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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思维”是中医学重要的原创思维方法，在形成并丰富中医药学理论、构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中医学术备受关注。但正如其他任何一种科学方法一样，也存在自身的优势与不足。“象思维”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亦是有功有过，正确理解并评价这一方法的科学价值对研究中医学理论至关重要。“象思维”即取象比类思维方式，取象比类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方法论中的类比思维相似。类比与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假说、想象等逻辑思维方法共同构成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方法。相比而言，西方自然科学研究中更多使用了归纳、演绎的逻辑推理方式，而“象思维”的思维方法，则在中国古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有更广泛的应用。 “象思维”的涵义 最早提出“象思维”思维方式的文献是《周易》。《易传·系辞下》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提到观天地之象，以及近取身之象，远取物之象作八卦，以比拟万物情状之义，表达了取象比类的基本含义，是对“象思维”的最早描述。在《素问·五脏生成篇》记载的“五脏之象，可以类推”，提及“象思维”在医学上的应用。 “象”在《周易》中有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指现象或征象，《易传·系辞上》之“见乃谓之象”，“见象著名莫大乎日月”，以及《周易·小过·彖》曰“有飞鸟之象也”，均指现象；而《易传·系辞下》之“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则均指征象。这是“象”的最表浅和最简单的涵义；二指从自然现象中抽提出的事物的共同属性和征象，即事物的“共象”，亦被称之为“意象”。《易传·系辞下》亦云：“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即用“象”表达、形容天下万物神隐微妙的规律，具体是指《周易》之卦象。三是指模拟自然现象的认识或行为方法。如《易传·系辞上》之“天生神物，圣人执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里的“象”，同于“效”之效法，“则”之遵循之意，均为认识或行为的方法。关于“类”，《说文解字》释为“种类相似，惟犬为甚”，指种属相似之意；《尔雅·释诂》曰：“类，像也”，像，亦相似。即“类”是指种属、性质相同或相似的事物。 基于“象”的涵义的不同，“象思维”的思维方法的具体应用也表现为几种不同的方式，一是根据事物的现象，推演、认识、比附未知事物现象的过程，即所谓从特殊到特殊的类比推理方式；二是根据从现象中抽提出来的“共象”或“意象”来推演具体未知事物现象的过程，即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过程；三是根据事物现象、征象、属性的相同或类似，对事物进行归类的认识方法。 “象思维”之功——取象比类在医学理论中的广泛应用 1．以个象到个象的推理方式 个象到个象的推理方式，是从事物的现象，推演、类比其他未知事物现象的过程，在科学方法论中属于类比推理从“特殊到特殊”的类推方法。《素问·示从容论》称之为“援物比类”，《易传·系辞上》之“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是这种推理方式的最初描述。《内经》中存在大量以“援物比类”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规律的内容，其类比之“象”有天象、地象、气候象、生物象、颜色象、社会象、生活经验象等等。这一方法的应用是以天地之象为主体，即《易传·系辞上》所谓“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如《素问·生气通天论》借助于自然界中太阳的作用，推演、认识人体阳气的作用与重要性；《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以天地云雨之气的转化，提炼出人体水液代谢的规律，言“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素问·五脏别论》以天地的动与静，比拟认识人体脏腑的不同功能状态，认为五脏“藏精气而不泻”，六腑“传化物而不藏”；《素问·八正神明论》以日月的盈亏，比拟、认识人体气血的虚实，并据此决定采用的补泻治疗方法等等。 其次是基于大量自然事物表现的征象，类推人体生理、病理规律，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根据自然气象的不同特征，推演出人体感受外邪的病理变化规律为“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泻”；《灵枢·五变》用匠人以刀斧砍削木材作比类，说明“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的发病机理；《素问·离合真邪论》以自然界河流在不同季节、气温下的变化，推演人体经脉气血对气温的反应等等。再次是基于社会现象进行的类推，如《素问·灵兰秘典论》以古代君主体制下的行政官职的组成与职责，类比推演构维持人体生命的十二脏腑的功能；《灵枢·逆顺》以兵法之道，提出人体疾病的治疗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以君主体制的构成，确定的治病组方的原则，“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等等，均是取象比类思维方式从一种现象到另外一种现象的推演与模拟。 “象思维”思维方法对中药学理论亦有巨大贡献，古人采用这一方法认识药性与药效，总结出了丰富、有趣又便于记忆的药物学理论。如核桃仁形同大脑，故有补脑之用；女贞子形同肾脏，故有补肾的作用；桑螵蛸以产卵多为其特点,即可用之治疗不育不孕证；虫类性善爬行故能活血化瘀等等。并总结出植物类药“皮以治皮，节以治骨,核以治丸,子能明目，蔓藤舒筋脉，枝条达四肢”，动物类药“脏以补脏”等多种理论。其推理基础是，事物在外在征象上的相似或相同，意味着其在性质上的相近或相同，因此，在人体某些部位发生疾病时，我们可以借助自然界植物或动物的相应部位进行功效的加强或补充。 2．以“意象”到个象的推理方式 所谓“意象”又称为“共象”，是指经过长期的实践观察，总结出的蕴含在很多事物现象之中的共有征象，并以文字、图像、符号等形式表达出来，如阴阳、五行、八卦、河图、洛书、太极等。由于“意象”表达事物的共性或内在抽象涵义，因此，从理论上言，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其推演的结论就有更强的必然性。 目前有学者提出的“模型思维”，即是从“共象”到个象的比类推演方式。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了很多思维模型，如阴阳二维模型、五行模型、八卦模型、干支模型以及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象数思维模型等等，这些模型在《内经》中均有广泛的应用。“阴阳应象”，即是将阴阳作为事物的共性或模型推演人体生命及自然现象的过程，马莳所说:“以天地之阴阳,万物之阴阳,合于人身之阴阳,其象相应。”阴阳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又分化出太少阴阳、三阴三阳，这些阴阳概念，均以模型的方式，被《内经》应用于时令、六气、人体胸腹、肢体、脏腑、经脉等属性的认识与规范。五行应用于人体，则是以五行的属性推演五脏的功能，《素问·五脏生成篇》言“五脏之象，可以类推”，王冰注：“象，谓气象也。言五脏虽隐而不见，然其气象性用，犹可以物类推之，何者？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决，肾象水而润下。如是皆大举宗兆，其中随事变化，象法傍通者，可以同类而推之尔。”在《素问·六节藏象论》将肾称之为“主蛰，封藏之本”，脾胃称之为“仓廪之本”，均是以五行推演认识五脏功能的结果。 3．以类比思维建构医学体系 取象比类思维方法对《黄帝内经》理论另一重要贡献，是构建了《内经》的医学理论体系。阴阳五行本属于自然哲学的范畴，但其产生之后就逐步被成为古代自然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内经》医学体系的建构方法，是以阴阳五行模型比拟、认识、规范与整合人体与自然界的方方面面，依照性质、功能、现象的相似或存在联系的法则，将各种事物整合在阴阳五行系统之中。其建构依据的基本认识论方法，即是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赖欣巴哈说“分类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分类研究同样也是中国古代科学研究早期使用极为广泛的方法。 使用归类法构建医学体系的前提，是由于属性相似的事物具有相通或相应性，如《周易·乾卦·文言传》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易传·系辞上》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因此，把属性相似、征象相似的事物，按照阴阳、五行的性质分别归入相关门类，就形成了《内经》医学体系的整体结构系统。《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帝曰：五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藏，其味苦，其类火……；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溪，其味咸，其类水。”将自然界之青色、酸味，人体之肝脏、惊骇、目窍均归入木类。依次类推，分别归入火类、土类、金类、水类，并认为同类事物之间可以相通应、相助益、相关联；不同类的事物，按照五行的生克关系相互促进和制约，从而构成了“四时五脏阴阳”的结构系统，成为《内经》医学体系的基本构架。
“象思维”之过——取象思维的局限与不足
“象思维”思维方式作为《内经》所使用的最主体的认识论方法，在丰富医学理论、建构医学体系、指导临床思维、丰富药性理论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并由此形成了中医学鲜明的学术特征，即注重整体、关注联系、强调功能等，对中医学科学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这一思维方式亦存在一定的局限与不足，并导致了《内经》理论体系亦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处。 1．“象思维”难以形成对事物全面、系统的认识 取象比类与逻辑思维方法中类比方法相似，类比是从对象间已知的同一性、相似性，向对象间未知的同一性、相似性的推理过程。如果说类比推理的客观基础只是对象间的同一性和相似性，那么我们知道，任何两个对象都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相同，对象之间除了同一性还存在差别性。由于忽视差别性、不同性，导致了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在认识未知事物时就存在一定的粗简、笼统与片面，缺乏足够的全面、精细与准确，其推导的理论亦无法保证足够的全面与系统。如对中药药性理论的总结，有“皮以治皮，子能明目”之说，但梨皮、地骨皮、桂皮等则无治疗皮肤病之用，苏子、莱菔子、白芥子也无明目的功效等。 2．“象思维”未充分论证事物“类”的同质性 取象比类与逻辑思维方法中的类比方法相似，但又不尽相同，类比方法使用的前提是本质、种属相同的事物，因此，确定事物之间“类”的相同性在类比方法中的应用就极为重要。而取象比类方法在使用时并没有充分体现类比的这一特质。 首先，在界定事物属性的相同性时会存在认识分歧，如人与天地是否可以看作属性相同的同类？人与动物、植物是否可以作为性质相同的事物来推演？对此认识的差异，也导致了取象比类思维是否可以在这些事物之间使用的结论的不同。 其次，从现象到现象的推演方式往往失于事物间的简单比附与象征，并没有充分考虑事物之间是否具有同质性，从而导致有些结论牵强甚至荒诞，如《灵枢·邪客》关于天地与人体形象之间的对应联系，就出现了“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之类大量牵强附会的内容。 3．某些“意象”作为本质规律定位难以取得共识 “意象”或共象是从事物的现象中综合、总结、抽提出来的事物的共有征象或属性，应是事物内在本质、规律的概括与总结，因此，经过意象思维推理得出的结论应是对未知事物科学性、客观性最强的认识。但这一结论成立的最关键环节是要求“意象”是科学而客观的。而《内经》中使用到的某些“意象”，如五行、干支、河图等，更多成分上是对自然规律的象征或模拟，对其科学性评价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培根言“人的理性是贪婪的”，认为人固有一种概括欲，在尚未掌握充分的材料前就想提出终极因来解释一切。作为早期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内容，我们必须承认，五行、干支、河图等概念尚难以代表事物最本质的内在规律，以此推演得出的结论是否为人体生理病理的科学性规律也存在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如以三阴三阳模型推演的六经的概念与辨证，以五行的属性类比出的人体五脏的功能与病理特性，以五行生克总结出的五脏之间在病理上的相互影响与传变规律等。 同时，“象思维”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应用是以阴阳五行构建医学体系，但体系的建立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大量片段的实践经验资料借此被整合为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零散的医药知识升华为一个具清晰学术脉络的学科，使中医学传承与发展有了一个稳固的支撑结构。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阴阳五行思想的纳入，那些零散的医疗经验与知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及现代医学的强势冲击下，可能与世界其他古老的医学，如古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医学的命运一样，走向了没落与消亡，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阴阳五行，也就没有中医学。 但同时，体系的建立也成为束缚中医学发展的桎梏，在五行的规范下，人体生命结构与功能被机械地、简单地划分为五个系统，并且拘于五行的生克关系解读脏腑之间复杂的生理病理联系，不仅使中医学对人体生命的认识失于粗简与模糊，使中医学失去了利用多种方法与思路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的可能，并使中医学步入了一个难以突破与创新的困境中。正如罗素所说：“从事新发现其乐无穷，而体系乃是从事新发现的死敌。”吕乃基也说：“古希腊自然哲学在认识论上的一个特点就是综合，确切地说是原始的综合，根据有限的事实构建包罗万象的体系。要解释一切，大到天体运行，小到飞矢运动；从烟之上升，到石块落地。中国人则凭一套阴阳五行在万事万物前游刃有余。”《内经》理论体系建立之后，中医学在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缺少飞跃性的发展，与此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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