阳询他们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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