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思想者不能没有一付厚实的肩膀

真正的思想者不能没有一付厚实的肩膀
2012-07-15

　　任何真正的思想者，要想对当今社会做出客观、全面、综合、理性的准确判断，要想为中国和人类创造出引领时代的系统性伟大思想来，那他便无论如何也不能缺少一个足以“扛得起”自己硕大脑袋的宽厚坚实之肩膀。

　　当我们正在审视中国转型与中华崛起的崎岖坎坷路上，披荆斩棘、艰难奋力地攀爬迈进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要在此处停下脚步来，说一说这个似乎不太搭界的问题呢？

　　之所以生出此动机来，主要是源于几位网友相当愤懑、悲观的留言。他们对当今中国以及未来一段时期里的中国，充满贬斥、负面、悲情、无望意味的评判与说法，让我觉得，在朝着远方继续迈进之前，还是要再集中地谈谈到底应该将当今中国存在的负面疾患与弊端等，放在什么样的一个框架与限度内来看待的问题，并希望借助打牢理性的桩基，能将这些深陷泥泞的所谓思想者们拉上一把。因为他们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甚至还正在以“公知”名号，误导着一大批不在少数的普通民众。

　　许多自诩为国为民思考着的所谓思考者，请别以为，爱动脑子、爱想问题，就是思想者了！更请大家都能擦亮眼睛，别让现如今太多太多敏感矫情有余、思考格局狭小、只知道夸大鼓噪负面弊端以彰显自己之高明、根本不具有为国家民族“负重”“担当”之肩膀的学舌之人，误导了我们的国家和这个需要真思想、需要真思想巨人的转型时代！

　　这个问题从哪里说起好呢？就从我自己的一段思考弯路说起吧。记得已经过世的老父亲，在80年代的初中期，作为一名17岁就主动参加地下革命斗争的抗日老干部，却一再跟我说他想要向党组织提出退党，说他看不下去了。那时作为未曾经世、理性根基不牢的年轻大学生，我也深有同感。不知怎么地，就得出了一个看似牢不可破的信念般的结论来，坚定认为、一口咬定：在“不正之风”肆意横行、普遍泛滥的情况下（从当年并没有冠之以“腐败”的提法，便可见其严重的程度范围，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我们的党和国家已经烂到骨子里头了。受这种思想与判断的影响，我曾在那时，做出了一个后来自己都觉得可笑的“惊人之举”：当真心为自己好的学生党支部书记，动员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时候，我非但一点也不领情，还直接给人家撂下一句幼稚且生硬的话来，说道：现在的党，你没看都成什么样子了！等党哪一天变好了，我再考虑写这份入党申请！-------最终怎样了？没过几年，我不仅写了申请，还迅速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许多年后，再次回想我与老父亲当时的那番认知与说法，不由得感慨颇多、沉思良久。不用说，爱独立思考且相当敏感、正直的父亲与我，当年的确都是看到、听到了一些“不正之风”的现象与事实，也都因为觉得这种东西与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原则格格不入，才会在经过一番认真地思考与思想斗争之后，做出那样一种显然有失客观公允之判断、结论、直至现实选择的。

　　为什么会如此呢？为什么以敏锐、正直、甚至自认为很理性的思考、很忠于原则的敢为，却落得了个幼稚、天真、不能客观理性看待现实、不能总体中正把控自己的偏失偏激之下场呢？表面上看，这是因为父亲和我，当年都太天真、太幼稚、太过于理想化、太难以容忍不完美了。但今天认真深入地分析一下，我觉得问题其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良好的愿望，期盼社会如乌托邦般美好，甚至面对丑恶弊病毫不动摇，这，其实在很多正直的人身上，都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正因为我们都看不惯“不正之风”，厌恶腐败；正因为天下之人，皆有此心，所以，我们在直面复杂而客观的现实社会时，便本能与自然地，会让这种真心、真性情、真愿望奔涌出来；便自觉与不自觉地，会使自己倾向于遵从内心那股强烈的意愿、追求。应该说，有这样的愿望、向往、反感、恪守，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凡事，都不可绝对。这种众望所归、众口一词的舒张美好愿望与反对丑恶弊病，走得过了，脱离实际了，过分理想化了，丧失了应有的客观理性与格局把控，到了以偏盖全、愤世嫉俗的地步，便反而会起反作用的。

　　我与老父亲当年所犯的错误，表面上看是由于天真幼稚、未能全面客观看待社会现实所造成的，其实，从根本上看，从现象背后的本质上讲，还是在于我们都太缺乏一种客观综合的格局理性了。我认为，过分顺从美好愿望、过分追求完美和理想化、过分强调对丑恶弊端要“零容忍”的背后，其实，最根本的，是客观综合理性的欠缺，是我们没将自己理性构建的桩基支柱打牢。如果我们的客观综合理性足够健全、大的格局理性观足够牢靠，我们便不会因自身愿望的肆意泛滥而功亏一篑，我们便不会让过分偏激的“零容忍”冲昏头脑，我们甚至就会在内心难以抑制的强烈情绪尚没有漫过理性的堤岸之前，管书好自己太过意气用事的思绪与言辞。所以说到底，不是天真、幼稚或追求完美、过分理想化误导了我们，而是不成熟的思想与不理性的判断，出卖了我们自己。

　　由此看来，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能以自身的内心愿望或天性好恶为台基、为出发端去看待一切，去评判客观社会现实。而是应以远比我们强大得多、远比我们更具根本支配性的客观现实为基础依托，来建立起自己客观综合理性的思考与判断坐标系来。对于担负着全面判断和总体框定现实社会之总性状、总形势、总阶段、总局面的综合评判理性来说，就更应如此。

　　第二点特别需要明白的是，要想对客观现实做出总体理性、全面综合的判断与结论，我们就一定得紧紧贴近社会现实，从不过多夹杂主观意愿的客观实际出发。在这种取向与过程中，越多地掺杂主观愿望与向往，越不能避免主观倾向的注入与偏重，反倒越会让我们丧失理性的双眼，越会让我们偏离客观现实的标尺。可以说，在这种追求尽可能客观的判断上，向往、愿望、甚至我们极力赞美的所谓原则、理想，其实，每多添加、充斥一些，便只会让我们与客观现实的距离更远一步，只会让自己的判断出现更大的偏离、偏差。

　　第三点，客观现实由于不会在意人的感受，甚至在碾碎与吞食不太识相、或避之不及的人群时，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踌躇。所以，从我们通常过于自我的观点看，她往往是生硬的、冷冰冰的、甚至是残酷无情的。可凡事都有两面，都应该是可以两面看的。如果翻转到另一面再去看时，其实，我们也能看出其远远超出人类心智所及的深沉厚实之“担当”、“担沉”、“负重”能力来。

　　此话怎讲？我们是人，会为自己或自己同伴的遭灾遇难，抱去同情，心心相惜。这当然是好的了。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遵从自身之内心自然的同时，却也不那么容易理解和宽待自然而然的客观现实。这也就等于是说，我们经常会因自己的怜悯、同情、相惜、不满，而迁怒、怪罪于沉默无语却总是一再替人类“担沉”着的客观现实。站在客观自然的立场上看，人家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大河泛滥了，又怎样？火山爆发了，又不是有意要侵害你们这些靠得太近的人类啊？人家在走自己的路，你们大家却总是将这些都统统看成了不人性、不应该！到底是谁的不应该呢？你有你的自然，它有它的自然。我们不能令其根本改变自己之自然，我们便只能以自己更加能动与创造性的自然，适应和赢取二者之间的相适和谐。难道不是吗？这就像我们被绊了一跤，你老是埋怨天太黑、路有坎，不仅毫无意义，也是极为不理性的。有本事、具有主动进取之天赋能力的人，最应该做的，是从自身找原因，或者应去平路、架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一切。老是埋怨客观现实不人性、有弊端、太残酷，到头来，只会让我们在偏差、偏离、偏颇、偏见的路上，距离本应始终贴近的客观现实越来越远。

　　第四点，其实也是最为关键的，还在于我们自己在利与弊、优长与劣短上，总是偏向于好的，而回避甚至诋毁、不愿承认、不愿面对不好的。这才是最大的不理性。回到现实社会问题上，就像所有的客观存在一样，有能让人获得幸福满足的，也有能致人伤害、令人避之不及的。可这，原本就是客观的现实社会一直都有的啊！腐败，不也是人类追求私利之本性和超强占有欲的一种表现吗？虽然，你我有良知的人，都极为不待见它，可这是我们能够一劳永逸与完全彻底地铲除掉的东西吗？

　　腐败与各种丑恶现象，就像我们人人避之不及的癌细胞。它们不好，它们可能会让我们患病，甚至它们还可能会夺取我们的生命，可它们，却是我们人人身体中一直都存有的东东啊！我们到底是该将注定一直会存在的疾患、丑恶，看成是所有正常生命的一部分呢？还是应该将其看成是绝不应该存在的恶疾毒瘤呢？两种不同的取舍、站位与界定，表明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个以自我意愿与评判为主对待世界，一个以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现实为主依托、进而确定自己的思考行为方式。中西思维之差异，在这点上也是有着显然不同的倾向性表现的。西方人为什么常会形成批判性思维的集体取向？中国人为何总能以比较坦然豁达、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周正态度看待社会丑恶与弊端？与此思维方式上的不同，是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的。

　　我认为，现如今非常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会紧盯着我们社会中的疾患、丑恶不放，并因此而放大了自己的负面情绪及心态，扯偏了我们本该有的周正端庄之综合理性思维架构，最核心、根本的，就是因为他们太过分倚重于自己内心美好却虚幻的愿望、向往了，太无视与丧失掉对客观现实本身的全面认知、中正把控了。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中国人在过去大多数的岁月里，虽然与西方总是偏离客观自然现实的思维构架不同，却也并非只是简单地站到相反的另一面上去了。中华思维，是一种整体、总体、综合、周正的均衡思考取向与方式。她虽然更倚重于自然而然的客观自然，但她却总是让自己建立在通透全面认知一切的基础上的。她是一种在最广大、最深入、最高层、最根本层面上，较好地实现了最均衡综合理性的“大一统”系统构架。鉴于今天我们主要是谈中国思想者应有的视野与担当的问题，所以，便不在这方面进一步地展开了。

　　既然，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更多关照到客观现实及其自身规律的综合、全面、系统、均衡之理性构架，那么，这其中，便不仅会有一个是否能够树立起客观理性思维构架的问题存在，还一定会有一个这种客观理性思维构架，能不能经得起集体认知与普遍舆论之偏见重压的问题存在。这两点，都是我们必须特别高度重视的。

　　也就是说，一个中国的思想者，通过自己贴近实际的冷静思考，即便有了一颗客观综合理性武装起来的头脑，即便能够得到相对更为客观、自然的结论与判断出来，如果没有一种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勇气，如果不具备一付足够“担当”、“担沉”的宽大厚实肩膀，也未必能在强大的集体认知与普遍舆论的重压和围剿下，稳守住自己的理性认知与总体判断的防线，毫不退缩、毫不动摇的。因为，这种广泛持久的压力与同仇敌忾的“围剿”，由于往往与大多数人美好的向往、愿望混合在一起，并且裹挟着太多看上去非常正确正当、合情合理的种种理由，所形成的一边倒之滚滚洪流，是会让任何敢于坚守客观理性的人们，随时随地都处于一种被吞噬、被淹没的可怕境地下的。

　　照理说，从根本上看，我们社会自身的种种意愿，终归是要受制于自然而然的客观现实的；任何偏离现实太多、太远、太久的个体或者集体意愿，终归是会在客观规律的规制下被矫正、被牵回的。不过，这是大尺度、大框架、大周期、大格局下的大规律，这是往往只在最终时刻、最根本处起着最后作用的决定性规律。这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逆向而行、客观规律并非时时都能展现其关键作用的方面，事情往往却是另一番不同的景象。

　　这不同的另一面，就是一个个体、一个集体、甚至一个社会的总体认知与判断，经常会有偏离客观实际、社会现实、既有自然的情况出现。而这种基于个体感性直觉判断所汇聚成的集体性偏离、偏激，只有两个办法，可以使其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一个是在客观自然的规律面前，不断地被碰撞、被教训，直到头破血流、走进死胡同，方能集体幡然悔悟，方知彻底调整改变。另一个便是，通过一部分客观理性思想的先行者，不断地揭示与引导，并靠着客观现实时隐时现的背后助推、帮衬，使整个社会的集体认知与普遍舆论，逐渐地、自然地、较少痛苦地转变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当今中国来说，无疑，后一种方式是最佳的选择了。但这需要有真正坚定的客观理性或综合理性思想者，需要有敢于为民族、国家未来发展“担沉”“担当”的宽厚肩膀。这一点，说起来容易，要做到却并那么简单。因为，他们，这些真正理性思想者，往往需要有一种被广泛质疑、被人们视为与丑恶弊端同流合污的勇气（其实，说他们是同流合污，他们同得、合得，也是不可改变的客观现实，而非社会丑恶弊端现象）。在今天，他们坚持自己应有的客观理性，不仅要担当各种为腐败、丑恶、弊端开脱罪名的诋毁与指责，还会使自己与所谓必须彻底改革的专制体制、问题政府，归拢为一类，捆绑到一起，从而更加风险巨大、重压重重。这就是当今中国真正思想者们所面临着的艰难、高危之境遇。这就是我特别要说一说的中国思想者必须要有一付宽大厚实之肩膀的原因所在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我们人类，最能直接感受到的是自己的内心；我们每个人，几乎天生都具有一种按自己意愿去思考、评判这个世界的倾向。对常常总是深陷具体事务、眼界不够宽广、感性充斥着脑海、疏于精深思索的大多数民众来说，随波逐流地跟着直觉、感觉走，便会是他们所能有的第一选择了。一个人、两个人如此，倒也没有什么。可当整个社会压倒性的多数，都这样思考与判断的时候，特别是在“西化”思维风助火势、推波助澜的今天，更尤其是，当人们将追求美好的愿望和对丑恶弊端的痛恨，捏合到一起、攥实成投石，变成一边倒的鞑伐与声讨之时，一切，就都变得更加异常艰难了。

　　不说第二层特别、第三层尤其，单是那一种广泛的不理解与厚厚的社会重压，沉甸甸地覆盖在中华思想者的心头身上，就已经够他们喝一壶了。这其中的道理很明显。你有违于大家眼下的普遍意愿，你总是想让大家接受冷冰冰的严酷现实，人们在自身的理性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不对你心生反感与厌恶呢？这也就是几乎所有真正有创见的中华理性思想，往往都需要经过现实的充分磨砺之后，都需要在人生相当成熟的中老年之时，都需要依托着全社会集体理性之氛围的全面形成，才会被重视、被接受、被推崇的一大原因所在了。可以说，这也是中华理性思想及其体系性构建，通常总是难以被普遍接受与认可的一大原因。当然了，接受起来较难，但由于紧紧依托着客观现实，是在广大民众得到客观实际的教训与印证的情况下，坚实地垒筑起来的，所以，当完全接收与认可了以后，便也特别不容易被推翻和被改换掉。中华文明的超级稳定、中华理性体系长久管用，其实从这里，也能得到诸多合理解释中相当重要的一条。

　　因此，中华思想与理性，是需要巨人、需要宽厚坚实的肩膀，才可以系统发掘和担当得起的。而宽厚坚实的肩膀，一定得要依托依靠无比稳固强大的客观现实，才能够稳如泰山般地挺立起来。也就是说，有高大的站位，才会有超凡脱俗的大视野；有超凡脱俗的大视野，才能有非同一般的大胸怀；有非同一般的大胸怀，才能有周正坚稳的大格局；有周正坚稳的大格局，才能有真正思想巨人所应有的大体量、大气度、大气象。没有这几大，不是真巨人。没有这几大，也是难以扛得起大思想、扛得住大重压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种坚强刚毅的大筋骨，是胄不住、扛不起这一整套大构架与系统综合之理性思想来的。中华思想，多不出自关门学者、或头脑发达却身心窄狭的研究者，而总是来自人格高大、智思广博、身心俱健、“内圣外王”的非凡“圣人”，是不是也与此密不可分呢？这个问题，我尚没有答案，仅提出来供大家思考。

　　具体到诸如腐败、丑恶、疾患等现实社会固有的阴暗负面问题上，以客观现实为基础构建的中华思想与综合理性体系，一定会要求我们，必须将其统统看成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不可能全然断绝的有机存在。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必须将其视为是好的、是合理的，却一定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将其视为是正常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然的，一定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其视为是一点也无法容忍的、一时一刻都不可同立于一个屋檐下的。我们无法不让其存在，无法阻断与灭绝其自然的生长与演变，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好地规避它、管束它、引导它、利用它。在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在我们尚没有足够能力的时候，我们还得地坚强地忍受、坦然地面对它。这，便是我所说的，要有宽大厚实的肩膀，要能够担起这个“沉”来，要能扛起中华理性所要我们忍受、背负的一切来。

　　对腐败、疾患、丑恶、弊端的不容忍，是一种正直与正义。但在根据综合理性架构，需要坚强地忍受、抗住之时，我们有没有一种定力，我们能不能以客观理性的井盖压制住感性情绪的破坏性冲动，其实，也是对所有思想者和全体民众综合理性支柱，是否值得信赖、是否靠得住的一种考验。

　　这就好比一个身患疾病的人，有时候，他能不能存活下来，能不能最终完全康复痊愈起来，是取决于能不能找出病患并迅速去除之的。可有的时候，特别是在正如当今中国这般大疾既去、小患尚存的情况下，往往更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反倒不是能不能找准病患并去除之，而是能否、敢否拖着没有好利索的身体，坚韧地去做恢复性训练，去调动聚集自己身上的正阳之气，从而度过这段艰难的、考验意志品质的恢复转折时期！

　　有人或许会说，我们对腐败、丑恶、弊端、疾患，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群起而攻之，让其如过街老鼠，这也没有错啊。的确，单从出发点与意愿上说，这是没有什么过错的。可问题是，如果绝大多数民众都总以放大了的、非常态的、不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它；如果全社会都过分过多地偏重、纠结、敏感于此；如果我们总是让这种情绪化的非主要矛盾冲击中国社会应有的综合理性构架；如果因此而让本已到了该带病恢复转型、走上创新发展正道的中国，还深陷在“病患思维”的泥泞里难以自拔，那么，我们立足自身自主发展和走出文明新路的时间，将会大大地退后延迟，或被别的相近文明抢先拔得投筹。更加危险的是，拖后延迟正面正阳之气的发掘、培育、锻炼与舒张，无谓地乱揭疮疤、造成损伤，还有可能使得未来中国，在步入正轨之前，先期遭遇动荡、动乱、瘫痪与崩盘。那样，便不单纯是一个快与慢的问题了，而是一个是否会搁浅、会被断送掉的问题了。

　　所以，最后，我必须说，真正的中华思想者，一定要牢固建立起综合理性的思维构架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付支撑得起大思想大脑袋的厚实肩膀，我们才能“扛得住”更多内心虚幻愿望所汇聚成的巨大洪流重压。虽然担当重任不易，扛起民众对腐败弊端的泄愤情绪更需要坚固的理性与巨大的勇气，但作为一名为国家、为民族、为文明发展思考的真中华思想者，我们知道，再怎样被人不解与唾骂，也是丝毫不能够退却退缩的。希望有如此坚定决心的人，能够汇聚起来，为国为民力挽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