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对外战略

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对外战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所长  杨伯江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国际形势基本的状况，这些状况背后横向的纵向的深层背景，以及对我国来说构成了哪些机会和挑战。我准备讲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星移斗转，今夕是何年；二是大国周边，崛起两挑战；三是透视东瀛，危机何时了；四是何去何从，正道是沧桑。

星移斗转，今夕是何年

了解国际关系最关键的就是一个定位问题，我先介绍一些国际关系、国际体系方面的常识性知识。

国际体系迄今为止经过了五个阶段，我们现在处在第五个阶段。

一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是经过了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国家坐在一起签订了一系列合约，从而形成的一个体系。它是人类社会上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它是地区性的，仅限于欧洲，但是学者们一般都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作为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来看待。它确立了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国家主权的独立性、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主权民族国家取代基督教神权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而且国家之间互动的模式基本上确定了，就是邦交国际会议。

二是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这个体系基本上是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什么质的差别，只是主体有了一些变化，因为地区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比如有一些国家没落了，有一些国家兴起了，有一些国家在地图上消失了，比如波兰。波兰这么大版图的一个国家居然被三次瓜分，还一度在地球上消失。兴起国家像普鲁士，即现在德国的前身，英、法、俄、奥是没落的国家。维也纳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相比的话，主要是量变比较多，在机制运行方面没有太大的变化。其运行原理我归纳为两点：一是强权，二是军事。当时的国际关系跟今天相比更是粗糙的、野蛮的、落后的，所谓平等、权利只局限于大国之间，小国弱国是没有什么平等、权利可言的。比如用小国和弱国的领土对战胜国进行补偿，这个做法一直延续到“二战”。维也纳体系开始具有了一定的世界性，但是很明显世界的其他部分，特别是广大的殖民地国家是被作为侵略扩张的对象而纳入体系的，并非主动加入的。

三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体系，它标志着欧洲全球霸权时代的结束，国际关系开始不限于欧洲，真正具有了世界性。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基本的运行原理仍然是“强权+军事”，不过进行军事平衡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英国、法国、意大利是传统的欧洲强国，在这三个强国之外又增加了两个非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此外还有一些新的力量加入了这个体系，或者说在冲撞这个体系。一是苏联的出现，“十月革命”以后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种异己的力量，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变数。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解放运动。苏联的出现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解放运动是相互关联的。

四是“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这个体系虽然有一些新的地方，但本质还是没有太大变化，它从过去的多极军事、多极平衡走向了两极军事、两极平衡，美苏对峙形成了两极多层的格局。这种两极并不仅仅限于我们平时所理解的政治上对抗、军事上对峙，在经济等其他方面都是老死不相往来、井水不犯河水的。当时斯大林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就是要搞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所以在经济上两大阵营也是泾渭分明的。为什么叫两极多层呢？实际上两极并不是每极的内部就是铁板一块，在两极的内部又分了不同的层次，而且多层在进入19世纪60、70年代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具体讲就是日本和西欧的实力增长，后来我国第一代领导人提出来的三个世界的划分也是跟当时西方阵营内部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雅尔塔体系的影响非常深远，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它就是冷战体系，这个冷战体系对于今天的国际关系、国际体系仍然有着很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五是1991年冷战结束以后的后冷战时代。叫时代而不叫体系是因为现在学者们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争论清楚，究竟有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还是说仍然是冷战后的一个延续，目前还没有能够让各方面普遍接受的说法。但是跟冷战相比，1991年以来的这20年间国际体系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虽然强权军事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体系的核心，但是人们在看待处理国际关系时，更需要关注时代的潮流，比如和平、民主、科技、发展等。科技、发展不是一个虚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核武技术、信息化，全球化造成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关系模式的变化，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变化。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空前的，一些潮流是新的，一些问题是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一些国家关系的模式仍然在继续探索之中。

当前大国关系有哪些变化，我大致讲这么几点。

首先，格局还是维持一超五强。美国是一超，五强是欧、中、俄、日、印，但这些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有变化的。“二战”后初期，美国遥遥领先，后来随着欧日的发展，美国的比重有所下降。世界GDP排名前十的国家当中美国当然是第一了，美国的占比在1990年的时候达到35.8%，2000年达到42.3%，最近呈现下降趋势，2009年达到37.1%。从1990年到2010年20年间，其他传统发达国家GDP相对于美国GDP之比都有所上升，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日本，从20年前的49.9%下降到35.4%。另外，新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于传统大国来说其所占的比重在上升，就是说力量在向新兴大国倾斜。

其次，当前各国关系的新动向。大家知道决定国际关系格局的因素第一是力量，按实力排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是老三……同时也要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比如老二和老三会不会联合起来对抗老大，老大会不会怀柔老三，让它牵制老二，这些都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一些模式。

当前大国关系的新动向概括起来就是重新计算方法，以新老互动为主线，旧的同盟要找新路，新的集团强势发展，针对不同议题，涌现出一批G组合，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G20，成了一个囊括新老大国的平台，而且从运作方式上打破了封闭僵化的运营模式，更为灵活开放。但G20还不能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摆平，还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决策平台，还是有点清谈的性质，在这里可以敞开讨论，最后不一定能形成一些大家都愿意遵守的约定。于此同时，一些传统大国的集团开始走下坡路，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G7或G8。此外还有金砖集团、争常四国等。争常四国是印度、日本、巴西、德国，这四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反对国，想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很不容易，单打独斗不行，捆绑在一起有得也有失，可能别的国家不是因为反对你，而是因为反对四国当中的另外一国把你顺便也否掉了。印度入常最大的牵制力量是巴基斯坦，对于日本入常来说中国的作用比较关键，德国有意大利等国家扯后腿，巴西有阿根廷等拉美大国不买账，大家都是邻国，都差不多，为什么你可以入而不让我入？邻国之间有很多利害关系，很复杂。

其三，大国关系如今的局面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最具根本性的有两个，一是权力结构没有调整到位，二是出现权力真空。比如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经济实力发展上去了，但国际政治地位仍然是偏低的，而一些老牌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力量已经是今不如昔，但不会主动退出去。

大国周边，崛起两挑战

我们中国正处在和平发展的历史性进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研究问题要抓主要矛盾，我认为最具根本性的挑战有两个，一是大国关系，二是周边关系。

第一，我们先来看看我国的周边关系。

中国首先是地缘上的一个大国，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蓝色海洋疆土。这样一个地缘大国要实现和平发展需要一个牢靠的、稳定的、友善的、和谐的周边关系。美国发展之初与墨西哥、加拿大等国搞好周边关系，为美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而前苏联是周边关系搞得不好的代表，政治和经济上的大国沙文主义使它跟东欧国家关系紧张。

中国如何处理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周边关系呢？从中国所处的客观条件来说我们的形势比美国、前苏联还要复杂。中国的邻国非常多，14个陆上邻国，8个海上邻国，在8个海上邻国中朝鲜和越南同时也是我们的陆上邻国，所以总共有20个邻国。另外，中国与这些邻国之间的历史也决定了要处理好周边关系非常难。

第二，周边摩擦背后的大国战略因素。

大国和周边不是相互孤立的两个问题，而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近10年来我国的周边外交出现了不少麻烦，外国媒体说这是中国的周边外交危机。东海、黄海和南海这三海问题同时出现，这在我的研究生涯当中还是没有见过的。任何一个周边矛盾、周边摩擦、周边冲突的背后都有大国战略因素，这其中首要的是美国因素，其次还有日本、俄罗斯、印度。

现在全世界的注意力和中心都往亚太转移，无论是战略的还是经济的以及相伴随而来政治和军事的，大国战略因素凸显，地区形势变得空前复杂。我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实际上就代表着与现行国际关系体系的关系。什么意思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非现行国际体制的缔造者，“二战”末期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些深远的考虑，把中国当时是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列为联合国五常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是被排斥的，五常之一的位置是由台湾集团占据的。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我们在国际舞台是一个后来者，不是当时规则的制定者，甚至有一些规则我们还要慢慢去熟悉、去适应，进而努力去改变。

从大国因素、战略因素和周边固有矛盾的契合点来说，我们要看到一个问题，中国周边大大小小20个邻国，除了像俄罗斯、印度、日本这样的大国以外，其他的中小国家以及中小国家形成的集团都有一个基本的战略，就是搞大国平衡，他们同时跟几个大国发展关系。比如很多小国特别是非洲、拉美的小国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游走，两头取利，这是小国的一个基本生存之道。从这种基本的生存战略出发，他们在对外战略、对外政策上采取的是政经分离路线，就是政治上、安全上拉近和美国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市场份额等方面又必须要靠中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概莫能外，包括日本在内也是这样的。

在2001年到2006年那5年多的时间里，日本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在政治上顶得非常厉害。但据我统计，恰恰是在那五年时间内，日本对华贸易是增长最快的。在2001年的博鳌论坛上，小泉对我们的朱镕基总理讲，中国的发展是机遇不是挑战。从这样一个强硬分子嘴里面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很难得的，但他说的是真心话，从日本自身的发展战略来考虑，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国家不得不采取这样一个“两层皮”的战略，当然这也造成了一个混乱的局面，而且这些政策的实施国自身也会疲惫不堪，比如像日本、越南，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都患有“身心分裂症”，做的是一回事，想的又是一回事。我觉得这个现象的深层原因是非常值得探究的，政经分离不仅仅是相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来说，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这样的现象。比如在“冷战”时期，两大集团不光是政治和军事对峙、对抗，在经济上也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老死不相往来。那个时候国家的身份是相对单一和明确的，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他的经济合作伙伴往往就是政治安全合作伙伴，这个身份是重叠的。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政治的藩篱、政治的围墙不再那么有效了。比如过去国家间的资本流动是被严格限制的，现在不再有这样的限制，而通讯等技术的发展又为资本的迅速流动创造了便利。政治藩篱和没有国界的资本流动就产生了矛盾，资本要寻求全球范围内的最大限度的优化配制，这和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藩篱形成了冲撞，我想这是导致今天政经分离局面的最基本的原因。无论大国小国，他们都或多或少的是大国战略因素的实施者，既利用别人也被别人利用。比如在中日关系中，日本利用越南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和中国之间存在南海问题，日本和中国之间存在东海问题，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所以日本在拉拢这些国家上面是不遗余力的。我举一个例子，日本加大了对越南的援助力度，有的时候也要采取打一巴掌再揉三揉的做法。2009年日本对越南果断地采取了援助断奶的措施，借口是越南方面在使用日本给予的贷款时不够规范，有贪污贿赂的现象，这样一来越南对日本就老实多了。

美国在过去10年经历了一个觉醒的过程，9·11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是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从外交安全战略上来说也走了一段弯路，9·11把美国人打急了，又赶上一个线性思维的领导人，小布什在9·11之后有一段著名的话，在他的眼里面世界非黑即白，而不是多元的，他警告其他国家要么跟美国在一起，要么就跟恐怖分子在一起，世界上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而当今世界恰恰有很多灰色地带，出现越来越多非黑也非白的中间地带。美国把反恐置于战略首位，忙着反恐去了，这10年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比如中国抓住了这个机遇，在战略上运用的比较好，在进入新世纪的头10年是我国发展最快的一个阶段，到小布什后期美国醒过味来，要重返亚洲。当然美国是不是离开过亚洲要从两个方面来说，如果说他在这个地方长期有着政治和军事的存在，从来没有离开过；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虽然人在这儿，有时候心不在这儿，还是曾经离开过一会儿。比如在小布什时期曾经发生过美国国务卿缺席东亚重要会议的情况，而且不止一次，就是说参与亚太地方事务的兴趣下降，于是奥巴马批判小布什的亚太战略，认为他对亚太这么重要的地区的关注不够。奥巴马上台之后加紧重返亚太的步伐，这才有了后来南海问题的激化，包括中日之间撞船事件以后的一系列复杂局面都有美国战略因素的背景。

透视东瀛，危机何时了

应该说“二战”以后日本模式是比较成功的，这个成功首先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开发独裁，开发就是发展的意思，独裁指的是政治上一党执政，这本是日本用来描述亚洲四小龙模式的，实际上日本自己是最大的开发独裁国家。

我们知道1955年以后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直到1993年下台。自民党之所以能够保持长达38年的一党独大，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首先是美国支持它，这种支持不是空的，包括在资金、技术、市场开放等全方位的支持。美国在欧洲有一个“马歇尔计划”，在日本也有类似的计划。另外，日本当时是夹着尾巴做人，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没有心思也没有心气、勇气关心日本以外的事务，所以显得低调老实一些。战后日本的发展路线用一个中国学者的话来概括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经济发展，两个基本点就是轻军备、靠美国。

有了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日本迅速发展起来，1968年超越西德，成为“西方”老二；20世纪80年代超越前苏联，成为世界老二；2010年被中国超过，成为世界老三。但为什么“冷战”结束后日本模式又失败了呢？就是说这个模式出现了明显的制度疲劳，不灵了，失效了，这里面是有综合原因的，有政治的、经济的也有外交的。

首先是美国的态度变了。美国是永远要寻找对手的国家，苏联垮台之后就瞄准了日本，日本也异常的张狂，把好莱坞、洛克菲勒中心等一些标志性的地界、地标都买下来了，这非常刺激美国人，就把日本锁定为下一个主要对手。与此同时，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全球化的浪潮，而美国在政治上也要利用这个浪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美国要借机掌握国际产业分工的主导权，这个时候日本开始逐渐丧失其发展优势。为什么印度软件业发展得那么好？印度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说英语，而日本在这方面恰恰是一个弱点。日本人曾经想过各种办法来应对全球化的冲击，比如开发研发机器人，航空航天方面的技术因为受各种政治因素的限制，当时还不敢一下子放手搞。另外还开发日本版的Internet，开发日语软件，但世界的主流还是英语的，所以在这方面日本也不占优势。再有就是全球化对日本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具体来说就是对经济运行模式和企业管理模式造成了冲击。

研究日本的学者都喜欢说一个词叫“1955年体制”，1955年是两个保守政党合并形成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的年头，但这个体系更多的是说明政治问题，不能说明经济体制的问题，经济体制方面应该是“1940年体制”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日本体制，这是一个战时经济体制，定下来之后几乎就没有被怎么动过。日本人做事儿是很执拗的，也是很执著的，什么东西都讲究家传、传承，所以像体制这些东西也不是轻易能动的。这些体制有一些特点，就是内部不鼓励竞争，甚至限制内部竞争，一致对外。政府对企业要采取保护措施，要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为其在国际上的竞争提供政治上的条件和方便，甚至就是一些产品推销的事情都有政府的份儿。现在民主党在台上被日本经济界和媒体批判的一个材料就是说他们不注意在国际上搞推销，导致日本企业在几次竞标中都输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浪潮袭来使日本这些传统的模式受到冲击，因为很多它的产业明显是低效的，为了保护本国利益，或者是保护部门利益，或者是保护个别政党的利益，刻意在那里护着，比如服务业、农业等。我们知道日本的大米非常好吃，但日本大米价格是国际平均价格的六七倍，在日本吃一个哈密瓜，那是比较奢侈的事情，这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手里掌握着一定的选票，会影响到一个政党是否能够执政，所以过去这么多年自民党不敢动农民，基本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日本对外签署经济合作协议在选择对象时就受到局限了，比如包括不包括农业条款等。

其次是日本自身经济社会的变化。比如说人口结构的变化，日本战后经济经过了三个阶段：恢复、高速增长、成熟增长或者叫低增长（已经近20年）。在这个期间，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日本出现了大量的人口转移，从农村走向城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民工，日本的户籍管理远远不如我们这样严格，人流动到哪里只需要在当地政府填一张表就行了。农村剩了一些老爷爷、老奶奶和妈妈，青壮劳动力都去城里打工去了，所以自民党流失了大量农村、农民的选票。而进城的这些人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溃不成军，加上企业为了压低成本，废除了一些管理模式比如年工序列，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个结果，企业和员工之间的纽带大大松驰了。现在有一个统计，合同工占日本产业界就业人数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或者说大部分员工都不是正式职工了，这样就产生一个政治结果，就是自民党影响人们投票这种政治行为的能力下降了，因为企业指挥不动员工了，所以自民党在城市也失去了社会基础，所以党员从过去的几百万下降到最近的一百万。

我讲的这一部分的题目是“危机何时了”，我觉得是仍未了，而且危机恐怕了不了，就是说日本有可能成为一个倔强的没落贵族，日本在中国面前不会轻易低头，这里有战略心理、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他还要端着一个架子。日本能不能重新崛起呢？我个人是比较怀疑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各行各业之间的竞争一样，争到最后不是经济、政治、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日本的文化很成问题，日本文化以纯为美，日本人说自己是单一民族，在对外开放方面具有非常强烈的排斥心理。在日本和在美国的感觉不一样，在美国谁对你都不客气，反正大家都是外来户，都是过路人，我也不照顾你，你也别惹我，大家公事公办，当然彼此间也都友好开放，那种所谓的“玻璃屋顶”比日本要弱很多。在日本人人都很客气，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东道主有义务关照外来户，但是外国人可能永远也融入不了他的主流社会，很难走到公司或者部门中的上层位置，有一个无形的文化屏障在那里。现在日本社会老龄化问题很严重，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人口出生率在2.1%才能够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循环，但日本现在的人口出生率是1%左右。整个日本变得越来越老，需要有年轻的劳动力进来，但除了个别提案之外，谁都不说这个话。日本人希望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外面的人来了社会治安有可能就差了，搞的社会不那么纯了，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是我们难以理解的。

再者，日本的脖子上有一个项圈，绳是牵在美国人手里的。反观我们自己，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在经济上非常贫穷落后，但在战略上、政治上确实是独立自主的，从来不看谁的脸色，对谁也没有软弱过。日本外交和中国外交的起点是不一样的，日本确实很多方面受美国的控制，被控制的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一种下意识，就好象一只宠物天天被拴着，某一天主人悄悄给它松开了链子，它也不会跑掉，还在那个地方转悠，日本的很多改革都是欧美趋向的。

日本的前景，从根本上讲政治不稳定影响了政策和战略的连续性，影响了整个国家的长期发展。

何去何从，正道是沧桑

目前的国际局面纷繁复杂、利害交错，而且预计这种混沌局面会长期化。大家知道“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体系取代“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体系所采取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是战争，往往是打完一场仗以后，胜的一方制定一个规则，然后败的一方要遵守这些规则。战争更容易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把一些坛坛罐罐都打破、重建，但是非战争方式实现的国际体系的转换，就容易拖着前面的一些遗留物，所以这种混沌的局面会长期存在。

国际关系中有一个词儿叫自我认同，要是想描述中国在国际上的身份地位可以用不下十个词来描述，由此可见中国在国际上身份地位的复杂性，所以只能是冷静观察，稳扎稳打，但有这么几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要成为文化大国，应自我完善。

我国现在成了经济大国，当然大国和强国还是不同的概念，我国的军备预算增长很快，但这些预算是不是都用到高端装备上了呢？最根本的还是要成为文化大国。比如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在中国面前不会放下架子，从心理上讲不服中国，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心理的问题。大家知道在唐朝前后日本向中国学了很多东西，但是日本人有一个观念，他们认为，汉人文化在南宋灭亡之后就断了，后来的元朝、清朝都称不上是中华，都是属于蛮夷，中国在文化心理上开始失去日本的尊重，所以中国要想重拾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尊重，不能仅靠硬实力，还要靠软实力。尽管我国的硬实力还存在很多问题，但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应该放在大力发展软实力上。

第二，要有战略还要有重点。

哲学中有著名的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在我看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这几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我觉得至少第一问和第三问没太搞清楚，要注意学习历史的话可以弄明白第二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急需明确自己对全球和地区秩序的构想。重点就是要抓住一些国际战略中的重点环节。比如，2006年“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由新加坡、文莱、智利及新西兰四个小国启动，是第一个跨越太平洋东西两岸,覆盖亚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多成员自由贸易安排，近期美国、澳大利亚等亚太重要成员纷纷决定加入。很明显美国是要把它作为亚太战略的两个轮子之一，第一个轮子是安全方面的同盟和友邦，这个友邦不是一般的友邦，得有资格认证书的，就是得实行西方式民主，像印度那样的国家。第二个轮子是经济方面的，就是要推TPP，美国意识到9˙11之后他游离亚太地区10年，现在突然发现中日韩关系发展得不错，东盟也搞得很红火，东亚峰会最初甚至把美国排除在外，今年开始把美国和俄罗斯加进去，这些都让美国心里感觉不踏实，所以美国要主导亚太经济合作，冲击亚太地区现行的合作走向。什么走向呢？美国有一个判断，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走下去的话，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主导权早晚会被中国捏到手里。鉴于这种局面，美国要抓一个政策杠杆来平衡、牵制、冲击中国。

第三，全面准确评估传统历史、文化关系。

造成今天中国和周边国家一些方面关系紧张的原因有现实的冲突，也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而心理上的问题根源之一是来源于历史的记忆。同一个杯子，你看到的也许是正面，而他看到的是反面，同样一段历史，不同的国家却有着不同的记忆。所以历史关系源远流长是有利有弊的，是很微妙的一个东西，一定要慎用。

我国在对外关系上，无论是外交还是经济合作，有一些观念是要更新的，至少有这么两个。一是追求100%的胜利，这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国际社会没有全赢这一说，国际关系民主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能挣个51%就算不错了。二是在我们的观念里外交就是要解决问题，其实未必是这样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问题也非常多，有一些问题明显是不可以解决的，有的是短期不可能解决的，有的是永远解决不了的，所以外交的使命或者说外交的真谛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一些问题可以先放一放，以待他日之机。比如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一些敏感问题，现在解决和10年以后解决对谁更有利一些呢？我相信时间是在中国一边的。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