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山去吴城才百里,屡欲游,未果。辛丑秋,将之江阴,舟行山下,望剑门入云际,未及登。丙午春,复如江阴,泊舟山麓,入吾谷,榜人诡云:“距剑门二十里。”仍未及登。 壬子正月八日,偕张子少弋、叶生中理往游,宿陶氏。明晨,天欲雨,客无意往,余已治筇屐,不能阻。自城北沿缘六七里,入破山寺,唐常建咏诗处,今潭名空心,取诗中意也。遂从破龙涧而上,山脉怒坼,赭石纵横,神物爪角痕,时隐时露。相传龙与神斗,龙不胜,破其山而去。说近荒惑,然有迹象,似可信。行四五里,层折而度,越峦岭,跻蹬道,遂陟椒极。有土坯磈礧,疑古时冢,然无碑碣志谁某。升望海墩,东向凝睇。是时云光黯甚,迷漫一色,莫辨瀛海。顷之,雨至,山有古寺可驻足,得少休憩。雨歇,取径而南,益露奇境:龈腭摩天,崭绝中断,两崖相嵌,如关斯劈,如刃斯立,是为剑门。以剑州、大剑、小剑拟之,肖其形也。侧足延,不忍舍去。遇山僧,更问名胜处。僧指南为太公石室;南而西为招真宫,为读书台;西北为拂水岩,水下奔如虹,颓风逆施,倒跃而上,上拂数十丈,又西有三杳石、石城、石门,山后有石洞通海,时潜海物,人莫能名。余识其言,欲问道往游,而云之飞浮浮,风之来冽冽,时雨飘洒,沾衣湿裘,而余与客难暂留矣。少霁,自山之面下,困惫而归。自是春阴连旬,不能更游。 噫嘻!虞山近在百里,两经其下,为践游屐。今之其地矣,又稍识面目,而幽邃窈窕,俱未探历。心甚怏怏。然天下之境,涉而即得,得而辄尽者,始焉欣欣,继焉索索,欲求余味,而了不可得,而得之甚艰,且得半而止者,转使人有无穷之思也。呜呼!岂独寻山也哉! 虞山周围有许多风景名胜,如唐代常建咏诗的破山寺,其中有空心潭;破龙涧再向上则“山脉怒坼,赭石纵横,神物爪角痕,时隐时露”。看来是景象奇特,以至有人说是“龙与神斗,龙不胜,破其山而去”。向南走,就见“两崖相嵌,如关斯劈,如刃斯立”的剑门。附近胜迹渐多有太公石室、招真宫、读书台、拂水岩,还有三杳石、石城、石门等不一而足,难怪作者感叹“噫嘻!虞山近在百里,……而幽邃窈窕,俱未探历。心甚怏怏”。虞山胜迹确实多,只是缺陷是江南多下雨,不过亦别有一番情趣。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乾隆四年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叶燮门人。论诗主格调,拘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诗多歌功颂德之作,少数篇章也反映民间疾苦。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又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其文类诗,多拟古之作,有台阁体之风。所作山水小品,匠心独具,不乏佳制。 沈德潜(1673~1769 ),清代诗人,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沈德潜早年家贫,从23岁起继承父业,以授徒教馆为生,过了40余年的教馆生涯。尽管处境并不如意,但他并未弃学,在奔波生活之余,勤奋读书,十六岁前已通读《左传》、《韩非子》、《尉缭子》等书。他早年师从叶横山学诗,不久即以诗文名世,曾自谓深得叶燮诗学大义,所谓“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其自负可见一斑。 沈德潜热衷于功名,但就是这样一个满腹才学的读书人,竟然科举屡不中,正如其四十岁所作《寓中遇母难日》中自表:“真觉光阴如过客,可堪四十竟无闻,中宵孤馆听残雨,远道佳人合暮云。”凄清之意和不甘寂寞的心情溢于言表。从22岁参加乡试起,他总共参加科举考试十七次,最终在乾隆四年(1739年)才中进士,时年六十七岁,从此跻身官宦,备享乾隆荣宠。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77岁辞官归里。在朝期间,他的诗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并论及历代诗的源流升降。沈德潜这种受到皇帝“隆遇”的特殊地位,使他的诗论和作品,风靡一时,影响甚大。 沈德潜对于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诗选和诗论,其所选各种诗选,保存较丰富的篇章,流传颇广,到今天还有参考价值。《古诗源》收录了不少古代民歌,在当时颇难能可贵。选本中的评语,在品鉴诗歌艺术方面,有一些精辟见解。 沈德潜的诗论 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的影响,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他论诗的宗旨,主要见于所著《说诗晬语》和他所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后名《清诗别裁集》)等书的序和凡例。 沈德潜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说诗晬语》开头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同时提倡“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说诗晬语》卷上),鼓吹儒家传统“诗教”。 在艺术风格上,他讲究“格调”,所以他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 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诗晬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明代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 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说诗晬语》第一节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他也讲“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却提出必须是“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如果“动作温柔乡语”,则“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见《国朝诗别裁集·凡例》)。所以,按“诗教”的标准衡量,唐诗已经不行了。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还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因而沈氏的论调,和桐城派古文家虽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时却认为他们的思想仍不够纯正,还须追溯到儒家经典的态度非常相似。在诗歌的风格上,沈德潜把“温柔敦厚”的原则和“蕴藉”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主张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 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同前) 沈德潜的诗歌和其他著作 沈德潜的诗现存2300多首,有很多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作。《制府来》、《晓经平江路》、《后凿冰行》等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但又常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说教内容,如《观刈稻了有述》,一方面反映天灾为患,民生涂炭的情景:“今夏江北旱,千里成焦土。荑稗不结实,村落虚烟火。天都遭大水,裂土腾长蛟。井邑半湮没,云何应征徭?”另方面却又劝百姓要安贫乐道:“吾生营衣食,而要贵知足。苟免馁与寒,过此奚所欲。”因此多缺乏鲜明生动的气息。近体诗中有一些作品如《吴山怀古》、《月夜渡江》、《夏日述感》等,尚清新可诵,有一定功力。 沈德潜的著作,除上述各选本外,有《沈归愚诗文全集》(乾隆刻本),包括自订《年谱》 1卷、《归愚诗钞》14卷、《归愚诗钞馀集》 6卷、《竹啸轩诗钞》18卷、《矢音集》4卷、《黄山游草》1卷、《归愚文钞》12卷、《归愚文续》12卷、《说诗□语》 2卷、《浙江省通志图说》1卷、《南巡诗》1卷等。 天子故人沈德潜 人家都说寿则多辱,但沈德潜是个例外,他不寿则多辱,寿则多荣。他家五代不仕,父母早逝,衣食不周;从青丝考到白发丛生,流年皆不利,连考17次,名字都在孙山外,四十岁时写诗道:“真觉光阴如过客,可堪四十竟无闻。”何止四十,到了六十,依然不得一中。不过他痴心不改,“还思假我年,勿使终无闻。”也许真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吧,六十六岁高龄的“沈老”一举夺魁,点中翰林院庶吉士。 一朝得中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栖。自称爱才如爱子的乾隆皇帝看到了白发苍苍的“沈老”,怜才之心顿起,挽着其手,穿行于翰林院里,共相唱和。在乾隆的算盘里,豢养着一个沈德潜是特别合算的事情,一可谓敬老,二可谓惜才。会引领多少人活到老,学到老,考试到老啊。夏天,两人唱和《消夏诗十首》,冬天,两人围炉对话,切磋诗艺。沈老为父母乞诰命,乾隆二话不说,即命给三代封典,并赐诗曰:“我爱德潜德,淳风挹古初。”皇帝题词就不得了,何况还特地写诗相赠呢,在当时,这就引起“文艺界”大震动了,当时歌咏其事的不知凡几。 乾隆给了沈德潜极高的礼遇,官职由少詹事升詹事,再升值书房副总裁,八十多岁退休以后,还封给礼部尚书衔,甚至到了九十岁还晋阶为太子太傅、太子太师;而且沈德潜年老归乡后,乾隆多次下江南,几乎每次都要他来陪护,都要唱和几首诗。乾隆十六年,乾隆游幸江南,沈德潜赶到清江浦迎驾,乾隆赐诗曰:“玉皇案吏今烟客,天子门生更故人。”这简直是光荣到极致了,文人做到这程度,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罢。 但是,皇权之下,也许做“门生”可,真的能够做皇帝的“故人”吗?沈德潜编了一部《国朝诗别裁》,当然是“盛世”之“颂歌”,并将此敬献给乾隆,不料,这回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别裁》将钱谦益列为集中之首,乾隆大为光火。本来呢,钱谦益投归了大清,算是自己人,但乾隆敬“英雄”不敬“叛徒”。沈德潜没有摸透乾隆心思,纯粹从“艺术”出发,没有“政治标准”,把钱某也列了进去,引得乾隆大骂他是“老而耄荒”! 后来,沈德潜又卷入已故举人徐述夔的“文字狱”中。事情是这样的:徐某与“沈老”是老朋友,徐氏写有《一柱楼诗集》,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反动口号”,被人告发,乾隆把这事当政治案子查处,查到了沈德潜脑壳上,因他的“故人”为徐氏做了“传记”,这下乾隆老羞成怒,大骂他“昧良负恩”,“卑污无耻”。乾隆于是决定把原先封给沈德潜的所有荣誉全部“追回”,而此时的“沈老”已经入土多年,怎么办?鞭尸吧,乾隆命人把沈德潜的坟墓铲平了。 皇帝与文人能够做朋友吗?沈老虽得高龄,但也算是死得早!要不,再活几年试试,看会不会被抽筋剥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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