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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曾有人说,书的命运,往往跟着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而转变。 这句话让海源阁后人杨清皋感触颇深。年过七旬的他说,“假如书还在,整个家族也不会散。” 杨清皋感叹说,如今看,即使这些藏书价值连城也不会拿出去卖,而是一直守护下去。但遗憾的是,书籍的留存始终有自己的命运逻辑。 自杨以增大量购藏古籍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海源阁藏书基本散佚,前后历时百余年。而在这期间,杨氏家族中真正能算作藏书家的仅有杨以增一人。 余秋雨曾总结过古代藏书家诞生的苛刻条件。他说,历史把藏书事业托付给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们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他们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他们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他们还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和超越时间的精细谋划。只有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藏书家。 海源阁是清末建立较晚的藏书阁,与400多年历史的天一阁仍有差距。而海源阁中20余万册古书曾属于不同的主人,其中就有江南知名藏书家黄丕烈。 大致用了20年时间,杨以增才让贵州、河南、甘陕、江浙的珍籍古册藏身于聊城高阁当中,让海源阁成为这些古书新的庇护所。 “实际上,在杨以增任上的最后几年,他人在江南,书却在老家聊城,人和书已经分离了。”海源阁图书馆馆长李付兴说,杨以增藏书原本用于阅读和经世致用,而后来完全在于收藏,“这样的举动如果不是痴迷,那也只能用一种莫名的使命感来解释了。” 为了完好地保护搜集来的书,杨氏制定了苛刻的家规,不准外人甚至族人翻阅,只有书主人的挚交才能有幸登阁。 “我家祖母从小就告诉我家中藏书的事,家里人未成年,是绝不允许去翻书的,只有到了十六岁以后,觉得我们懂得书籍的珍贵了,才让我们去看善本。”杨清皋回忆说。 《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曾冒雪前往海源阁,竟不得见藏书,直气得在旅店墙上题诗一首:“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琅媳饱瑟鱼!”像刘鹗这样被海源阁拒之门外的文人学士不在少数,历城解元徐金铭为得见海源阁藏书求为杨氏童子师,即给杨敬夫当老师,最终也没能如愿。 在保存书上,杨氏也考虑缜密,海源阁末代阁主杨敬夫在《曝书》中说:“我家遵守旧规,每二年或三年必晒书一次,全家共同从事,并预先邀同亲友数人帮忙,由清明节起,至立夏止。”海源阁藏书尽属珍本,外有木匣,内有锦函,晒书后,还将藏书楼门窗打开,保证通风,然后再将全部门窗关闭,同时封条安藏。 如此煞费苦心,仍然难以让藏书保全。清亡前夕,阁主杨保彝预感大乱将至,辞掉了官职,回家守书。直到1930年,土匪王冠军进占聊城,海源阁藏书未能免于劫毁。 一些藏书被士兵烧火做饭,甚至吸鸦片烟时用来擦枪。自知无法收拾残局,杨敬夫决定将海源阁珍本出售,一时间轰动了天津。 此时,天津书商王雨挺身而出,找到梁启超等知名人士和藏书家,才不至于古书流失。抗战前夕,曾有传闻,杨敬夫想将藏书善本卖与日本。鲁教育厅登报郑重声明,“无论何国人士,应以中华民族之公共文化关系与本省图书馆以优先让渡权。” 20余万册海源阁古书最终流向何方,至今难以查证。除目前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部分海源阁古书外,山东省图书馆的三万两千册海源阁图书应属最多。 历经劫难,除了因战乱散失而得以示人外,作为知识传播的工具,海源阁的藏书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 丁延峰觉得,历代藏书楼大都把藏书作为私有财产,不容外人染指,这是近乎残忍的冷漠,并不利于古籍的保存。 如今,普通读者仍无法轻易看到海源阁古书。与之类似,在前些年一次古藏书楼研讨会上,专家们发现,号称浙东第二藏书楼的余姚五桂楼,长年闭门谢客,留存的6000余册藏书亦束之高阁,这与正在海外展出的故宫博物院文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学界认为,藏书家名为聚之,其实散之,名为存之,其实亡之。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何朝辉说,新中国成立后,私人藏书通过各种渠道大部分在各级图书馆保存,珍贵善本仍是不能随意借阅,用意是加强保管,使其能够长远流传,但显然还是偏于保守。 “现在,国家正在进行中华再造善本的工程,目的就是解决古书藏和用的矛盾。我想这应该是让海源阁图书从藏书架走向普通百姓的一次好机会吧。”何朝辉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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