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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尊称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1985年的讲演中说：“世界未来的前途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相信，人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不应该还是以物为先，而应该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先，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安共处友好地共同生活为先。”在《中国文化要义》出版36年之后，梁漱溟依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这毕生在解答的两大问题。而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从集团（集体）生活的角度对比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进而提出了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的重要论断，并根据对中国宗教的深入考察，指出以伦理组织社会，进而实现中国社会改造的出路。梁漱溟从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入手来探讨“问题意识”，中国的知识、经济和政治无一称强，却何以历史悠久、广土众民，以至于面对强悍日寇仍能持久抵御？人们总说西方人是个人本位、中国人是社会本位，但如何解释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甚至“缺乏公德”呢？ 《中国文化要义》：理性早启带来的文化早熟
曾热衷于社会主义、潜心研究佛学、几度自杀未成、参与国共谈判……哲学与文化，宗教与政治，梁漱溟身上的这些标签，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对于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的思考，而在文化的切入口上，梁漱溟试图寻找困扰中国现实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没有称强却能历史悠久而两千年不倒？为什么中国人缺少宗教信仰却能在礼俗中学会如何做人？为什么中国灿烂辉煌的文明却不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民主？为什么中国“入于一治一乱之循环，而不见有革命”？缺乏宗教、公德、法制、国家功能的中国，如何才能“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在诸多的中国问题上，梁漱溟似乎要超脱于中国社会现实，从根源上寻找解决的办法，在他看来，“尽受逼于现实问题之下，劳攘于现实问题之中，是产不出什么深刻见解思想的；还要能超出其外，静心以观之，才行。”而这种“超出其外”的思想观和行动观似乎让他抛弃掉了“中国问题之刺激”的现实，“静心观之”使得这本《中国文化要义》在1949年6月完成。但其实，这本“计首尾历时九年”的著作恰好贯穿于国共和谈从启动到破裂的过程中，作为参与国共和谈的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其实一直“劳攘于现实问题之中”，《中国文化要义》或者可以看成是梁漱溟回避问题的一种无奈之举，而他所要找寻的答案其实也是为了解答这破裂的现实。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但是在梁漱溟自己看来，还是偏向于社会改造，“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或者是：“他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社会改造运动者。”“思想”而言，或许是1921年轰动一时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而从“行动”而言，则是1937年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而在这思想家和社会改造运动者的身份而言，《中国文化要义》以问题意识开启了中国研究的另一扇窗户，“有出世思想，便有出世生活；有革命思想，便有革命实践。特别为了中国问题，出路所指，赴之恐后；一生劳攘，亦可概见。”所谓出世和革命，在梁漱溟看来，意义更加重大，所以对于儒家的定位，梁漱溟亦不无批判精神，那种“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长，慈者所以事众”的伦理精神，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构筑的是一个“如何做人”的礼俗社会，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到，这些特征成为中国人公认的民族品行，但是这样的结构并不能带来集团生活，不能形成阶级对立，也不会产生宗教思想，甚至也没有法制、民主国家和革命，而对于中国现实的问题，则必须要从历史的追溯中，寻找到中国的基因，从而进行改造，而这个“基因”在梁漱溟看来，便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梁漱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在传统的说法中，文化的范畴无外乎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而在梁漱溟看来，生活所依靠的一切都是文化，也就是在经济、政治等一切领域里的东西，包括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道德习惯、法庭警察军队等，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从历史的形成和融合来看，是独自创发、自成体系的，在吸收领邦外族的文化基础上，也有了融合和创新，所以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响，既远且大”。但是，文化作为祖宗的遗业，使后人“食其福”，而“食其福者亦未尝不受其累”，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成为中国“不易亡”的原因，也成为“中国之不易兴”的根本，也就是说，中国文化造就了中国的发展，也束缚了其博兴国家和民族的意义，所以梁漱溟要从这食其福、受其累的文化中找出问题，而这种出路所指，完全是在西洋文化的坐标上进行剖析。 那么，中国和西洋的文化模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梁漱溟从中国的家说起，先是批驳冯友兰的观点出发，在冯友兰的《新世论》中有一个观点，凡未经过产业革命的地方，无论这地方是东是西，生活方法在某一阶段内，都是以家为本位，是即谓之生产家庭化。在经过产业革命的地方，主要是用机器生产，即打破了以家为本位的生产方法，而是以社会本位行其生产，是即谓之生产社会化。也就是说，生产家庭化所依靠的是家，而生产社会化的社会里，人所直接依靠的是社会。对于这样的观点，梁漱溟认为，家庭在中国人的生活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社会结构从生产的家庭化还是社会化上进行简单的划分，是不科学的，他举例说，在商鞅时代，秦国的变法促进了生产工具生产方法的进步，但并非促进了家庭家族的解体，而在瑞士，一九〇七年办不了新发却极重家庭制度的建设，而苏联的转变也促进了家庭生产，所以从这三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国和西洋的社会结构并非是因为生产的方式所决定的。“中国人的家之特见重要，正是中国文化特强的个性之一种表现，而非为生产家庭化之结果，自亦非生产家庭化的社会之通例”，所以在梁漱溟看来，真正决定社会结构的是经济，“经济为人生基本之事，谁亦莫能外，则在全部文化中其影响势力之大，自不难想见。”所以中国和西洋的差距，最直接的体现是在经济上，所以在现在的中国，是迟慢落后了，已经陷于“盘旋不进了”，而中国和西洋相比，不是一直是落后的，而是“因其过而后不及”，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创造的辉煌是超过了历史的发展规律，而这种过，在梁漱溟看来，就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有九思”……这些都是道德标准，为理性之事，存在于个人之自觉自律中。而作为这种道德思想的集大成者便是孔子，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所着眼的便是在个人上完成他自己，也就是“如何做人”，而这种如何做人的规范遂成为礼俗，“他要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而礼俗“便是后二千年中国文化的骨干，它规定了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大体上一直没有变。” 正是因为中国的这种风教文化，所以中国人不像西洋人一样，有一种集团生活，也不像西洋人那样有着宗教信仰。集团生活所解构的是一家一姓为核心的生活，加上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则构成了“家庭以轻，家族以裂”的大集团，正是有大集团，才可能产生所谓的民主，因为民主制度，“正不外一种进步的团体生活”。而因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所以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都欠缺，而这四点总括的“公德”在中国人的生活里也是缺乏的。“在西洋既富于集团生活，所以个人人格即由此而茁露。在中国因缺乏集团生活，亦就无从映现个人问题。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国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也正是有着集团生活，在超出家族要求的基础上就出现了凝结力量的宗教，“人群秩序及政治，导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识以至各种学术，亦无不导源于宗教。”对于人类文化来说，宗教的功用就在于统摄凝聚。而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上，并不具备宗教要素，因为孔子“相信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这种以“礼”而建立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只是中国的“习惯法”，而并非“成文法”，也就是说中国缺少法制，缺少民主，缺少阶级对立，从而也产生不了国家。 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梁漱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不扰民”是其最夕大信条，“政简刑清”是其最高理想，所以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另外，中国缺乏国际对抗性，所以也不像国家，最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是一种个人文化，天下不是国家，也不是民族，而只是一种“超国家主义”而已。国家是因为阶级统治而构成，但是中国因为没有集团生活没有宗教，所以中国没有所谓的阶级，“总之，西洋以其为阶级社会，是一个国家，就资借于其阶级，而政治得以进步。特地叙出如上，意在对照中国，缺乏阶级不像国家，遂无进步之机。” 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民主，没有法制，这些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里，成为束缚发展的主要原因，“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不被发现的个人，依靠的是儒家的理性，而这种理性所淤塞的是理智，所以，在梁漱溟看来，“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而进，后者便是早熟。”理性开启得太早，所以中国社会“因之走入伦理，而远于集团，仿佛有舍力用理之可能”。 理性早启，带来了“文化早熟”，文化早熟，便使中国缺少社会变革的动力，没有社会变革，则没有经济发展，没有产业革命，当然也没有完善的民主法治。所以梁漱溟在综合分析这些文化要义之后，却戛然而止，“中国文化有其特殊之根本由来，我们既经寻绎得到，具说如前；今与其民族性又如是互相印证而不谬，本书即于此结束。”其实如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梁漱溟用这种演绎的手法，在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之间寻找不同点，从而为中国的现实出路提供了社会改造的范本，“有出世思想，便有出世生活；有革命思想，便有革命实践。”对于梁漱溟这样的“社会改造运动者”来说，这其实就是最简单的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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