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人才成长是我国当代振兴中医事业中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我想根据自己从医五十余年短暂岁月中的体会，谈谈这个问题，并希望引起讨论。
一、中医人才必须谙熟《内经》医理
中医界有些人主张废医存药，否定《内经》医理，我是不主张这种见解的。《内经》体现了二千多年前我国医学及医学思维方面的巨大成就。迄今还为国外学者所赞扬。我国历代很多大医家如张仲景、孙思邈、金元四大家、张景岳、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是在《内经》医理的指导下取得医学成就的。我在早年学医之前，就对张景岳的《类经》产生过兴趣。到了中年时代，已陆续圈读过《黄帝内经素问》四种（如王冰注素问，马玄莹注、张隐庵集注等），《太素内经》二部，《张景岳类经》三部。直到年过八十，我还想重复温习《内经》文献，因为它是中医临床工作的指导原则。
中医无论是诊治外感急性病，还是调治慢性病，都不应该违背《内经》中反复强调的整体性原则，不能囿于对某些局部临床症状的感性认识。有了对疾病的整体性认识，治病就能求其本，就能效若捊鼓。如四十年代，我在重庆曾诊治二例假热真寒的急性病，因诊断是根据《内经》的整体性原则，治疗是根据《内经》的从治（反佐疗法）法则，结果使病人转危为安（见《邹云翔医案选》303—305页）。在肾病的诊治方面，也必须牢牢地抓住《内经》中所强调的整体性诊治原则，一般医生在肾病诊治过程中常常容易受西医局部论概念的影响（国内有人从医学心理学角度研究，称这种影响为“西医对中医的负迁移”），习惯着眼于病人尿液排泄不畅之类的肾脏局部功能上去认识其病理，由此也只好局限在利尿消肿的治标方面去设计治疗方案和处方用药。这样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顾局部认识而专事治标，既体现不出中医在临床方面的特色，在实际上也往往很难得到佳效。四十年代，我诊治一位严重肾病水肿患者时，主要着眼于病人整体性方面的气阳衰惫，脾运失司之病理状态，从而运用充气行水，健脾渗利，温阳化气的标本兼顾之法，结果取得良效（见《邹云翔医案选》20—21页）。
在中医临床工作中，还必须重视《内经》中的多因素致病理论，因为病人实际上是生活在致病的多方面因素的开放性环境之中的，所以临床医生必须要从这个基本实际出发，研究与病人有关的气候、地理，社会环境等致病因素，要重视病人的饮食习惯和情绪状态。
目下，不少中医临床医师不重视对《内经》医理的学习和研究，有些中医院校也不把《内经》作为重点教材来进行教学。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现象，是不利于中医人才成长的。我最近在江苏省中医多学科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上也发言呼吁了这个问题。今后我还要不断呼吁这个问题，希望重视张仲景提出过的“勤求古训”原则。
二、中医人才必须从临床实际出发，博采众长
东汉张仲景不仅强调“勤求古训”，而且还要求“博采众长”，这确是历代中医人才成长的又一规律。我昔年常向学生们指出医家不应囿于流派而束缚思想，只要切合临床实际的中医流派，都要学习。五十多年来，我比较重视如下一些医家学说。
（一）调理疾病须重视和缓。“和缓”是孟河名医费伯雄医道的主要特色。他在《医醇胜义·序》中曾说：“夫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是即和法也，缓治也。毒药治病去其五，良药治病去其七，亦即和法也，缓治也。天下无神奇之法，祗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否则眩异标新，用违其度，欲求近效，反速危亡，不和不缓故也”。疾病的调理主要依靠患者对自身阴阳平衡系统的调节能力，用药乃是所谓四两拨千斤。从这个意义上看费氏的和缓学说很有临床参考价值。
（二）临症须重视后天脾胃。重视后天脾胃为生化之源的医学原则在金元时代李东垣的学说中极其明显，世称其为脾胃派，影响医坛约有七百年之久。东垣老人很重视饮食劳倦对脾胃的损伤，反对“饮食自倍”和“劳倦气耗”，这些学说都是很切合临床实际的，尤其是在目下社会的饮食系统状况之下（夏多冷饮、冬多水果等），东垣的学说更加值得重视。
（三）王清任的益气化瘀法。清代王清任写过一本并不很厚的《医林改错》。实际上，《医林改错》主要是二个方面的内容。前一方面是王清任关于人体解剖研究方面的意见，后一方面是他的诊疗经验。而王清任诊疗经验的主要特点是益气化瘀大刀阔斧。如其补阳还五汤中黄芪用至四两，活血化瘀药也随之常用。此实是王氏在临床上的独到之处，应该认真向他学习。尽管他关于人体解剖方面的意见并不一定可取，但不能因此而抹杀他的临床经验。
（四）朱丹溪的经验。朱丹溪的主要临床经验有清理湿热相火和疏解六郁（气郁、血郁、热郁、痰郁、湿郁和食郁）等。前者在肾病阴虚者多可取法。后者关于六郁证治的临床经验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气郁者香附为君，血郁者川穹为君，热郁者山栀为君，湿郁者苍术为君，痰郁者菖蒲为君，食郁者神曲为君”。
（五）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当代中医应该研究和诊治西医看不好的病，从而发扬中医在临床上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考虑则中医的温阳派的临床经验和学说很值得我们重视。我四十年代在重庆补一老先处学习了使用温药的临床经验后，逐渐对此有了较深的体会。如1977年6月，我治一外感热病即“宗李东垣甘温除热法治之”而“药后热退”，疗效显著（见《邹云翔医案选》282—283页）。
（六）治杂感宜重视扶正疏和之法。古代喻嘉言曾介绍过他治疗杂感（虚人外感）的临床经验：“今人外感病兼内伤者居多，用药全要分别。如七分外感，三分内伤，则治外感药中，宜用缓剂、小剂及姜、枣和中为引，庶无大动正气汗血等累。若七分内伤，三分外感，则用药全以内伤为主，盖内伤之人，才有些微外感，即时发病，不似壮盛之人，必所感深重，其病乃发也。”这是很值得重视的经验之谈。四十年代，我曾留意学习擅长杂感病治疗的张简斋老先生在这方面的医疗经验，发现与喻嘉言的经验似有共同之处。日后我在大量杂感病证治过程中对此体会弥深（见《邹云翔医案选》）。
（七）重视历代医案的学习和研究。历代医案是历代医家的临床思维、治法等临床诊疗经验的实际记录，其中包含很多医家们的独到经验，如叶天士医案中治急黄用银花，赵海仙医案中用冬虫夏草等都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宝贵经验，应该从中吸取营养。五十多年来，我曾认真学习和研究过《叶案存真》、《洄溪医集》、《三家医案》、《四家医案》、《问斋医略问答》、《张聿青医案》、《杏轩医案》等二三十种医案（还有五六种秘本医案）。
（八）重视本草药物学的挖掘研究。本草药物学不仅是历代医家在自然药物研究方面的总结，而且也包含他们在方药治疗方面的很多独到经验和发现，为中医有效地对症下药施治提供了药物基础，历代医家一般都不忽视这方面的研究。五十余年来，我研究过五六种《神农本草经》，圈阅过多次《本草备要》、《本草纲目拾遗》、《本草求真》等本草书。四十年代初，重庆流行大脑炎。当时我通过比较，发现本草书中记载的我国云南天竹黄具有特效作用，后在整体辨证的基础上用此药曾治愈过二三十例大脑炎病人。五十年代，我又根据《本草纲目拾遗》中的记载，确认冬虫夏草有较强的抗痨作用，从而应用于肾结核病的治疗中取得了佳效。
总之，我认为中医人才成长的过程好象是蜜蜂采集百花之精英一样的艰苦劳动过程，要吸取历代各家之长，为实际临床服务。
三、中医人才必须具有发展中医的思想
一切习惯于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的人是不愿意抱残守缺和墨守陈规的。中医人才也必须着眼于当代中医的现实状况而具有发展中医的思想。
人们都称我为肾病专家，但我并不认为自己在中医肾病研究和治疗水平方面已达到可以满足了的顶峰。事实上，当代在中医肾病研究中已存在着四十年代所没有的新课题。如肾病的激素（强的松等）治疗毒副作用问题，肾病的抗菌素治疗毒副作用问题等。这些新课题都必须研究，以使更多的肾病患者免受病难的严重折磨。六十年代末，南京颜守民教授与我同诊，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请教西医泌尿系统研究方面的知识，在其启发下，我悟出了用中医疏泄法证治肾病的激素治疗毒副作用病症。通过临床实践证明，此法有效（见《邹云翔医案选》37—40页）。在肾病治疗方面，我又在研究现代医学病理学说的基础上，悟出了肾性高血压病可在中医整体辨证用药的基础上酌用塞血化瘀药的道理。
近三十年来，我很重视现代的病毒学说的进展。我认为病毒所致的疾病（多为西医无特效治疗者）的研究中有二点值得重视，一是扶正祛邪问题，另一是要重视六淫病毒学说的研究。我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成百上千种病毒的生存环境，，六者的盛衰与组合，犹如《周易》八卦组合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便能使千百种生存在人体不同部位的病毒种类出现相应的盛衰。在临床上，中药苍术（以江苏茅山产者为最佳）对湿邪的控制作用则很可能与它具有控制这一类病毒有关。看来，从六淫方面研究病毒不失为是一条中医系统研究病毒的途径，有些可喜苗头已为现代科学所证实。
由此看来，我反对废医存药的思想，但并不反对吸收研究现代医学中的学问。但事实上，中医的发展光靠吸收现代医学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从我对六淫病毒学说的初步探索，已认识到中医天人相应学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要发掘中医天人相应学说，看来必须走中医多学科研究这条道路。1979年我曾拟给家孙一个研究《内经》的提纲：天文学，气象学，音韵学，训诂学，哲学，心理学……
一年后，他根据这个提纲构思出一篇论文《论多学科范围研究<内经>》，后我作了增删，认为中医多学科研究是一条振兴中医的可行之路。1984年春天，江苏盐城举办了中医多学科研究讲习班，我很乐意为他们出的《中医多学科研究》论文集题字，我衷心希望这个事业兴旺发达。
四、结语
我已年近九旬，我希望中医界人才不断涌现，加速振兴中医的步伐，为此我将五十余年中医临床过程中的体会提供给中医界同道们参考。（邹伟俊整理）
