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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不仅不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罪魁祸首，而且还对停止“大清洗”起了积极作用。提出许多改革主张。除了大赦和平反之外，贝利亚还提出其他许多改革主张。所以有人说,贝利亚在苏联历史上有权被称为“改革的先驱者”。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9.1 贝利亚曾经是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长期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内务部长的要职，手中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是苏联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重要人物。贝利亚还曾领导苏联原子能委员会，为成功研制原子弹做出巨大贡献，因此获得列宁勋章和一等斯大林奖金，被称为“ 苏联原子弹之父”。但在1953年6月下旬，苏联当局突然逮捕并处决了贝利亚（时年54岁），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贝利亚事件”。此后，贝利亚被说成是“为外国资本利益”服务的“叛徒”和“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后来透露的消息，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的解密文件说明，贝利亚在苏联历史上是有功有过的，绝非一无是处。最近几年国内翻译出版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元帅和总书记》和《我的父亲贝利亚》等著作，已对贝利亚的生平作出客观评价，认为贝利亚“是一位遭到诽谤和被不公正地描绘成血腥恶魔的政治家”。而在我们国内，一些学者至今仍然固守过去的观念，全盘否定贝利亚，指责他“坏事干尽，杀人如麻”。这种说法，显然言过其实，应该予以纠正。这里，笔者仅叙述有关贝利亚其人的三个重要问题。 贝利亚和“大清洗” 苏联官方当年说，贝利亚要对苏联历史上的大规模镇压负主要责任。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谈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时说：“在捏造种种卑鄙可耻事件的时候，起着最卑鄙作用的是贝利亚，他是受斯大林信任的一个党的凶恶敌人”、“这个坏蛋是踏着无数尸体走在梯子上步步上升的”。苏共中央1956年6月30日《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说：在贝利亚“窃取了国家保安机关的领导地位之后”，“苏维埃法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这样，就把苏联“大清洗”的罪责主要加在贝利亚头上。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众所周知，苏联负责肃反的内务（保安）机关，先后更换了好几任领导人。最早是捷尔任斯基，1934－1936年是雅哥达，1936－1938年是叶若夫，1938年12月以后才是贝利亚。而苏联的“大清洗”运动，主要发生在30年代中期，尤其是1936－1938年，即雅哥达和叶若夫的任期之内。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也说：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以后，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大规模镇压和残酷行动就开始了 ”；“1936年以后，大规模镇压行动发展到可怕的程度”，“被捕的人数增加到十倍之多”；“就1937年的卑劣手段而言，叶若夫应受谴责”。可见，“大清洗”的高潮并不是发生在贝利亚的任期之内。 贝利亚是1938年7月被任命为叶若夫的副手，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的。同年12月，他才取代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如果说，叶若夫取代雅哥达标志着“大清洗”运动空前加剧的话，那么，贝利亚取代叶若夫却预示着“大清洗”运动开始刹车。事实是，贝利亚在缓和“大清洗”运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大量逮捕的浪潮在1939年开始后退。”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此作了具体描述，说贝利亚从格鲁吉亚调到莫斯科，在内务机关任职之后，常对他（赫鲁晓夫）说：“这里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正在到处抓人和关人，甚至包括一些省委书记。整个事情搞得太过头了。我们必须及早停止它，免得太迟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还说：1939年2月，联共（布）中央召开全会，“讨论一个谴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过火行为和滥用职权的决议案。过去三年来一直盛行着的恐怖得以有所缓和，一般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贝利亚的影响。人们得出结论，认为贝利亚在接任人民委员后曾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做法进行过一次调查，然后说服了斯大林，请他批准一系列建议”。也就是说，贝利亚上任后，“大清洗”运动开始刹车了。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崔继新 王正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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