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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继位后，一改雍正严酷之风，施政主张宽严相济。但对于贪污，乾隆却一直严加惩治。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的甘肃捐监冒赈案因贪污数量大、延续时间长、牵涉官员多、惩处罪犯严，被后人称为“清朝第一大贪污案”。 误用贪官，好事办坏 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以甘肃省土地贫瘠，时有灾荒，常需政府救济，奏请在甘肃实行捐纳，让无法考取功名而财力有余的人，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换取监生名号。捐纳之风从明清以来就一直盛行不衰。乾隆帝于四月十八日准勒尔谨之奏，并特意将“能事之藩司”王亶望调任甘肃布政使，负责捐监事宜。 王亶望赴任之后六个月，向乾隆帝报告了甘肃省的“捐纳”情况：目前已有19000余人前来捐纳，共收得粮食827500余石。看到奏折后，乾隆帝心有疑问：甘肃百姓向来贫穷，怎么会有近2万人前来捐监？开捐半年就收到粮食80多万石，年复一年，势必会无处存放，潮湿损坏，又该如何处置？不久甘肃回奏称，因为平定少数民族起义后，新疆与内陆的商品流通日益发达，商人们获利颇丰，甘肃为商民必经之地，所以报捐者很多。而甘肃省雨水稀少，连年大旱，需要大量的粮食赈济百姓，所收监粮正好用于赈济百姓。乾隆帝一时也找不到破绽，便批示：“尔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当可也。”乾隆帝没想到，王亶望所收“监粮”，竟全系纸上之数，仓库之中一粒未有；他所上报的“赈灾”粮食，也从未送到百姓手中。 骗局没有被揭穿，王亶望等人的贪欲愈来愈甚，上报的收捐数目也愈来愈多，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所上报的“粮食”已多达600多万石，是甘肃省全年赋税的7到8倍。报捐人数和所收粮食数，不仅在甘肃省是空前的，就是在全国也名列榜首。同时，三年内甘肃省所奏报的“赈灾粮食”发放数额也多达600多万石。因为捐监有功，王亶望被提升为浙江巡抚。四十五年（1780）春，乾隆帝下江南，王亶望投其所好，竭力逢迎，大肆铺张，得到了好大喜功的乾隆帝的欢心，乾隆帝还赏赐王亶望之母御书匾额，以及大缎两匹和貂皮4张。此时的王亶望，官居从二品，是独领一方的封疆大臣，踌躇满志。 因雨生疑，顺藤摸瓜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甘肃河州发生回民苏四十三起义，乾隆帝派最为亲信的大臣阿桂前往平定。阿桂在上报军情的奏章中，多次提到由于当地雨水太多，官兵推进困难。乾隆帝回想过去甘肃的灾情报告总是“连年干旱”，不禁疑心大起：“该省向来年年报旱，何以今年雨水独多？此中有无蒙弊？”他觉察到甘肃年年报旱可能有诈，于是命阿桂等人仔细查办。 阿桂很快就查明，王亶望等人的“捐纳”，所收的不是粮食，而是银子。乾隆帝随即命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查讯在浙江家中丁忧（旧称遭父母之丧）的王亶望，又命接替王亶望出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呈报捐纳私收折色（中国历史上对原定赋税征收之财物称本色，改征其他财物称折色，清代折色专指银两）的情况。六月初，王廷赞上疏辩称，自己到任后，原不许折色，因无人报捐，只得照旧章办理；又担心粮价不一，所以统一规定，报捐者以55两为准。 六月初十日，乾隆帝指出，甘肃开捐，原本是为收粮济赈，自应收取本色，岂能公然核定折收价格？如此重大之事，为何甘肃各级官员从无一人对朝廷提及？况且，所定55两银子的价格，表明该省的粮价并不算高，粮源充足，又何必赈济？三天后，陈辉祖报告说，王亶望承认在办捐过程中，确实听说过有折色一事，并曾就此事责备过属下，但考虑到收银后可以补购粮食，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乾隆帝不相信这种辩解。又过了四天，因阿桂再报“连遇阴雨”，无法采取军事行动，乾隆帝连下几道谕旨断言：“甘省如此多雨，而历年来俱称被旱，可见冒赈是假，贪污是实。”他指令阿桂一定要追查到底，务必水落石出。 到七月初，阿桂将王亶望等人在甘肃省折收捐纳、冒销赈粮等违法乱纪事实，查明上报。乾隆帝于七月三十日上谕对案情做了概括：王亶望上下其手，公然征收折色；勒尔谨竟如木偶，毫无见闻。王亶望又依靠兰州府知府蒋全迪，胡乱编造全省各地的旱灾情况，报销冒领，下面的地方官更是上行下效，串通一气，肆无忌惮，所以造成了如此重大的贪污案件。 集体作案，怵目惊心 王亶望等人所收的捐纳银两和贪贿，已经无从知晓具体数额，但可以肯定，数目必然非常巨大。按王亶望所说的收捐800余万石，则共有捐生18万余人，以每名55两计，所收的银子应该有1000多万两，而这1000万两银子，最后全部消失在“赈灾”活动中，也就是说，全部被这帮“蛀虫”侵吞了。其贪污数量之巨，堪称清朝之最。浙江查抄王亶望家产时，虽然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私自侵占不少，但上报的数字仍高达300万两。 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乾隆帝上谕将王亶望立即正法，勒尔谨自尽，王廷赞绞监候。八月十八日，乾隆帝又对其他涉案官员做出处理：贪污在2万两白银以上者，立即正法；2万两以下者拟斩监候；1万两以下各犯亦斩监候，并随时请旨定夺。通计甘肃官员，前后赴刑场正法的多达56人，而以后又陆续免死流放的则有46人之多。 甘肃省当时共有直隶州6个，直隶厅1个，州6个，厅8个，县47个，而最后被追查出来的贪官即达100余人，其中县官63人，知州5人，同知3人，通判5人，县丞2人。经过此番审理，甘肃省的官员几乎“为之一空”。而且这还只是指贪污数量在1000两银子以上的人，如果贪污数额划定不是以千两为底线，细查下去，涉贪人员必定更多。 这种上至总督，下至州县衙役，全省官员几“无不染指”的大规模集体作案，在清朝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而一次就斩杀、绞决、流放如此多的贪官，更是闻所未闻。回想到“内外大臣，皆知而不举”，以致形成如此贪污巨案，也使得乾隆帝“思之实为寒心”，不得不当即停止了甘肃和陕西的捐监之事。 案中有案，又揪贪官 王亶望的家产被查抄后，由浙江运解京城。乾隆帝亲往验收，发现所交物品大多平淡无奇，与这位大贪污犯的身份很不协调。九月初七日，乾隆帝再次派大学士阿桂和户部右侍郎福长安前往清查，同时还要陈辉祖也来参与对此案的审理，他深信“陈辉祖深受朕恩，必不肯同流合污”。 没过几天，在接见浙江盐道陈淮时，乾隆帝才得知查抄王亶望之财产时，浙江官府曾有公然以黄金换白银的情况。乾隆帝感到此举绝非抄家的兵丁营私舞弊所为，怀疑与陈辉祖有直接关系，于是命将陈辉祖革职审查。 十月下旬，阿桂等人通过陈辉祖的家人刘大昌等供词得知，陈辉祖曾偷换过玉器字画等，兑换黄金800两。接着，署河东河道总督何裕成也报告乾隆帝，陈辉祖曾给其妻舅送银3万两，“令开典铺生息”，又在去年十月份，送来杂色金子1000余两，要他兑换银子，并叮嘱他“勿向人言”。 王亶望案中之案终于暴露。十二月初二，乾隆帝对陈辉祖一伙做出处理决定：陈辉祖斩监候，秋后处决（次年因又查明其亏空仓谷银钱多达130余万，“令其自尽”）；布政使国栋、知府王士瀚、杨仁誉，通同作弊，从中分肥，均判为斩监候；知县杨先仪、张翥直接经手其事，却不闻不问，发配新疆充当苦差；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陈淮对此事毫无察觉，著革职并发往河工效力赎罪。 至此，历时十年的甘肃捐监冒赈案在乾隆帝直接过问下才最终宣告结束。然而，该案也暴露出乾隆朝在用人和赈灾等制度上存在的弊端和漏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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