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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县“太和碑”：北魏诸碑极品
锦州义县头台乡大凌河北岸有一座千年石窟，石窟分东西两部，石窟内的塑像身姿优美，衣袂飘逸，当后世的探访者与石窟内的千年塑像目光相接，时光似悄然凝固，那漂游于塑像面庞间拈花而笑的胸襟坦达，那流溢于眉宇间看破红尘的气定神闲，沉静悠然地传递着独属于一个久远年代的风韵与声音，令游历者恍若隔世，仿佛人生一世，守候的正是这穿越时空的梦境预约。
在石窟正殿旁，有一块长宽约一米见方的摩崖石刻，饱经岁月风雨，水痕纵横、锈迹斑斑，字迹模糊的疮痍门面，似向过往游人默然提示着一段风云激荡的千年往事……这石窟，名为万佛堂石窟，是辽宁唯一的北魏皇家石窟；这碑刻，名为《元景造像记》，因刻于北魏太和年间，亦称“太和碑”，是东北地区“最后的魏碑”。 北魏骈文大师韩显宗撰写碑文 1921年，一个秋日的午后，辽西名士周养庵走进尘垢扑面的万佛堂，在这块同样积满尘垢“太和碑”下唏嘘不已，随后，他出资拓了30张碑拓，当时的国内书法界为之轰动；1925年，近代文坛大家康有为仅仅看了这拓片一眼，便不吝溢美之词脱口赞曰：“此乃元魏诸碑之极品！ ”；此后不久，他的学生、一位曾引领中国近代国学思潮的大家梁启超亲赴万佛堂，在这块石碑下默然良久，随即饱含深情地为其作跋曰：“其书由八分蜕入今楷，痕迹尽化而神理固在，天骨开张，光芒闪溢，神龟正光！ ”；而当日本石窟考古专家池田温来到“太和碑”前时，这位以考证严谨著称的知名学者，娓娓道出了一连串令学界人士听一听便心跳加快的名字：“这石刻的碑文，是由北魏骈文大师韩显宗撰写的；这石刻的传世书法，是北魏时期与崔浩、萧显庆、郑道昭齐名的大书法家孙绍的压卷之作！ ” 在万佛堂“太和碑”未发现前，提及魏碑，书法界必以“张猛龙碑”、“张玄碑”等碑刻为魏碑之临摹经典，当“太和碑”拓片惊现于世时，此碑的耀眼光晕，令“张猛龙碑”、“张玄碑”顿时光芒暗收。 对魏碑颇有研究的著名书法家王景芬发出这样的慨叹：“纵观拓中存字，确非凡品，余从书经年，曾遍览可寻之北碑之拓，即便世推之张猛龙、张玄亦难与之相颉颃也。其碑似当为北碑之冠首，其书刻非但为魏碑绝品，且间有以行作楷，可见北碑无行之论实谬矣！ ”王景芬甚至做出如下评断：“天下窟群皆以莫高、云冈、龙门为最，然二千余品中，可与元景相媲美者，亦寥寥而已。 ”在王景芬看来，即便是闻名天下的莫高、云冈之摩崖石刻，也远不及义县万佛堂的“太和碑”。 今天，我们看书读报，几乎每时每刻都会与端庄秀丽的“魏体字”不期而遇，我们的情感被这秀美的文字所感染，我们的思绪被这端雅的笔画所润滋，而这与我们的生活早已融为一体、拥有堂堂“中国气派”的魏体字，就来源于“魏碑”。“魏碑”也称“北碑”。北魏由拓跋鲜卑创立，统治中国北方长达一个多世纪，这一伟大王朝的书法成就影响了此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立国最久，因此这一时代的书法碑刻统称其为“魏碑”。魏碑体现了中国书法由隶书向楷书转换的“进化”过程，这一阶段书法进化史的里程碑，却不是世人传诵的“张猛龙碑”、“张玄碑”，而是尘封于万佛堂内、一度不为人识的北魏“太和碑”！ 这块“太和碑”不仅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成就，还有其深远的历史考证价值。据传，国外有学者曾对中国北方领土的“朝代归属”问题提出质疑，但当他看到“太和碑”的拓片后，看到碑刻中用秀丽的中国文字书写的朗朗上口的押韵骈文后，顿时哑口无言、立刻改弦易辙。 义县书法家关长江补齐残损“太和碑” 存于义县万佛堂的北魏“太和碑”堪称无价国宝，但在“太和碑”刻成至今长达15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太和碑”饱经风雨侵蚀及人为破坏，最初刻在石壁上的400余字，如今仅剩不到300字了，价值连城的“太和碑”成了一块残碑，即便目前存留的300多字碑文，未来能否保存下来，也是未知数。 为拯救国宝，今年65岁的义县书法家关长江先生耗费数年光阴，不仅将“太和碑”上消失的文字补齐，还依据碑文的字形、书写风格，重新誊写并凿刻出完整的“太和碑”碑文，这件稀世国宝的原貌终于重现人间！ 在关长江复原“太和碑”之前，“太和碑”有四块字数不等的拓片。第一块拓片诞生于1938年，拓片上共有310字，存于今义县大佛寺（奉国寺）；第二块拓片制作的时间更早，出现于1931年，拓片保留320字，保存在原义县大佛寺文物管理所所长邵福玉处；第三块拓片产生年代无考，保留字数较多，达350字，保存在原义县文化局局长靳洪林手中；第四块拓片据说很权威，但这块拓片却是日本人拓制的，保存在义县曹玉珊老师手中。万佛堂才文刚处长给记者看过这块拓片的复印件，据说这块拓片的市值至少3万元人民币！ 既然出自同一碑文，那么，为何“太和碑”四块拓片的字数存在出入呢？除了风雨侵蚀等自然因素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对此，书法界有这样一种解释：拓制者为标明自己拓片的唯一性与权威性，因此在拓制后，有意将“太和碑”上的字人为凿掉若干，而后继者也如法炮制，这就导致“太和碑”上的字越来越少。如今到万佛堂近距离观赏这块“太和碑”会发现，“太和碑”的碑面上有一些婴孩巴掌大小、类似“圆补丁”的怪异图形，怎么看都不像自然风化、雨水侵袭导致的，很可能是人为敲凿并事后掩饰留下的痕迹。 为补齐这块残碑，关长江从1996年到1999年，整整用了3年时间，查阅大量资料，才将碑文补全。关长江还自己掏钱将补全的碑文刻在精选的石料上，不达到自己最满意的程度，不得到业内行家的认可绝不罢休，刻坏的、废掉的石料不知有多少块。 由关长江补齐后的“太和碑”碑文有420字。为将缺漏的碑文准确无误地恢复，关长江查看了此前出现的各种“太和碑”拓片，详细查阅了《水经注》、《魏史》等南北朝时期的相关文献，还找来各种北魏时期的碑刻、墓志铭做参考，他的合作伙伴王涧泓先生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可以说，“太和碑”碑文能得以全貌恢复，是关长江、王涧泓两人精诚合作的结果。 对关长江复原的“太和碑”碑文，业内学者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对“太和碑”有如雪中送炭的有益抢救，是对北魏碑刻文化与书法艺术的一次积极弘扬！ 关长江自评这块全文“太和碑”时，认为只有一字存在商榷，“修复后的‘太和碑’的碑文中只有一个‘度’字，是否出自原文待考。这个字，依据碑文上下段落的含义，这个磨损掉的空字也可用‘悟’、‘达’、‘道’、‘致’等字替代，但‘太和碑’是弘扬佛法的，说到了人的‘生死’，那么‘生死’是‘悟’出来的还是‘度’化而来的呢？按古人的观念并结合上下文的脉络，我最终选择了‘度’。 ” 仅仅恢复碑文全貌尚且不够，还要刻出来，而刻碑的难度比“补文”的难度还要大。“太和碑”出自北魏时期的名家之手，刻碑工匠也功力精湛，关长江的碑刻能否达到古人的高度，这是对他的极大挑战。“‘太和碑’上的字特别难写，连我们义县的大书法家、与郭沫若齐名的康殷先生临摹这个碑文，都感叹‘临不出那个味儿’来。‘太和碑’中有的字写得特别小，但写得却非常漂亮，用书法术语讲是‘八面出锋’，就比如碑文里有好几个‘下’字，不仅写得好，刻得也好，无论是笔功还是刀功，都堪称极品！ ”关长江说。 因将“太和碑”残碑复原，关长江在业内声名鹊起，他也由此获得了“太和碑第一补碑人”的美誉。 “太和碑”是为孝文帝祈福增寿的祝文 “太和碑”全文有400多字，是一篇为北魏孝文帝祈福增寿的祝文。那么，身为当时营州刺史的元景为何要开凿万佛堂石窟，为何要为孝文帝写下这篇祈福祝文呢？ 据说这与一起皇室谋反案有关。元景原名拓跋景，鲜卑族，北魏河南郡人。当时，太子拓跋恂受贵族穆泰、陆睿、拓跋丕的蛊惑唆使，发动叛乱，欲阴谋弑父夺取皇位，被父亲孝文帝坚决镇压。平叛后，孝文帝处死了拓跋恂、穆泰等人，这期间有人告发元景与叛党是一丘之貉，在古代，谋反罪是灭门重罪，元景处境岌岌可危。 令元景庆幸的是，孝文帝是一代英主，他明察秋毫，深知元景是一位忠心不二的治世贤臣，不但未杀元景，反而加封元景为平东将军营州刺史，不仅如此，还对诬告元景之人处以腰斩极刑。孝文帝此举令元景感激涕零，为表忠心，元景亲赴洛阳礼聘曾设计过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著名高僧——北魏时期著名的石窟雕塑艺术家昙曜大师，来营州选址造建石窟寺，为孝文帝祈福。不过，石窟还未建成，孝文帝就因病去世了，元景的“孝心”遗憾落空。 有学者指出，这一说法纯属杜撰。元景当年与这起谋反案的确没有关系，但孝文帝也未给元景加官晋爵，反而抓住元景的一个过失，将他降职为“中大夫守常侍，夺禄一周”。也就是说，元景不仅未因祸得福，官职不降反升，反被降职罚俸。有人猜想，元景建造万佛堂、镌刻“太和碑”，没准是想拍孝文帝的马屁，缓和日趋紧张的君臣关系，以图官复原职东山再起。 还有学者认为，为皇帝祈福增寿的“太和碑”既不是大书法家孙绍的墨宝，亦非民间无名高人的杰作，而是擅长书法的元景的亲笔。元景撰文的政治动机品味不高，但其书法成就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他处心积虑讨好皇帝的谄谀之文却成了“元魏诸碑之极品”！可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 在万佛堂内，除“太和碑”外，还有一块“景明碑”，是大魏景明六年，当地汉族官吏韩贞开凿“私窟”后留下的《韩贞造像记》。虽然“景明碑”也属辽宁地面“最后的魏碑”，但其艺术价值却无法与“太和碑”相提并论。有说法称，建造万佛堂石窟的昙曜大师曾收韩贞为弟子，这一传闻已被专家驳斥为“无稽之谈”。 主任记者 张松万佛堂残碑拓片和关长江补齐的全碑拓片。 特约记者 何尧 摄 延伸阅读 守护“太和碑”责任与危机并存 现在很多辽宁人居然不知道地处义县的辽代奉国寺、尤其是距今1514年的北魏万佛堂，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有如北京人不知道八达岭长城、杭州人不知道西湖、苏州人不知道拙政园、贵州人不知道黄果树瀑布。万佛堂是无上国宝，而“太和碑”又是万佛堂的“掌上明珠”，守护这些国宝的人在寂寞中坚守，但心中的困惑却挥之不去。 万佛堂石窟是建在火山喷发岩与沉积岩上的，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这些松脆的岩石遭风吹日晒、雨水渗透，不断坍塌，很多塑像如今只在岩壁上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像“太和碑”这样的摩崖石刻，同样被风雨侵蚀，虽然万佛堂的管理人员现将“太和碑”用玻璃窗罩住，也只能是延缓这块珍贵碑刻的寿命，至于二三十年后，我们是否还能看到“太和碑”，能否看到万佛堂内那些雕刻得栩栩如生的精美塑像？都是未知数。 与自然破坏相比，人为的破坏更令人痛心。上世纪初，慕名而来的各路人等对“太和碑”反复锤拓，使此碑字迹愈发模糊；早年，万佛堂还未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前，有无知农民将万佛堂辟为住宅，生火做饭，将塑像顶端的莲花宝座与高悬地面的“太和碑”熏黑；重修万佛堂时，工人在“太和碑”上凿孔搭脚手架，造成“太和碑”的进一步损坏；如今还有人，为沾所谓的“风水”福气，居然将墓地建在万佛堂旁，而按国家规定，国家级文物遗迹周边500米范围内，是不允许存在任何私人建筑的。 万佛堂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万佛堂近20人的工作人员却不具有“国家财政编制”，从领导到导游、保安只能自筹资金养活自己，一年辛辛苦苦挣点钱，工作人员的工资、保险就占了一大半！ 保护万佛堂、养护“太和碑”，需要钱，需要一大笔钱！但钱从何来？没有拨款、缺乏关注，守护国宝的人们出于责任与道义选择坚持，但生存的艰辛与现实的困境却令“守宝之人”心忧未来、愁眉不展。 主任记者 张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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