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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隶书十几年，因《曹全》阴柔而放弃，因《张迁》齐、直、方、平，毛笔无法企及碑刻的高度我也放弃，后改学金农，被父亲笑话为歪门邪道，然我不听劝阻临习数年。我相信人是有纯粹地域感情的，比如我，几年前当我发现汉简之美和敦煌遗书之古拙典雅之时，我颠覆了以前的各种碑帖临习毅然选择学习本土的这些触及我灵魂的书法形式。
甘肃出土了大约五六十万枚秦汉简牍，占全国出土简牍的四分之三，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敦煌写经遗书中大量作品的不拘一格，武威汉简中的深邃和奇异，都深深地烙刻着西北地域人文的印迹，烙刻着西北人的性格和审美取向，这些现成的最契合我们心灵的东西却被我们视而不见，这应该是我们的不幸。
言归正传，说敦煌汉简和敦煌写经。
我在这里提到的敦煌汉简应该是一个泛指，其实我应该说甘肃出土的所有的简牍，他们都属于边塞简牍。我提到的敦煌写经是特指的前凉、东晋时期由隶书变形的敦煌经书体，不包括北魏、唐以后时期的章草、行楷写经。我个人觉得他们二者之间有着承上启下的联系，属于同一脉，将其二者结合是我书法追求的方向，所以我将二者相提并论。
敦煌汉简和敦煌写经是民间的。简牍在古代是文书工具，官文书、诏书律令、司法文书、品约、符、传、例行公文及各式簿籍，私文书有买卖契约、书信等历谱、医药方及有关相善剑刀、相马的内容。简牍大部分出自边关文书小官之手，当时几乎不会想到将后会有书法意义，后来我们发现从它上面能发现书法的变迁，进而有人去关注它的书法意义，进而它声名鹊起。敦煌写经也亦然，其实经卷书法水平良莠不齐，写经者有职业的经生，也有僧侣、读书人和佛教信徒，民间的佛信徒拿不出钱雇人抄经，有可能自己动手抄写，这种没有经过训练的抄经显得有些粗疏也在所难免，而经过重重把关的政府抄经当然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王道士冒死千里迢迢送来的经书，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我们去粗取精。
汉简和写经跟书法作品是有区别的，它不像碑刻、字帖那样出自名家之手，我们能想到当时的小吏写经手为了工作效率，奋笔疾书，不求效果只求任务完成。我们在对临过程当中不能像临帖那样去摹画，我们小心翼翼地模仿恰恰适得其反。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自己置身于古代写手的那种状态之下，气韵当先，整体把握，不可管窥一斑。
民间写手，创造性较强，自我风格明显，随意洒脱，这给我们临摹汉简写经带来了难度，我们取其形却很难得其韵。简牍章法单一，抄经在乌丝栏之内，整体上干净利落，十分可爱，而每一个字的布篇也多在“四方块”之内，但细观每一个字，都在四方块中极富变化，特别是突出横划、捺划等主笔，在字形中间部位的横划，多破锋直入，类同尖刀，收笔时稍事停顿，即作回锋，给人以迅疾、畅快之感，我们能想到这种单刀直入的笔法也是抄经速度上的要求所致。我们临摹之时，要是没有整体意识，字的结构势必把握不好，用笔方尖变化、肥瘦变化极难把握。我们在对临过程中应该在变化上刻意讲求一点，形式上可以自我一点，毕竟学别人的东西最终目的是新建自己的风格。
将汉简和敦煌写经结合是一种创新，魏振皆、张邦彦、徐祖藩、赵正等先生吸收、取法汉简或敦煌写经，成绩斐然，尤其是徐祖藩后期书法简味和经味特浓。
写经体（有隶意的经卷）是汉简隶书的基础上简化、规划、创造、演变而来的。其特点很明显，横画起笔、尖锋直入、收笔重、捺画不做挑势，保持着隶书捺笔余韵，《道行品法句经》是最明显的例子。敦煌写经中有卷关于《三国志》的，简味最浓，横画尖锋，末尾重顿，竖画抢锋斜下而顿收，长锋弧扬出锋。
有时候真不想想以前也不敢想以后，敦煌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就应证了诸多奇迹，或许你不经意的一次尝试、改变、努力会成为千百年以后的辉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自有一方水土的精神和气质，甘肃古代丰富的书法遗产没有滋养出甘肃杰出的书法家，是这一时期我们甘肃人的悲哀。我们坐在金字堆里却一直羡慕别人的破铜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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