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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三代藏书人
海源阁位于聊城古城西南隅万寿观前街东路北杨氏旧宅第三进院的东跨院内，为清代著名藏书家杨以增于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所建。
杨以增（1787年－1855年），清乾隆五十二年生于聊城。据志书记载，杨32岁中举，35岁考取恩科进士，先后在贵阳、广西、湖北、河南、甘肃、陕西布政使、陕西做官。道光十八年父丧，杨以增为了实现其父亲生前夙愿，在其父藏书处“厚遗堂”、书斋“袖海庐”的基础上修建了“海源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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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人称“孝直先生”，喜欢读书和收藏古今书籍，现存《海源阁书目》中有“东郡杨氏厚遗堂钞本欧阳修《居士集》一种即为其所抄。
杨以增的曾孙杨承训（字敬夫）曾把杨以增收集藏书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端勤公任湖北襄郧道员时，开始正式收集书籍，以普通及精刻本为主，可谓初期；任陕甘总督时，以精刻本、善本为主，兼收并蓄，对我家藏书之总卷来说，以此时所购为最多，宜为中期，亦称盛期；任河督（江南河道总督）时，不仅以珍本为主，并以精刻本副之，善本以此时所得最多，可谓末期。”
杨以增在任江南河道总督期间所购珍本、善本主要来自苏州大藏书家汪士钟“艺芸书舍”旧藏，对此近人陈登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卷三中曾如是说：“（汪氏）乱前散出之书，往往为海源阁杨致堂（杨以增）所得……汪氏散书之时，彼正官江南河道总督，楼台近水，故得月滋多焉”。
由于当时江南一带战乱频仍、经济崩溃，尤其是太平军、捻军在此与清军作战，江南旧家藏书多不能守，大量散失，这给杨以增大批收购珍贵善本提供了机会。而杨以增当时正在“人文渊薮”的江南任河道总督，无论是在声望、地位上，还是在资财上都具有广收书籍的便利条件。其中最直接的一点，是他在当地收购的大批书籍可以凭借其主管河道之便，借助官方漕运粮船运回老家聊城。所以，除了收购了汪氏“艺芸书舍”绝大部分藏书以外，杨以增还多方搜罗，广收博采，吴越几百年间之所积文献精华，几乎被杨氏一网打尽，并被其先后以粮船运至聊城，使明、清以来藏书以江、浙为重镇的格局为之一变，亦为山左千百年来所未有。
在杨以增之后，其次子杨绍和（公元1830年－1875年）对海源阁的藏书亦是功不可没。杨绍和在京师为官时，珥笔余暇，辄约二三同好作海王村游，每得善本则折柬相邀，考订商榷，废寝忘食。由于杨绍和的不懈努力，《海源阁》插架日富。后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宗室端华与弟肃顺及怡亲王载垣以狂悖遭诛，怡府乐善堂、明善堂、安乐堂内所庋藏珍贵图籍遂散出流落民间。事发后杨绍和、朱修伯、潘伯寅、翁叔平等人争相购买，而杨绍和得最多，其中善本不下百本，这使得海源阁的藏书更加宏富。就这样，海源阁“杨氏藏书半得于北，半得于南，吸取两地精佚，萃于山左一隅”“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海内仰之，殆如景星庆云”。
在杨绍和之后，其子杨保彝（1852年－1910年）在任内阁中书、员外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山东省通志局会篡兼山东优级师范教务长等职。其间每遇善本，辄多购置，使得海源阁藏书更加宏富。他深知创业不易守成更难，故平时深自秘惜，不轻易以藏示人。《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冒雪前往海源阁，求见海源阁藏书竟不能得，最后只得扫兴而归。其实，像刘鹗这样被海源阁拒之门外的文人学士不在少数，像历城解元徐金铭为得见海源阁藏书求为杨氏童子师（即给海源阁第四代杨敬夫当老师），也没能如愿。
杨绍和、杨保彝对海源阁藏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购藏，他们还像多数清代私人藏书家那样，为海源阁的藏书编制了书目。经今人王绍曾先生多方考求，得知现存的杨氏海源阁藏书目共有5种，皆成于第二代主人杨绍和和第三代主人杨保彝之手。
三遭匪劫兵燹
世间万物，盛极必衰，海源阁也不例外，当海源阁的藏书传至其第四代传人杨敬夫之时，由于政局动荡，盗匪四起，海源阁的藏书屡遭匪劫兵燹，其中大规模的损失先后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清咸丰辛酉十一年（1861年）初，捻军自皖北上，进入鲁境，鲁西南遂成战场。2月，捻军进至肥城西部，前锋直抵杨氏别业华跗山庄陶南山馆，并与清兵在此展开了激战，杨氏别业遂陷于兵燹之中，所藏秘籍损失殆半。据杨绍和《楹书隅录》记述：“珍藏图籍，幸犹十存五六。”
第二次是在1929年。是年7月10日，匪寇王金发（河北馆陶人，直系军阀督鲁时为第四旅学兵连排长，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时被收编为连长）纠集其残部，与地方匪徒、烟鬼、兵痞等千余人进驻聊城。王自封司令，并将其司令部设于海源阁。其随从书记官、参谋兰山樊天民、堂邑杨道南均系前清生员，颇知版本目录之学，遂将海源阁之宋元秘籍，及金石书画，择优掠去，损失极为惨重。该年11月，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奉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命前往调查。王献唐目之所及，“书籍零乱，积尘逾寸。宋本《史记》残余一册，宋本《咸淳临安志》残余两册，均散置地上，与乱纸相杂。字画碑帖，仅存轴木夹板，中心多被撕去。藏砚数十方，仅存砚盒，所有砚石无一幸免……”
第三次是在1930年。政局突变，山东又陷入战乱漩涡，晋军入鲁，匪徒王冠军等乘机占据聊城，其司令部亦设于海源阁内。据报载，王冠军与当时聊城县的县长王克昌（天津人）协议劫取宋元精版书籍，由王克昌甄别鉴定，将其精本装入八大木箱，抬入县府。王克昌得珍品若干，余均归王冠军所有。王冠军此劫，对于《海源阁》来说是一次最大的劫难。对此，王献唐在《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置》一文中有着颇为详尽的记载：“附近土匪蜂起，道路阻断，既而匪徒占据聊城，即盘踞海源阁内。土匪去后，又有招抚改编之军队入城，此去彼来，有如传舍，攫书最多者，为王冠军而已……在土匪占据聊城时，日常以杨氏书籍出售，购者随意予价，略不计较。有时割裂包物煮饭，或带出作枕头使用……”这次劫难使“经部损失十之七，史部损失十之四，子部损失十之四，集部损失十之三。宋元版完全损失，以孤本高丽版韵学书最有价值。所剩者为充宋、充元、明版、清版、手抄本等，已多数不全……”除书籍遭损坏外，杨氏《海源阁》还“损失古墨20箱，一块未剩；字帖43箱，除被劫去者之外，悉数为雨冲毁；康熙、乾隆、道光三朝瓷器四十箱，完全损失；康熙、道光间制绍兴酒２４坛，俱被匪徒饮空，坛改为溺器；价值四千余元之木器家具，完全毁坏；各室铺地长砖、方砖均被掀破，掘地一丈余深。海源阁匾额，末有杨以增题跋数行，被匪摘下，尚不知置于何处。”
是年十一月，第三路军八十七旅旅长荣光兴率部击溃王冠军，驻入聊城，也将司令部设于海源阁。当时，海源阁内一片荒凉，宅人避战乱均已逃散。院内院外，堆满书籍；厕所马厩，到处是书，散乱在院内的书籍，均遭大雨淋烂。只有十余间房内书籍依然满架，但也是劫后余存，多已参差不齐，这当中以抄本为最多。荣光兴知道杨氏藏书的珍贵，他特命参谋长谢用霖派兵一连，将杨氏书籍无论整缺破碎，一律运入屋内，加封保存；并规定无论何人一律不得入屋内观览，以免书籍再遭损失。同时，他设法寻找杨宅主人，以使藏书得到妥善安排。五天之后，杨氏后人派管事邓华亭至海源阁八十七旅司令部接洽，至12月26日，杨氏即将残破书籍用数十大车，由荣旅长派兵护送，全部运往济南，存于经二纬一路东兴里杨氏自置房舍中，所运之书共计六十余箱。
王冠军率部移驻河北后，即将所攫取杨氏《海源阁》的书籍、字画等物品运至保定家中保藏。王冠军患病死去后，其妻将其所掠藏书陆续出售，而当地书肆奎文堂得之独多。而北平书贾闻讯蜂拥而至，其书为文友堂、文禄堂、藻玉堂分购而得。
不幸中的万幸
其实，早在匪劫兵燹之前，海源阁的藏书就已屡受威胁。1911年，袁世凯窃国当政，其子袁克定就垂涎“海源阁”藏书，想要攫为己有。杨敬夫嗣母王太夫人为此特意把海源阁宋元秘籍由楼上搬往其所住卧室北房，藏于书橱内。张宗昌统治山东时，亦曾想派兵来强行没收“海源阁”藏书，并强迫杨敬夫捐书。他让人传话威胁杨敬夫：“您这些东西，光凭自己是不可能永久保存下去的，您不捐献也怕保不住。”乍一看，张氏所言不无道理，可实际上张氏收归公有是假，将藏书变为张氏私有是其真实意图。对此，杨敬夫是有所察觉的。为了保护“海源阁”藏书，同时也是为了维持生计，杨敬夫在1927年4月将部分宋元秘籍（共二十六种，一说为二十三种）运往天津收藏。
1928年春天，国民党西北军第十七师马鸿逵部进驻聊城，“海源阁”藏书又略受损失，这直接促使杨敬夫正式决定“把家藏的珍宝外移。”该年冬，杨敬夫返回聊城，找人秘密赶制书箱，把宋元秘本精品装了十几箱，雇汽车运至禹城，再由火车转运天津，存于西安道所居寓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杨敬夫深恐海源阁藏书终非己有，欲投资工矿事业，亟须资金，还将其中92种珍本，由北平琉璃厂藻玉堂经理王子霖介绍，以8万元抵押于天津盐业银行。后来，杨生意受挫，无力赎回。1931年旅居天津、北平的人士潘复（字馨航）、常耀奎（字朗斋）、张廷谔（字直卿）、王绍贤等人组织了“存海书社”，集资将这批书购回并续存于天津盐业银行。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北平图书馆复馆开放，即拟将其书购入。为此，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特拨1500万专款备用。后适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视察平津，手谕“海源阁藏书可作价国币1500万元，由北平图书馆购买，以存古籍。其原购存该批书籍士绅热心可嘉，应于北平图书馆内，另辟‘存海学社’，以资纪念”。经过点验，该批书共92种，1207册，于1946年2月5日为北平图书馆正式收藏。
可是除此92种外，杨敬夫两次运至天津的海源旧藏还有很多，多零星出售。这些书有一些被国内的藏书家收藏后最终转归国家图书馆，其中直接或间接归于北京图书馆者261种（其中有36种于抗战期间移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移存台湾中央图书馆），但去向不明者亦不在少数。
对杨敬夫两次将海源阁之书运津之事，不管人们对杨敬夫有各种议论，在当时形势多变的情况下，他把大批珍善宋元秘本书籍运往天津未遭兵燹，应视为“先见”。
至于杨敬夫在海源阁遭王匪劫后运济之书最终多归山东省图书馆所有，这亦当是不幸中的大幸。
由此，海源阁劫余之书除了杨氏在京津先后零售和散出之外，以上两大宗精善之本和普通版本最后均被收归国有，现主要由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收藏。其中北京图书馆藏其精本170余部，而山东省图书馆经过多年集聚，该馆现有海源阁藏书2540余部、33600余册（约占海源阁原藏书量部数的70％）。除此之外，山东省图书馆还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采访到杨氏奏疏及诗文稿本，林则徐、翁同 等致杨以增的亲笔书信，乃至海源阁匾、印章、文房用品
海源阁是我国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总计藏书二十多万卷，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它与北京的文渊阁、皇史宬，宁波的天一阁同为中国历史上公私藏书典范，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
海源阁藏书楼，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光岳楼南万寿观街路北杨氏宅院内，由清代著名藏书家杨以增创建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
海源阁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上下两层。下为杨氏家祠，供杨氏先人牌位，上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藏书楼前有一长条状小院，东侧有两座长廊式高台读书亭。楼下东首为通往后院的通道，杨宅第四进院内为海源阁明清版本藏书处。
海源阁藏书浩瀚。至清末，海源阁藏书已达三千二百三十六种计二十万八千三百卷有余，是杨氏四代人潜心搜集的结果。后历经战乱，迭遭破坏，所藏图书大部散失，只有一小部分辗转收入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现已在原址按原来的结构样式重建，并开始对游人正式开放。
解放后,国家编定二十四史时,前四史就是依据海源阁藏本校注的。毛主席曾送给田中角荣的《楚辞集注》也是依据海源阁藏本校注影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