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军事活动日渐增加，政府公务日渐繁忙。在广大的西北地区，汉军将匈奴势力驱逐出河西走廊，并在这一地区设立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郡，在与匈奴接壤的居延海沿线修筑亭障，并派兵长期驻防。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又建起了东起五原，西至居延的边防障塞。随后，汉朝大军又进取西域(今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河西走廊成为汉军往来的主要通道。从西汉至东汉中期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戍守在这一地区的汉代边防士卒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简牍，保存了丰富的书法资料。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地下出土汉代竹简的数量有限，人们对西汉隶书缺乏认识，而认为西汉没有像东汉桓帝、灵帝时期那样波碟分明的隶书书法。20世纪70年代西北大量汉代简牍的出土彻底打破了这一观念。大量资料证明，至迟在汉武帝统治的中晚期，体势横扁、波磔分明的隶书已经基本成熟。如敦煌汉简1922号简，其结体完全取横式，字形扁阔，左右波磔明显，点画丰肥，已经非常成熟。汉宣帝、元帝和成帝时期的汉简隶书书法，其风格尽管不一，但点画转折之处用笔方折转换，起笔逆锋而入，收笔波碟分明，充分向左右延展，提按分明，节奏感强，充分表现出毛笔书写隶书的跳荡变化之美，说明此时西汉隶书已经完全成熟。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廓四十号汉墓所出土的大批竹简，均用工整匀称的隶书写成，用笔逆入平出，蚕头雁尾，结构宽扁，波碟分明，形态舒和俊雅，与东汉晚期《乙瑛碑》、《张景碑》等著名碑刻的用笔结体十分相似，已经完全脱尽了篆书笔意。结体横扁的隶书之出现，除了追求书写速度之外，可能和竹简这种特殊书写材料有关。在宽度只有1厘米左右的竹简上书写文字，若体势狭长，则长仅1尺的竹简所能容纳的字数实在太少，而军务繁冗，所需书写的文字量又很大，只能在汉字的结体上下功夫。而横扁的结体可以使竹简容纳最多的字数。如武威出土的《仪礼》简乙本，一片竹简上居然可以书写123个字。只有个别字，主要是一篇文字完结之后的最后一个字的最后一笔，往往尽情挥洒，又粗又长，十分醒目。熟练之后则追求飘逸的美感，因此波磔分明的点画成为书写者的首选，而个别汉字的最末一笔，如“年”、“命”、“府”等字，由于是竖笔，为追求书写的潇洒，兴之所至，常常写成长长的一笔，显得十分突出。西北汉简中还有一部分汉简上所书写的汉字十分古怪，如敦煌木简的1459A，1459B，1460A，1460B等，其内容是《仓颉篇》。结字怪异，主要运用篆书笔法和结体进行书写，而很少流行隶书的意味，篆非篆，隶非隶。这种现象说明篆书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已经比较陌生，然而努力书写，就像今日没有文化的书法爱好者偏偏要写几笔篆书以证明自己有文化一样。隶书在日渐成熟的同时，也在同时向草书和楷书演进。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汉墓出土的《仪礼》木简约书写于汉成帝时期(前32一前7)，书法结体渐方，左敛右舒，用笔跳宕变化，轻盈飘逸，顾盼生姿。一些撇、捺笔画和部分竖笔已经和后来楷书的撇、捺非常接近。东汉前期的汉简隶书基本上承袭了西汉晚期的风格，而隶书波磔的点画特征更加鲜明。东汉中后期，由于西北地区逐渐陷入混乱，特别是汉桓帝延熹年间以后，西域失去控制，驻守西北地区的军队也逐渐减少，为我们留下的简牍不多。甘肃甘谷县东汉墓出土的桓帝延熹元年至二年(158-159)的23枚木简，内容为当时的宗正府卿刘矩上给汉桓帝的奏折，以诏书形式颁布地方州郡奉行，属于官方文书。其书写形式为每块木简上书写两行隶书。由于这一类官方文书的书写者是当时州郡的书佐或令史，所以可看作是东汉书佐一类以书法搜长的地方官吏书法代表。这些木简书法的结体和用笔风格与著名的《曹全碑》极其相似，都是中心结构紧密，字形横扁，撇、捺等主笔肆意延展，飘逸不群，起笔用笔勾超分明。与之相类的还有《阳嘉残石》(阳嘉二年)和《孔彪碑》(建宁四年)。所以，这种隶书风格在当时的书佐、令史一类人物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出土的汉代简牍中还有一种书体值得注意，即当时用于书写诏书或官方文书的检、揭、桨信一类。因为要悬挂于公共场所以使更多的人知晓，所以字体较大。更重要的是，为了有别于正文，其题头往往在书写上进行创新，主要是字体大，笔画粗，笔画转折处用笔方折，有的竟然与清代隶书家金农所创造的“漆书”极其相近。隶书在书写的时候将速度加快，波碟不明显，用笔平直，就会出现后世楷书的点画特征，这一类隶书在汉代简牍中已经出现。它们也说明从隶书向章草、楷书和行书的演变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只是成熟的时间有先后早晚之分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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